当代大众通俗文学研究的历时演进与学术建构

日期：2021-03-25 10:48

这是看似容易实则具有相当难度的一个话题，也是至今虽趋松缓但仍存碰撞的一个问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歧义，我想先从概念说起。何为大众文学?大众文学这个词历来众说纷纭，最近一二十年来，海外唐小兵等“新解读”的涉足，将延安以来的“工农兵文学”纳入其中，提出了通俗文学、大(群)众文学、民间文学三个概念，它在将问题充分打开的同时，其实也将“它们各自根本的意识形态性”忽略了，说明的问题反而不多。1有感于此，也是基于对中国当代大众文学的认识和理解，我更倾向于认同并采用邵燕君的概念，这就是赋予“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有人译为“通俗文化”)如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一是指前工业社会中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popular一词本身有“民间”“民众”“草根”的含义。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大众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型，其间来自民众自身的因素越来越少，而日益成为与大工业标准化生产方式紧密结合的、以获取利益为惟一动机的消费性商品文化。2需要补充的是，本文所说的大众文学似乎又逸出了上述含义，故不妨勉为其难地将其称为“大众通俗文学”。3

当然，对于当代大众通俗文学来说，更为复杂也更为重要的还是在历史化的过程中，人们因彼此立场、观点、方法的差异，而对同样的文学事实形成的不同的评价。毫无疑问，大众通俗文学历史化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恒定统一的标准。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任性而为。作为一种带有盘点和衡估性质的研究，人们对之总需有一个大体的界限和规则。以我个人的理解，在这里，至少有这样三点可以提出来，并不妨在认知场域上达成共识，作为对话的基础，这就是：一、首先得认同大众通俗文学在“三元一体”文学中的独立性，它有自己的功能价值和属性特点，并给予平等的相待和应有的尊重。二、其有关的评判和衡估应努力反映和体现在螺旋式阶梯上人类认知的高位，而不可以也不应该宣扬陈旧落后或历史虚无或游戏人生的思想观念。三、无论对对象做怎样的褒贬臧否，都应对之抱一份“了解之同情”(陈寅恪语)的态度，而不是对其做逻辑演绎的、非历史的、单维线性的评价。这也说明，大众通俗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不仅有层次与境界的区别，而且亦是有底线原则的。这一点，对于以娱乐消遣为要的通俗文类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上述种种，就构成了本文写作的前提和基础。

一、历时演进轨迹与“逆向”传播态势

作为当代文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通俗文学批评和研究一直存在，如果往前追溯，其实它在清末民初就已萌发，并从那时开始一直以种种不同方式存在并演化着。但真正被知识界、学术界所关注，形成带有思潮性质的一种学术建构活动，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此前，由于各种原因，当代大众通俗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就其整体而言是相当薄弱的，地位和成就都不高，甚至拿不出一本像样的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著作来。所谓的历史化，基本还是继续沿用新文学曾经用过的批判姿态给予排斥和指认，于是，它就不期而然地被笼罩在新文学的巨大身影下，失去了主体的独立性，其知识谱系蜕变成了一个相当负面的清单。新文学在初创时期为抢夺话语权，对大众文学“痛加贬斥”,尚可理解。但这合历史却不合逻辑。理性的态度应该是，在取得了话语权以后需要及时进行调整。当代文学的问题在于，囿于对文学功能的狭隘理解，在取得了绝对话语权以后不但没有随时应势地进行调整，反而进一步将其当作封建落后的文学，加大了对之的批判力度。尽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作协召开过两次有关大众通俗文学的座谈会、讨论会，赵树理以及茅盾、胡愈之、叶圣陶等具有一定话语权的著名作家或文坛学界领导曾给予调节或干预，但限于当时的形势也无助于改变整体格局，大众通俗文学在小有起伏的情况下最终在60年代走向式微。大众通俗文学“使一个人的感情低级，无聊，空洞，庸俗”,“这一类小说的作者是没有出路的。现在北京这样的‘文人’不少，他们如果不好好从思想上改造，他们如果还以为可以麻醉些读者，可以混饭吃，那简直是幻想。因为小市民也在进步，在新的国家里，凡是起腐蚀作用的东西，是不能生存下去的。”4丁玲19494年在青年文艺座谈会上所说的上述这番话，可以视为那个时代对大众通俗文学所做的带有权威性的结论。当然，它也为后来新时期大众通俗文学修复做了有力的铺垫。

