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至2020年元明清文学研究趋势、存在问题及前景展望

日期：2021-02-10 10:47

自2016年以来,元明清文学的研究从整体上看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局面,其基本特征是研究队伍整齐、学术成果丰富,并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趋势。最为值得关注的是,诗文的研究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已超越传统的戏曲小说研究。比如说仅仅王世贞的研究论文,近五年就有10篇发表在国内顶级期刊上,这无论是戏曲的《西厢记》还是小说的《红楼梦》都无法与之相比。就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看,近四年(2020年因疫情尚未评出)有关元明清文学研究的课题共260余项,其中重大招标项目40余项。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其他时段相比,处于明显的优势。当然,问题也很明显。从整体上看,依然是平庸成果数量巨大而精品成果偏少。举戏曲研究为例,《西厢记》近五年共发表论文480余篇,数量可观,但基本都没有重要的发现与推进,发表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仅有一篇。整个元杂剧的研究论文770余篇,但是有分量的文章也很少。从学位论文的选题上看,大多偏重于戏曲小说和诗文的二、三流诗人,数量虽然庞大,但真正好的选题数量极少。因此,从整体上判断,近五年的元明清文学研究看似繁荣活跃,实则推进不大,仍处于蓄势待发的阶段。以下分文体择其重要者予以论述。

诗文研究。近五年最明显的成果呈现还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其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推出的《明代诗文集珍本丛刊》与《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可作为代表,这些都是200余册的大型丛刊,选择版本精当,印制质量上乘,为明清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此外,对于明清文人别集和相关文献的深度整理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如陈广宏主持的《明人诗话要籍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与《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杜桂萍主编的《清代诗人别集丛刊》(五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张寅彭主持的《清诗话全编》(顺治康熙雍正期)(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等,都是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体现了近几年科研立项的水平与质量。在此尤其值得介绍的是孙小力的《杨维桢全集校笺》(1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作者耗费20余年时间,收入杨维桢诗文集19种,精心加以校笺,集版本、笺注、辨伪、编年及相关问题考辨之大成,实为古籍整理之精品。在专题研究方面,传统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与细化,如陈广宏《闽诗传统的生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廖可斌《明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严志雄《钱谦益的“史诗”理论与实践》(中华书局2019)、王宏林《乾嘉诗学研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等,都是很有分量与深度的专题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复古诗学的研究在这一时期超过了性灵诗学的数量与质量。研究复古派的重要论文有:郑利华《王世贞与明代七子派诗学的调协与变向》(《文学遗产》2016.6)、孙学堂《李攀龙“诗可以怨”说探论》(《文学遗产》 2018.1)、许建平《〈弇州山人四部稿〉的最早版本与编纂过程》(《文学遗产》2018.2)、郑利华《晚明诗学于复古系统的因应脉络与重构路径》(《文学遗产》2019.3)、杨遇青《论“古学渐兴”与复古诗学的原初意义》(《文学遗产》2019.3)、魏宏远《王世贞诗文集的文献学考察》(《文学遗产》2020.1)等。研究性灵派的重要论文有:刘彦彦《袁宏道心路历程与诗风嬗变》(《中国文学研究》2017.2)、都轶伦《重审公安派之思想与文学——“真”及其导向阐论》(《文学评论》2019.2)、李瑄《〈楞严经〉与竟陵派文学思想的指归》(《文艺研究》2019.8)、武道房《“天机说”与唐顺之诗学思想的演进》(《文学遗产》2020.1)等。从数量上看,近五年研究王世贞的论文有近300篇,而研究袁宏道的论文仅有120余篇。在此之前,性灵派诗学研究曾掀起过一次持续时间较长的热潮,起码也与复古诗学的研究局面势均力敌,但目前显然已经不具备明显的优势。