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纪念文集”中的史料问题

日期：2021-02-07 10:28

论及穆旦研究及穆旦形象在新时期以来的塑造，围绕穆旦逝世十周年、二十周年出版的“穆旦纪念文集”1堪称意义重大。两部纪念文集的出版不仅提高了穆旦的个人声誉，而且在诗人定位、研究路向及史料留存等多个方面为之后的穆旦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穆旦纪念文集”在为穆旦研究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掺杂了一些基本的史实错误。大致说来，“穆旦纪念文集”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评论文章、回忆文章与附录。评论文章及附录基本不涉及史实错误，暂不论及。回忆文章多出自穆旦亲朋故旧之手，史料具备文献学意义上的权威性，对穆旦形象的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复杂之处在于，恰恰由于文章作者的身份问题，造成了“口述史未必是信史”的尴尬局面。在相关回忆文章中，穆旦的妻子、子女甚至是穆旦晚年的“忘年交”郭保卫等人的回忆文章，其中是否存在某种刻意的夸大与塑造？这当然是值得辨析的问题。在“穆旦纪念文集”中，真假难辨、记忆歧出而不为人察觉的史实错误时有闪现，影响了穆旦形象的真实性、准确性。基于上述原因，本文从穆旦的家世问题、穆旦的阅读问题以及穆旦对“一二·九”运动的讲述等方面对“穆旦纪念文集”中的史实错误进行辨析、勘误，在廓清基本文学史实的基础上，试图对文学史料的辨析、勘误及运用问题进行适当讨论。

一、“穆旦纪念文集”中的家世问题

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海宁。据陈伯良记载，查家是浙江海宁的“世家大族”，“明清以来，当地百姓说到大姓，就有‘查祝许董周’之称”[1](P3），被康熙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2](P8）。但随着穆旦祖父查美荫存款的银号突然倒闭，家道开始中落。在查良玲的回忆中，父亲因为记忆力较差，“一直没有很好的工作，在大家庭弟兄中是不受重视的”，“处在旧封建大家庭中，父亲因没有本事，这一房人就受气”[3]。与此相似，周骥良在回忆文章中指出穆旦“顶着个望族之后的名声，实际上是生活在破落之家”[4](P200）。总体而言，穆旦的家庭基本呈现出一个由“兴盛”到“败落”的下滑轨迹。此类文章多出于穆旦亲人之手，其可信度无可置疑。但实际上，穆旦的家族虽然是家道中落的“破败之家”，但这一结论的得出主要是基于纵向的映衬，而非横向的对比。在过往的研究中，穆旦“家道中落”的一面总是得到过多关注，如果对穆旦的家庭及其经济状况进行深入考察，在“家道中落”的背后，穆旦家庭的经济状况同样也可以用“小康之家”来概括。

穆旦父亲查厚垿，“字燮和，号簦孫。太学生，候选县丞”[1](P4）。而在穆旦的《历史思想自传》中，查燮和毕业于天津法政大学，在天津地方法院做书记官二十多年[2](P9）。两种记载看似相互龃龉，但可能都是真实有效的历史记载。《龙山查氏宗谱》修订于1909年，按时间推算，此时查美荫正值围场粮捕厅同知任上，加之又是名门望族，不难想象为何查燮和是“太学生，候选县丞”。但随着清朝覆灭，民国建立，查燮和很可能再次进入大学学习，这才有了穆旦所谓的父亲毕业于天津法政大学，在天津地方法院做一个小小的书记官的说法。但是，无论“县丞候补”亦或天津地方法院的书记官，相对于查氏家族的荣耀，查燮和的工作可能不够体面、“收入微薄”。但这只限于家族内部的比较，相较于普通市民家庭，查燮和的工作又是怎样？

民国的司法体系构成相当冗杂，司法官是司法体系的重中之重，但在司法官之外，还有众多可以在事务层面参与司法行为的书记官，这些书记官具体分为录供、编案、会计、文牍以及其他庶务等。相较于司法官而言，书记官主要分为“荐任”“委任”两种，“荐任书记官最高月俸与荐任司法官相同，均为360元；最低每月135元，比最低级别的荐任司法官多35元，体现了对荐任级别‘书记’工作的重视。但书记官多为委任，委任书记官最高月俸为120元，最低仅30元。”[5]由此可知，查燮和在天津地方法院做书记官，月俸应当在30元到360元之间。退一步讲，即使查燮和是最普通的委任书记员，其月俸也达到了30元左右。如果查燮和月俸为30元，在司法系统之内当然属最低薪水，但如果将其放入社会中进行比较，结果又有不同。