体现这种修复的标志性事件有二：一是1994年10月，严家炎在金庸受聘北大教授典礼上高度赞扬金庸武侠小说，将其艺术实践称作“一场静悄悄进行着的文学革命”。5二是同样是在1994年，王一川等在其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把金庸列为文学大师。这标志着当代文学在初步解决了自己的主体独立身份之后，开始将思维触角转向五四以迄于今尚未解决的雅文学“独尊”的老大难问题，正式拉开了大众通俗文学独立及其历史化、经典化的序幕。“重排文学大师”因牵涉到茅盾，将其“拉下马”降格处理，一贬一褒，所以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它对当时学界产生的震撼可以想见。不过，王一川毕竟是四十不到的年轻老师，“极端”“出格”一点，人们也许可以理解或谅解。而严家炎作为饮誉学界的前辈，又是北大的名教授，情况就不一样了，所以，引起的争议就更大，也招来更为激烈的批评。有意思的是，严家炎的这种观念，得到了较他年轻或更年轻的钱理群、陈平原、孔庆东等北大同事的支持，在此前后，他们都出版或发表了意见相似或完全一致的著述，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很高评价。6在中国文学里，雅俗之分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文类与体裁区别，同时还涵盖艺术趣味和品位。正如钱理群指出的，“金庸之争”实际上就是“雅俗之争”,它的背后隐含了北大的传统，让我们从中看到陈旧的文学史观还在文坛和学界产生着很大影响。他认为，五四新文学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不再将雅俗对峙起来，而将雅俗之间的互相制约、互相影响视为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现在一些人仍旧盲目地鄙视大众通俗文学，实际上是文学观念的倒退。他特别强调，“率先发现民间文学的意义，肯定其文学史价值，本来就是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北大会成为金庸研究的‘重镇’”。7正因此，面对各种质疑和压力，严家炎及其北大团队不为所动，继续执着地发声。严家炎还以北大中文系前系主任的身份，公开为本科生开设“金庸小说研究”选修课，8并将对金庸及其大众通俗文学的热情推许及其雅俗互动合一的观念，具体落实在他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为当代大众通俗文学研究历史化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当代文学领域雅文学“独尊”的思维理念开始出现了松动和调整，被五四强行断裂和压抑的大众通俗文学娱人和自娱知识谱系及其属性特点开始凸现出来。它与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的大众文化理论、柏格森的生命意志、马歇尔·麦克罗汉的媒介理论、约翰·费斯克的粉丝理论、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本·雅明的机械复制理论，连同20世纪30年代用来指认海派、鸳鸯蝴蝶派的理论夹杂在一起，开始进入了学人的视域，成为他们尤其是研究生们艺术评判及其历史化的重要概念。如今人们对之所做的有关“言情小说的缠绵悱恻，武侠小说的悬念与峰回路转，侦探、推理小说的布疑阵、拴扣子、抖包袱”9的概括，有关“语言表达的重复性、惯用语，形象塑造的人物单纯、好坏分明，结构上的‘悬念—反引—突变’结构模式，思想内容的惩恶扬善、除妖灭害、崇尚武勇、彰表气节”10的概括，就是对这种谱系特点的形象具体的阐释。当然，学院派们将金庸置于大众通俗文学极尽推许的表述，这之中的确也隐含着某种精英化的痕迹。在当下多元文化的多重立场中，对大众通俗文学潜藏的偏见，短时期内是很难纠治的，它需要相当长的一个过程。