元代诗歌近几年逐渐受到重视,其中史洪权《论元代采诗的新变》(《中山大学学报》2017.5)关注到了元代采诗由官方转向民间的变化以及对明清两代采诗的影响,是一篇值得关注的文章。邱江宁《视角·文本·研究模式——略论元代诗文研究模式的突破》(《浙江学刊》2017.6)则对元诗的研究模式贡献了自己的想法。元明清的散文研究一向在研究格局中不占主要地位,近几年情况稍有改观。其中重要的论文有:郭英德《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阮元“文章之学”新诠》(《文学评论》2018.6)、刘尊举《真我·破体·摆落姿态:徐渭散文的文体创格》(《文艺研究》2019.1)、张德健《正文体与明代的思想秩序重建》(《文学遗产》2019.1)等。文学理论批评研究历来是元明清文学研究的优势所在,近几年依然保持了持续的研究高度。其中左东岭《“话内”与“话外”——明代诗话范围的界定与研究路径》(《文学遗产》2016.3)、陈广宏《从〈诗法要标〉看晚明诗法著作的生产与传播》(《文学遗产》2016.4)与《诗论史的出现——〈诗源辩体〉关于“言诗”传统之省察》(《文学遗产》2018.4),对明代诗话的文体性质、传播方式及诗学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索。罗时进《作为清代文学批评形式的“岁末祭诗”》(《文艺研究》2017.8)发掘了一种新的清代文学批评方式。郭英德《论〈四库全书总目〉的古文观》(《文艺研究》2020.2)则从新的角度论述了清代的古文观念。蒋寅《在中国发现批评史——清代诗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传统的再认识》(《文艺研究》2017.10)则是立足于中国立场,从清代诗学批评实际出发,阐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系统性、理论性特征,纠正了长期以来视中国文学批评为零碎感悟的学术偏见。从目前的研究趋势看,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大多能和作家的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进行讨论,有别于传统的理论批评与诗文创作相互孤立的研究状况。

戏曲小说研究。戏曲小说历来是元明清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与主要特色,近五年来其规模依然保持了传统的优势。根据知网检索,近五年所发表的关于四大名著的文章以及所提交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数量是:《水浒传》1012篇、《三国演义》1077篇、《西游记》1762篇、《红楼梦》4271篇,加起来共8122篇。戏曲论文与学位论文数量则是《西厢记》486篇、《牡丹亭》735篇、《桃花扇》213篇、《长生殿》149篇,加起来共1583篇。单从数量上看,诗文研究依然无法望其项背,但从质量上看则已难以与诗文相抗衡。其中除了《牡丹亭》有10篇发表在顶级期刊外,其他文章已经难以进入学界的主流话语中。小说研究依然继承了传统的叙事功能研究,其中重要的著作有:杨志平《明清小说功能性叙述研究》(科学出版社2018)、叶楚炎《明清通俗小说婚姻叙事研究》(三联书店2019)、赵毓龙《明清小说伦理叙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等;论文则有谭帆《“叙事”语义源流考——兼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传统》(《文学遗产》2018.3),这些论著乃是对于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的细化与深入。对于小说概念与文本形态的研究,著作则有陈才训《明清小说文本形态生成与演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重要论文则有段江丽《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四重内涵》(《文学遗产》2018.6)、叶楚炎《从“表演的分回”到“文本的分回”——论章回小说分回体制的形成》(《文学遗产》2019.1)等。从以上成果可以看出,古代小说的研究目前依然没有走出瓶颈期,需要在理论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刘勇强《小说知识学:古代小说研究的一个维度》(《文艺研究》2018.6)从知识传播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视角,但也仅仅是一个“维度”,需要更多人做出多元的探索。元明清戏曲的研究无论是从研究队伍的角度还是成果的呈现,都要略逊于小说的研究。在戏曲文献方面,廖可斌《稀见明代戏曲丛刊》的出版提供了更多的研究资料,尤其是一些孤本剧本,对于以前的戏曲文献整理具有补充之功。作者在其《〈稀见明代戏曲丛刊〉的文献学价值》(《戏曲与俗文学研究》2018.5)一文对此有专门论述。在专题研究上,杜桂萍《明清戏曲宗元问题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对于“宗元”这一传统论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于明清戏曲观念的厘清具有重要价值。另有薛海燕《近代视域下明清戏曲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江巨荣《诗人视野中的明清戏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陈贵炳《台上台下:泉州明清戏曲文本的历史民俗学解读》(华夏出版社2018)等著作,都提出了观照明清戏曲的新角度,当然也就有了一些新结论。