有意思的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这股大众化思潮，与雅文学或精英文学不同，不是沿着院校向社会、老师向学生的路径演进，而是沿着社会向院校、学生向老师这样的方式发展，在传播接收上呈现“逆向”态势。钱理群曾说道：“说起来我对金庸的‘阅读’是相当被动的，可以说是学生影响的结果。那时我正在给1981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讲‘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天一个和我经常来往的学生跑来问我：‘老师，有一个作家叫金庸，你知道吗?’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于是这位学生半开玩笑、半挑战性地对我说：‘你不读金庸的作品，你就不能说完全了解了现代文学。’他并且告诉我，几乎全班同学(特别是男同学)都迷上了金庸，轮流到海淀一个书摊用高价租金庸小说看，并且一致公认，金庸的作品比我在课堂上介绍的许多现代作品要有意思得多。这是第一次有人(而且还是我的学生)向我提出金庸这样一个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都不知道的作家的文学史地位问题，我确实大吃了一惊……”11严家炎也表示，他不止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自己之阅读、思考乃至研究金庸小说，可以说都是由于青年朋友的推动和督促。12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大众通俗文学与时尚、流行与青春等亚文化具有同构关系。

也许是这种流行性、时尚性，也许是知识精英的立场和趣味驱使，在对待大众通俗文学的问题上，现有的当代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编写往往借助于淘汰和压抑机制，将其当作“次级”文学进行贬抑，甚至排斥于历史化之外。即使是给予历史化，也仅仅是陪衬和点缀，没有什么地位。这种情况，在“后四十年”出版的诸多当代文学史中比较普遍。包括影响较大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如洪子诚就曾明确表示，他对金庸小说“不感兴趣”,读了几十页也不能进入情况，实在“读不下去”。13自然也有例外的，如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对之就给予较多的关注，并对90年代大众通俗文学丰富的复杂存在及其知识谱系，如“旧文人”“书商型作家”“体制外作者”“日常”“欲望”“性叙事”“普通生死”“读者的阅读轨道”“国家与书商的双轨道运作体制”等做了概括。还指出它在市场经济的驱动下，从边缘到中心，进而对精英文学“泛大众化”倾向及其知识分子分流分化产生不可小视的重要作用。只是由于种种原因，面对雅俗这一新变现象，学界“一直停留在被描述的水平，始终没有进入研究领域。”14当然，对于大众通俗文学来说，变化最大并引起广泛热议的，还是近20年以来，它在进入“网络化”阶段后所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科技和资本借助于互联网的媒介，在给大众通俗文学带来前所未有际遇的同时，也为它平添了不少纸质文学批评研究所没有的麻烦。更为主要的是，因为没有多少思想资源的跟进，原有的方法、范式无法面对及解释，在相当程度上失效。某种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继五四白话文学运动以来的又一场深刻的文学革命，所不同的，它越出了传统纸质文学范畴，而是借助于现代电子科技新媒体在另外一个战场拉开了序幕。所以，尽管有来自文联、作协及政府宣传部门的推动，也有研究者侧身介入，并取得不少阶段性成果，但就其整体研究而言，与表面的热闹相反，大众通俗文学研究则仍处于明显孱弱状态。

二、传统与现代并置的三种研究路向

70年来的当代大众通俗文学研究过程已如上简述，那么，它是如何进行历史化的呢?在这方面又是处于怎样一种状态的呢?这或许是我们更为关心的一项工作。显然，这一工作不仅是对过往的历史评价，而且也隐含着对现实乃至未来的某种期待。作为亚文化的一种形象载体，大众通俗文学研究尽管长期以来状态不甚理想，但从历史化角度来看却自有其意义和价值，并经不少同仁的努力，一直持续不懈地在推进。对这些研究状态进行综合考察，大致有以下三种路向：

第一种，是对社会、言情、武侠、侦探、科幻、历史等传统文类的探讨，从雅俗互动、时代变化、读者需求等方面对其做历史化的评价，肯定其好奇心、冒险欲、英雄梦、正义企盼、浪漫想象在现代的意义。这也是当代中国大众通俗文学的主体，是迄今为止学界关注度最高，研究成果最多的一种研究，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大众通俗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的最高成就。其中，最突出的，当推苏州大学团队。他们在范伯群先生带领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史、论、评、编、选诸方面齐头并进，推出了《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范伯群)、《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汤哲声主编)等一批标志性成果，以及具有广泛影响的大众通俗文学与纯文学是现当代文学的“两个翅膀”等观点主张，15而成为学界公认的当代大众通俗文学研究的“重镇”。这种观点将大众通俗文学提到了与雅文学(或曰纯文学)并重的“本体论”的高度，尽管他人有不同意见，但它对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僵硬的纯文学一体化，构建雅俗互动、多元开放的当代文学整体结构，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因此，有必要给予高度重视。诚如现代文学研究会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获第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著作一等奖的评语所说：“这部极大填补了学术空白的著作，实际已构成对所谓‘残缺不全的文学史’的挑战，无论学界的意见是否一致，都势必引发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和结构性的重新思考”。16

当然，在上述几种大众通俗文学类型研究中，又以武侠小说研究为最，它可以说是大众通俗文学研究的主力兵团。这可能与它所蕴含的深沉厚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有关。所以，它几乎占了全部大众通俗文学研究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尤其是金庸，自90年代进入内地以来(这自然与“重排文学大师”及北大严家炎等的热情推举有关),更是形成了引人注目的“金庸现象”。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如今已出版3个会议的论文集(分别为北京、嘉兴、美国科罗拉多),8期的《金庸研究》专辑(海宁市金庸学术研究会),还有冷夏、费勇与钟晓毅、孔庆东等所著的多种传记，严晓星的《金庸年谱简编》,以及数十种之多的研究论著，数百篇甚至更多的以此为选题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已具备了相当大规模的一部“金庸研究史”。从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来看，也相当丰富驳杂。在这里，既有冯其庸、严家炎、章培恒、钱理群、刘再复等前辈学者和陈平原、汤哲声、孔庆东、陈墨、韩云波等中青年论坛新秀的高度认可，也有何满子、袁良骏、易中天、王朔等的从真实性和社会效果角度对之提出的严厉批评。自然，更多的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雅俗分流而又共通的原则出发，联系文本实际，对之做褒贬兼杂、以褒为主的评价。还有如吴秀明、陈择纲、陈洁等，跳出即时批评的模式，将其放在百年文学长时段，特别是与金庸之后创作关联即“后金庸”时代进行考察，探讨他对中国武侠小说做出的贡献及其与梁羽生、古龙、黄易、温瑞安以及后来内地的凤歌、苍月、步非烟、方白羽、萧鼎、猫腻、江南、徐皓奋等年轻一代网络类武侠小说的承续关系，及其在性别观念、人文信仰、文类篇幅等方面给后来留下的问题。17有的则从伦理角度指出，金庸由报家族门派之仇的《笑傲江湖》,到“无父”当然也无“杀父之仇”可报的收山之作《鹿鼎记》,“来达到解构武侠世界的目的”,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恰恰从反面证明了‘为父复仇’以及‘为亲人复仇’对于武侠小说的重要性”。18

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十几年来，武侠小说在大众通俗文学中独占鳌头的情形似乎逐渐在弱化，相反，原来处于比较沉寂状态的科幻文学却由冷转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以至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这是偶然的，还是带有某种深刻的必然性，与其背后隐含的现代科技哲学和生态哲学有关呢?如果是，那么，它也由此及彼，倒逼和促使我们对已定型、固化了的武侠小说创作和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和调整。台湾大学陈大为教授认为，新世纪初是传统武侠小说危机四伏的年代，从平江不肖生到金庸等前驱的压力，到网游时代的崛起和网络消费文化环境的成形，“都止不住这个暗潮汹涌的跌势”。19今之网上大部分作者，也都避开了这种相当成熟的武侠小说类型，对之采取远而敬之的态度，某些小说网站甚至专门提示新手“不要随便碰武侠小说”。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对“后金庸”时代的武侠小说，或“大陆新武侠”(韩云波),包括现在颇多歧义的奇幻、玄幻、仙侠、盗墓等小说，以及刊于《人民文学》2014年第4期上的徐立峰等雅化而又别具硬派写实特点的新武侠小说，多一份宽容和耐心。