近五年戏曲研究的重要论文有:朱万曙《全清戏曲整理编纂的理念》(《文艺研究》2017.7)提出了整理清代戏曲文献的六大理念,不仅适合清代戏曲整理的操作,也可作为其他古籍整理的参考。何宗美《四库体系中的曲学思想辨证》(《文学遗产》2018.2)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了清代曲学观念。叶晔《〈牡丹亭〉集句与汤显祖的唐诗阅读——基于文本文献的阅读史研究》(《文学评论》2019.4)对于汤显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从总体上看,戏曲研究依然需要找到新的突破点,才能提升研究的水平,这包括研究文献、研究队伍、研究方法与研究态度等等。廖可斌《向后、向下、向外——关于古典戏曲研究的转移》(《文学遗产》2018.4)一文,希望能为戏曲研究找到新的途径与方式,以挽救其日渐呈现的颓势。

近五年的元明清文学研究,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新趋势,体现了该领域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推进与特征。一是学科交叉的关联性研究。有的是文体或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如乔光辉《明清小说戏曲插图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杨宗红《明清短篇小说的文学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19)、李瑄《“梅村体”歌行的文体突破及其价值》(《文学遗产》2017.3)、彭玉平《论词体与其他文体之关系——以况周颐为中心》(《文学遗产》2019.2)、李桂奎《诗稗互渗与〈聊斋志异〉意趣创造》(《文学评论》2019.3)等。在中国古代,文体之间本来就是相互影响并互有渗透的,但由于现代研究的分类分科原因,使得分体研究成为常态。这些成果的出现,显示了回归历史的倾向,但依然需要扩大范围。古代的经史子集虽然分为四部,但相互渗透也是事实,学界理应予以更多的关注。或者是朝代之间的关联性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不多,廖可斌《关于明代文学与清代文学的关系——以诗学为中心的考察》(《文学评论》2016.5)对此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关于关联性的研究,既是学科交叉的需要,也是文学研究整体思维方法的体现,我们可以称之为“通观”。二是地域与民族视角的观照。许雁平《清代家集叙录》(安徽教育出版社2017)一书是其《清代家集丛刊》及续编的配套著作,对1000余种清代家集进行了详细的作者、版本、序跋的介绍。家集是地域文学研究的基本单元,该书对于清代家集的叙录,基本摸清了研究对象的家底,其文献价值毋庸置疑。罗时进《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中华书局2018)一书对此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其中既有文学地理的学理阐述,也有成功的实际案例研究。顾浙泰《清代藏事诗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一书,对有清一代吟诵藏地山川风光、风土民情与藏汉民族交往的诗歌进行了系统的论述,是继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之后的又一重要成果。其他重要论文有:聚宝《蒙古国所藏明清小说蒙译本及其学术价值》(《文学遗产》2016.1)、米彦青《蒙汉文学交融视域下的乾嘉诗坛》(《民族文学研究》2016.4)、冯文开《明清小说的蒙古演绎——论胡仁乌力格尔的创作》(《民族文学研究》2016.5)、多洛肯《“改土归流”后的土家族文学家族述论》(《民族文学研究》2017.1)等。地域与民族文学研究包含了两个重要的学理层面:一是地域与民族是两个既相互包容又互有区别的范畴,二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其中牵涉到论述路径的设置与研究价值的认定,需要学界认真思考。三是易代之际的文学研究。随着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立项,近几年该领域的研究也有明显的进展。主要成果有:朱雯《易代之际的女性诗歌——个人与命运的自我书写》(《北京大学学报》2016.5),左杨《元明易代与宋濂题跋文的创作》(《文艺研究》2017.12),左东岭《“台阁”与“山林”文坛地位的升沉浮降——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流变》(《文学评论》2019.6)、《闲逸与沉郁——元明之际两种诗学形态的生成及原因》(《文艺研究》2019.9),杨绍固《元末明初偰氏五进士的文学交游及影响》(《民族文学研究》2020.2),郭英德《明清之际王时敏家族的戏曲活动与江南戏曲生态》(《安徽大学学报》2020.1),于婧《明清之际文学从大陆向台湾地区的传播》(《东南学术》2020.2)等。易代之际是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有巨大的学术空间。传统研究往往依照朝代划分格局,常常将易代之际的作家作品进行人为的切割,从而影响了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和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其实易代之际往往是思想活跃、流派纷呈而创作丰富的历史时期,加之文献散佚错乱较多,因而具有相当的研究难度,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施展平台。上述三种趋势并非近五年所产生,而是在此之前已经有所呈现,但它们显然是新的学术增长点,具有较为强劲的后发优势。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与学术选题上进一步予以完善。