第二种，是对存在于“前三十年”文学(尤其是红色经典)中大众通俗潜质的分析和评价。它涉及其具体修辞层面与深层意识形态功能之间的关联，需要我们深入文本又跳出文本，做一个文里与文外的“互证”或由此及彼的推演。在这方面，唐小兵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及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做了较好也是较早的探索，其所收的戴锦华、李杨、唐小兵、刘禾、黄子平、孟悦、贺桂梅有关《青春之歌》《红旗谱》《千万不要忘记》的再解读，让我们看到了从观念到方法，已出现了不同于80年代的重要特征：“一、重新解读左翼文学经典的热情；二、将包括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等多种批评方法结合于经典重读的方法导向；三、从阐释经典转变为揭示‘它们的生产机制和意义架构’”的建构论转向。20所以，这种“再解读”尽管有生硬、简单化，甚至概念混乱之弊，但为如何重新解读曾经被我们固化了的大众通俗文学(当然不仅仅限于大众通俗文学)的“文本密码”,打开被现代新批评遮蔽的空间，反思启蒙文学与革命文学“断裂说”带来了新的启示，在最近一些年的“重评之重评”学术实践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然，这是就显性的文学思潮而言，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有批评家就敏锐地看到了这些按照意识形态规限的革命历史叙事中的大众通俗潜质，对正统权威政治话语构成了威胁，于是就采取了评论抵制和体制抵制两种抵制方式，即，虽承认革命通俗传奇的合法性，但在文类价值与体制权力上却在暗中给予拒绝，“因此，革命通俗传奇创作无法以相对独立的话语类型、资源配置凝聚成一种独特的本土写作类别”,尽管这些作品拥有最大数量的读者。21凡此这些，在侯金镜、王燎荧、何其芳等来自延安的文人所写的评论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与之不同，对通俗传奇抱持理性客观的态度，侧重从形态和叙述方式进行观照把握，指出这些左翼评论家的批评，尤其是对所谓的“重传奇而轻思想”的“弱点”的批评，“反映了作者和批评家在写作和批评上，对这类小说存在的合理性问题上的矛盾。”22有的从民间文化角度切入，甚至还发现了即使像“样板戏”《沙家浜》中也存在着“一男三女”的角色模型，《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则暗含了“道魔斗法”的隐形结构，23让人耳目一新。当然，也有的从历史叙事根本指向出发，深刻犀利地指出包括革命通俗文学在内的革命历史小说，是“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24这虽有“忽略现代化背景”之嫌(张均语),但对准确认识和把握革命通俗文学题材内涵，无疑是有启迪的。从中，我们也可看到，它与“重评文学史”“重写文学史”乃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拨乱反正”之间具有难以切割的逻辑关联，这也预示着革命通俗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出现了某种质向的调整。

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受整体环境与世风的影响，当代学界对革命通俗文学评判普遍由“评论”“文学史”转向“研究”,从而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深化和学理化。一方面，从“后革命”视角对文本中的革命暴力重新进行诠释，如李杨、蔡翔对《林海雪原》中杨子荣刀劈蝴蝶迷的暴力叙事的分析，指出这种“少儿不宜”的“自然主义”场面，虽然被作家用来展现让人难以忘怀的“身体伦理”,但诸如此类残忍，“却大都是从古代小说中学来的知识”,可视为《水浒》中杀潘金莲杀潘巧云等“传统小说情境的再现”,25并将其放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对“匪”及“匪”与“侠”相互叠合关系的知识谱系做了梳理。26另一方面，致力从文学性角度探讨和挖掘文本中潜存的艺术或审美潜质，给予历史的评价。董之林的《追忆燃情岁月——五十年代小说艺术类型论》《旧梦新知——“十七年”小说论稿》及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阎浩岗的《“红色经典”的文学价值》于此所做的探索，为我们如何立足文本，在“重写”“重评”终结点上重新对之进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参酌。尤其是董之林的著述，因为刊发时间较早，以文本细读见长，所以在“启蒙压倒革命”说占主导的新世纪之初，更有影响，也更为不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七年革命通俗文学大多是基于经验的写作，像《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等都有历史原型，某种意义上是对“真人真事”的改写。这也就使文学性研究由内向外拓展成为可能和可行，张均也正是据此展开了对这些作品的“本事”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从“外证”到“生成”的另一种述史的路径和方式。革命通俗文学研究还在进行之中，近年政治文化的推助，使之逐渐向“主旋律”靠拢，并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当然，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也有可能出现新的俗化甚至庸俗化倾向，对其依托的革命政治意识形态“越轨”,形成颠覆和解构。

第三种，是将其放置到以电子文化为载体的网络体系中，通过有别于纸媒的网络化的文本进行表达。网络文学是一种新形态的文学，涵盖的内容较为丰富，但毫无疑问，互动性、参与性、草根性是其主体核心，这也是为其属性和机制决定的。网络文学至今只有20多年的历史，根据学者的研究，从创刊于1991年的《华夏文摘》和ACT开始，到1995年之后，随着中文网络的不断推广，汉语网络文学的主阵地逐渐向台湾和大陆转移，再到世纪之交随着《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为代表的台湾网络作品的输入，最终成为华语网络文坛的中心区域。整个过程虽不长但也不无曲折。批评和研究的时间就更短，虽然在榕树下、天涯社区、起点中文网等网站上颇为风光，举办的各种各类的评奖活动也有不少，但真正作为学理化研究的对象，其实并不多，也尚不理想，也许现在还不那么具备历史化的条件。27另外，网络文学是在现时的“网上”,作者与阅读者、批评者在“双向互动”甚至“多向互动”下进行的，这种状况，在2006年“韩白(韩寒与白烨)论争”时就得到充分的表现，随着论争的结束，网上有关韩白两人对决及“挺韩派”强势发声的有关材料就消失殆尽。这对于网络文学研究及其历史化显然是不利的——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种写作随写随改随丢是很正常的，没有必要将其写作“过程”太当作一回事。然而，尽管网络文学评价乃至网络文学概念内涵、价值标准、发展前景存在诸多分歧，但有一点基本达成了共识，那就是经过了这些年由无到有、由潜到显的发展，它“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生产—分享—评论’体系，形成多姿多彩的粉丝部落文化”。28就谱系学来讲，网络文学虽远未成熟和成型，但经业内人士的努力，也开始呈现以互联网、青年亚文化所导出的类型性的特点，包括粉丝、二次元、超文本、同人、文本盗猎、IP改编等，涉及底层草根、专业技术人员、文化产业、文化管理、商业资本等，带有明显的“混生型”的特点。