近五年的元明清文学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并且相当严重,如果不加以提示纠偏,将会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整体质量与水准。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学位论文的碎片化。元明清文学涉及研究领域广阔,研究对象群体庞大,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大,这一点与唐前的文学研究差异明显。纵观近五年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大致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选经典名著的较少,选二三流作家作品的较多;选明清小说的较多,选其他文体的较少;选综论性题目的较多,选问题型题目的较少。其中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既有传统影响的因素,也有避难就易的学术懒惰因素。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选题的碎片化。所选作家作品到底在创作上有无水平与特色,对当时文坛有无造成较为重要的影响,其研究的价值大小如何,都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检讨与思考,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获取学位的对象来研究。元明清时代有数万部诗文别集和大量的戏曲小说,如果随意择取一部进行研究,既对学术研究没有多少推进,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审美欣赏与学术训练,那么如此的学位论文也就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从人才培养的角度而言,博士属于专门研究型人才,其学位论文应具有原创性与较高的学术水平;硕士则要进行全面的研究规范与学术能力的培养,需要选择具有一定学术难度的题目加以训练。如果都选择此类碎片化的题目,即使获得了学位也很难成为一位优秀甚至合格的学者。二是研究论文的平庸化。由于目前高校与研究机构以数量作为标准的考核机制,每年都会催生出数量可观的所谓学术论文,但真正具有学术创造的却很少。大量的论文并没有提出新的命题,也缺乏有价值的新结论。所谓“平庸化”,指的是研究题目的重复、征引文献的陈旧、写作方式的平熟、文字表述的粗疏、研究结论的毫无新意等等。比如《红楼梦》研究,仅2020年前4个月,就有200余篇文章见诸各种专业与地方刊物,选题依然是书名、人物、环境、版本、续书、翻译等传统内容,这样的文章想不平庸都难。有几家刊物曾明确表示,不再轻易接受《红楼梦》研究的文稿,因为担心作者写不出新意来。学术研究历来存在着这样的矛盾:研究经典作家作品难出新意,研究三、四流作家作品缺乏价值。但无论如何,都不是产生平庸文章的理由,因为学术的本质就是发现与创造。三是研究项目缺乏问题意识与精品意识。近五年元明清文学研究申报设立了各个层面的科研立项,其中尤其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为学界所瞩目,很多高校甚至将其作为晋升职称与学术奖励的重要指标之一。然而浏览一下近五年的元明清文学的立标项目,会发现一种重要的倾斜现象与一种严重的认识偏差。重要倾斜现象是指文献整理的选题占据了很大比例,比如2016年所立有关元明清文学的6个重大招标项目全为文献整理内容。严重认识偏差是多数项目申报者与主持人都将字数多少、篇幅大小作为重大的标准,以为将来能够提供数十册、上千万字的成果就足以符合重大的称谓。学术研究当然离不开文献,因为古代文学研究属于历史研究的性质,而历史研究必须以证据的充分可靠为前提,那么文献整理历来都为研究者所重视。然而文献是为历史研究所准备的前提条件而并非研究本身,这也是学人的共识。国家重大招标课题作为一种国家行为,左右着学术的导向,也就不能仅偏向于文献整理而失去了研究的根本。同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重大”不完全在于字数与部头的大小,而是取决于项目所解决问题的创新程度、对本领域学术研究的推进程度和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意义大小。因此,无论是文献的整理还是思辨性的问题研究,都应以学术贡献力的大小作为判断的依据,力求产生出学术的精品。目前的文献整理项目中有一大部分其实带有明显的汇集性质,也就是把现成的文献撮合在一起,其成果看起来是皇皇巨著,实则没有多少学术难度与学术贡献。以上三方面的缺陷并非孤立的存在,学位论文的碎片化导致研究队伍的学术能力低下;这些能力低下的毕业生进入高校研究队伍后,必然产生平庸化的学术成果;研究成果无法取得学术的创新与社会贡献力,当然就会以论文数量的多少与学术著作的厚薄作为衡量水平高低的标准。长此以往,学术研究的整体水平就会日益降低。