遗憾的是，如今不少网络文学研究，往往将重心花在了合法性的论证上，用超巨量的大众化的数据或点击量来说事，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网络文学本体与作为本体的网络文学的探讨。这样的研究当然也有它的意义，尤其是在网络文学冒出不久不为人理解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但在网络文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野蛮生长”,开始需要考虑历史化及其进一步提升发展的今天，还依然停留在讲合理性、合法性的层次，就显得不够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研究诚如有研究者所批评的：实际上“忽视了网络文学一个重要的特征，即作为‘青年亚文化’在世界文化思潮中的前沿性。这不仅指网络文学的生产和消费以青年为主体，更重要的是其相对文化惯例的前沿性。正是因为网络文学具有青年性和前沿性，在思考网络文学参与当代文学建设时，不能仅仅抱持改造和提升网络文学的思路，而应该将网络文学作为未来新文化的发源地和发端点。”29党圣元认为网络文学研究的瓶颈和困境之一，就是研究者受传统观念与西方话语裹挟，习惯性地套用传统文学或直接照搬产生自西方的分析模式、评价标准、话语惯例来看待今日中国的网络文学，造成批评和研究与创作实际的不应有“脱节”。30我以为，这样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当然，反对直接照搬西方网络文学，并不等于封闭僵硬，事实上，西方网络文学所具有的较强的实验性、探索性、前卫性、先锋性特征，对于走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泛娱乐化道路的中国网络文学来说，也有可资借鉴之处。如果过分沉迷于此，或以“中国特色”为由，自我感觉十分良好，拒绝与之对话，也是有问题的。这一点，现在人们似乎有所醒悟。如邵燕君用“亲我主义”概念来指代和概括“草根伦理”“民间伦理”,从价值观方面做了富有新意和深度的探讨，31许苗苗通过对网文金手指、穿越、爱情的分析，揭示了网络文学“认同规则与抵抗策略”的“游戏逻辑”,32黄发有则从电子文化语境中语言变异角度，具体爬梳和分析了网络文学“杂体共生”的语体特征及小白文的发展趋势。33这虽然是初步的，但已触及网络文学本体问题。其他还有欧阳友权、马季、何平、陈定家、单小曦、周志雄、吴长青等， 基于现有的文本实践及有关理论资源，也都对网络文学的文体属性、媒介存在、叙事特色、评价标准、IP改编、泛娱乐化倾向等，做了深浅不一的探讨。

按照有学者有关网络文学是“产业化本体”而不是“以艺术价值作为价值本体”34的定义，网络文学似乎只与“资本行动”有关。然而，2014年初发生的“净网行动”却告知人们，网络文学并非是与政治无关的法外之天。特别是“新浪读书”和晋江“大灰狼事件”发生后，人们才蓦然惊觉，原来圈外还有国法，资本之外还有政治。这也昭示我们，网络文学本体问题绝非是简单的技术或产业可以概括得了，它还有一个如邵燕君所说的“自觉地接受规训”,“将主流价值观移植进自己的快感机制”的问题。35也就从这时候开始，原先不那么注重的价值观念问题在网络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突显出来，而引起了有关研究者的关注。如杨早的《改写历史与文学重建——晚清小说与当下网络小说异同辨》、黄发有的《网络空间的本土文学传统》,在讲网络文学对本土传统的传承时，都提出“未卜先知、后世科技与新的价值观”“批判性的价值选择”的问题。36而陈定家则直接以《网络文学价值观与创造力漫议》为题，在历数网络文学诸多乱象后指出，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价值观的错位与缺失”,他将价值观摆在创造力之前。37最近，专门从事网络文学研究的欧阳友权，联系当下实际，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网络文学研究的评价体系、社会效益与法制监管、文化传承、文化产业、文类与作品评论等9个学术热点问题。38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网络文学研究出现了某种转型升级，开始向学理化推进。网络文学理论批评是当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一脉和有机组成部分，在没有多少积累、既定框架和理论范式可参照的情况下，如何对之进行历史化，这对我们无疑是一个挑战。

三、新的期待和新的问题

从以上不无粗糙的评析可知，当代中国大众通俗文学总体图景与知识谱系同时涵盖了“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其内涵相当丰富，也相当复杂。我们对它的研究及其历史化，看似简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于文学文化“现代性”有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认知。大家知道，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深受西方现代文化影响，并通过“启蒙”与“革命”方式而具备现代性的。一部现当代文学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现代西方文学史的“中国版”。久而久之，人们误以为现代性就等于西方性，文学研究由此产生严重的西化倾向。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琼瑶、金庸为代表的大众通俗文学热的兴起，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纯文学的反思、文学大师的重排，促使人们对现代性的概念内涵做了重新理解，而将其放置到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同等重要的文学脉络中加以评价。这一点，范伯群先生领衔的苏州大学学术团队有诸多著述，以及李欧梵的《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都有论述。它的主要背景和内在依据，就是社会文化现代性转型，现代人(特别是现代都市的现代人)在享受“人身的自由”“多元的价值选择”的同时所产生的“枯寂和苦闷”,需要为之寻找“消磨和调剂，也就是抑制勃兴的欲望”,以求得心理的排遣和安慰。39这种排遣和安慰，即使是在“革命的第二天”,也将会面临“道德理想无法革除倔强的物质欲望和特权的遗传。人们将发现革命的社会本身日趋官僚化，或被不断革命的动乱搅得一塌糊涂。”40更何况，大众通俗文学也存在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尔特·霍尔所说的“反抗性符码”,即自己反对自己、自己解构自己的“自反性”力量，41它绝不是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铁板一块。王瑶在1990年的一篇序文中，也就因此肯定了抗战时期对五四新文学进行调整和改造及围绕“民族形式”问题展开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讨论。42这说明文学雅俗的结构性变化，不仅与社会时代变化有关，也反映和体现了文学在调整和改造中对自身的某种期待。

当然，在充分肯定大众通俗文学蕴含的革命性意义时，也要对其资本逻辑与审美文化关系做辩证的分析。要看到它虽然有效地激活了文化活力，推动了文学多元发展，但由于资本逻辑的快速浸渗，加上文化市场的“格雷欣法则”43的诱导影响，又带来了“野蛮生产”即生产方式方面的新问题。诚如有人对网络文学“野蛮生产”所尖锐批评的：不管怎么说，“一写就写了几百万上千万字的小说是有问题的，每天都要写一万字的小说也是有问题的。……一个依靠巨量字数的催眠文字、门户首页、排行榜操作、热衷和大量水军在关键节点推动聚拢的读者群也是有问题的。”44与此有关而又不尽相同的，是大众通俗文学为适应市场，不做“越矩”或“超前”冒险，更愿在大众道德层次上为人们提供“平面”“安全”性阅读消费的保守倾向，也是需要注意的。所以，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大众通俗文学在“现代文学”时期一直游离于党争之外，没有也无意于政治集团发生纠葛，而觅得了娱人自娱的独立空间。45在进入“当代文学”后，虽长期处于被忽略的边缘位置，但较之思想艺术探索的“纯文学”作家(如丁玲、胡风、王蒙),生存境况毕竟要好些。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大众通俗文学为何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语境中仍集体性地遭遇冷落，直到90年代由“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型，整体社会文化观念发生重大变化的大背景下，大众通俗文学才受到人们的重视，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大众通俗文学的种种遭际，既反映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精英文学的复杂关系，也折射出当代文学观念转变的过程。当大众通俗文学的形成和发展遵奉市场规律和从众原则，同时又秉持和坚守应有的理性规范和承担意识，以及处理好与“伟大的文学传统”之间的连通时，它才能在不断的实践中找到彼此的平衡点，而逐步走向自觉与成熟。诚如前述，今天的大众通俗文学是由“传统”与“现代”两种形态构成的。如果说“传统”形态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前两种历史化方式主要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和进行现代转型的话，那么“现代”形态即网络文学的问题在于怎样协调网络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使之在进行资本运作和制造爽点的同时，又同艺术形式之间具有某种异质同构的关系。最近看到一篇有关当代70年文学研讨会的综述报道，会上有学者提出，在新媒体文学与纸媒文学之间美学趣味博弈才刚刚开始的当下，似乎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只有等到新媒体技术达到一定的饱和程度，网络文学的文体修辞技术开始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才可以从容地探讨，新的文学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标准。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推测和预想，只有在纸媒存在不下去的时候，纯文学作家转移到网络，那么被类型文学压抑的精英文学的可能性才会被激发出来，产生一种新的写法和新的文本，从而使网络文学具有精英写作的维度。46这也提醒我们在对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大众通俗文学进行历史化时，应该摆脱凝固恒定的思维认知，将其纳入循环阐释的义理体系中进行考察。借用詹姆逊的经典名言来讲，就是“永远历史化”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