鉴于近五年元明清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与存在的问题,特提出以下改善研究状况的建议:一是人才培养应以质量为目标,以打牢专业基础与提高研究能力为旨归。硕士研究生首先在于文本解读能力与文献训读能力的培养,博士研究生则应以学术问题的发现与研究能力的提升为主要目标。无论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的选题,都应以解决问题为核心,训练其提炼学术命题的能力与严谨周密的思维能力。从文献的搜集、文本的解读、材料的使用,到文字的书写与行文的规范,都应该建立在求实求新的良好学风之上。只有如此,他们写出来的学术论文才能与学界的学术进展相同步,他们毕业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从而为学术研究的整体队伍打好基础。任何一个领域的学术研究质量,都是与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密切相关的。此一环节解决不好,我们的学术研究便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是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的更新。纵观近几年元明清文学研究的徘徊不前,原因固然很多,诸如选题的碎片化、研究的平庸化与标准的数量化,但根本一点还是理论的滞后与方法的陈旧。中国自“五四”以来所建构的现代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都是以西方文学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念上的纯审美化,文体上的诗歌、小说、戏剧与散文的四分化,历史发展线索上的单线化,研究目的上的寻找规律等等,整整左右了我们学术研究一百多年。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从元明清的文学实践推导不出这样的理论方法;反过来,用这样的理论方法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学术进展。经史子集并存的历史事实启示我们应该参照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来观照元明清文学的特征、内涵与价值,实用功能与审美愉悦的双重并举提醒我们不应该排除论说序跋、诏诰碑铭等应用文体的研究,辨体与破体的矛盾统一使我们无法忽视文体互渗的关联性研究,经学所主导的文学观念也使我们时刻不能忘记古代文人与政治具有不可切割的天生联系等等。在中西文化与文学观念碰撞融合一百年之后的今天,理应根据中国文学的实际建立自己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然后以之解决自己的问题,才能在学术研究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元明清文学研究的转型首先就必须以文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转型为前提。中国当今的文学理论建设从总体上应该采取不分古今、无论东西的开放包容立场,以解决中国当下的文化建设与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但是,在涉及每一学科的具体情况时,又必须找出适合本研究领域的具体理论方法。中国古代文学从本质属性上看就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章学,那么其研究理论与方法当然也应该是文章学的。其三是精细化研究方式的讲究。所谓精细化就是追求精品的意识、精益求精的选题与严密精心的论证。比如说,当前元明清文学的文献研究,还大量存在将常见文献翻来覆去地重新组合捆绑,成果部头很大,却并无多少文献价值。而被研究界亟需使用的大量现存诗文别集却束之高阁而无人问津。精细化的文献研究就是需要认真地搜集散落于世界各地的珍稀文献并进行精心的校勘叙录,对于重要的总集、选本与别集进行点校、汇注的深度整理,或者是认真筛选、精心注释地从事选本的编选,这些都要比那些粗放型的重复劳动更有价值。在研究论题的选择上,大量的文章与著作都是平面的重复,从而造成数量巨大而推进很少的虚假学术繁荣景象。其实真正好的学术选题既包括原创性新命题的开拓,也包括对一些熟视无睹而又长期被遮蔽了问题的传统学术范畴的原发性反思,而其核心要义就是每一个学术命题的提出与解决,都能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有或多或少的推进。在论文设计与价值判定上,常常存在研究碎片化与随意拔高研究对象的现象,明明是三四流的作家作品或者一个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却作为重要对象进行不厌其烦的论述并给予很高的历史地位。精细化的研究应该在提出自己的命题与判断时不忽视相关命题的关联性,只有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与整个文坛格局中,才能分辨出每位作家与每个问题的重要与否。学术研究的圆融性往往与思维的严密性是紧密相关的。在论文写作方式上,大段堆砌缺乏精心剪裁的冗长文献与漫不经心的平庸拖沓的论述文字,造成了篇幅巨大却内容空洞的粗制滥造文字,而精细化的研究应该是论题集中,思维缜密,文献征引点面结合,文字表述精炼清爽,在有限的篇幅中将问题论说明白。精细化的研究是一种良好的学风,是一种优雅的品位,但其最终目的依然是得出更符合历史事实的学术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