与当时的大学教授相比，查燮和的月俸有点不上台面。五四前后，著名大学教授月俸在300元左右，“清华四导师”在清华的月俸均在400元以上，主任吴宓则是300元，讲师为100元，助教为50元左右，周氏兄弟的月俸也在300元左右[6](P180）。但另一方面，在1918年，北京郊区的五口之家，年收入100元左右，便可维持全家生计，“换言之，在生活水准并不低的北京郊区，最低生活水准为每人20银圆/年，摊至每月仅1.66银圆”[7]。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的记载，1920年代初期，在一个拥有两三个没有劳动能力的四五口之家，或者需要赡养老人的五口之家，每年的伙食费用大概为132.4元，平均每个月仅需22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元之下”[8]。从这一角度来看，查燮和一年的收入在360元左右，家中共有五口人，考虑到妹妹查良玲生于1927年，查良玲出生之前，穆旦家中共有四人，按查燮和的薪资，平均每人每年可得90元之多！这一标准虽比不上当时的大学教授，但应该超过了普通市民家庭。

除此之外，穆旦进入南开学校读书则直接说明了穆旦家庭的经济状况。1929年，11岁的穆旦考入南开学校。南开学校由严范孙、张伯苓创建，是典型的私立学校，收费甚高。据吴大任回忆，南开学校学费“每年60元，宿费30元。中学有走读的，但由于中学生来自各地，还有华侨，走读生不多”[9]。在为数不多的走读生中，穆旦即是其中一位。也就是说，穆旦每年只需交学费60元。通过上文可知，60元几乎可以满足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最低生活水准，这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穆旦从1929年考入南开学校至1935年7月毕业，六年学费共360元，这笔不菲的开支当然由穆旦父母支付。而在赵清华的记忆中，“初入校时，一年级有9个班，约450人，临到毕业时只剩下125位‘精英’了。”一部分人因为“国事紧张”，便放弃了学业，“选择了从军”；还有一部分则是“经济等方面的原因”[4](P192）。虽然不能确定从军退学与贫困退学的具体比例，但由此可知，南开学校的学费算是高昂的。穆旦能在南开学校顺利毕业，不管其家庭经济条件是否紧张，都超过了大部分普通市民家庭。

研究者之所以过分强调穆旦的“家道中落”，这同穆旦的家族背景有关。查家本是世家大族，但自查美荫开始，由于银行倒闭，一生积蓄付之东流，这几乎是家道中落的明证。随手翻阅“穆旦纪念文集”中的回忆文章，类似的回忆充斥于穆旦亲人、朋友的叙述中。但实际上，对待这种由自身记载、亲人讲述、进而在研究领域广泛传播的权威话语，有必要保持应有的谨慎。首先，穆旦的《历史思想自传》写于1955年10月。从1955年2月开始，作协举办的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5月至6月期间，《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些材料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撰写按语，明确指出要“肃清暗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由于“七月派”成员阿垅、鲁黎等人均在天津任职，天津遂成为运动的重灾区，穆旦也被打成“肃反”对象，其历史问题得到反复调查[2](P161）。《历史思想自传》便是穆旦在“肃反”运动中所写的思想汇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受到历史的压力，某些可能引起怀疑的问题便需要澄清或掩藏起来。基于历史情境的特殊性，这份《历史思想自传》的真实度与可信度便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其次，参照系的偏移误导了研究者的视野。无论是穆旦的自述亦或其亲朋故友的侧面描述，查家的“家道中落”以及封建大家庭内部的攀比、倾轧往往成为穆旦家庭“败落”的铁证。但这种比较其实过于大而化之，上文指出，查燮和即便按照最低的月俸来算，其经济水准也在普通市民家庭中达到了中等偏上，而这种家庭情况在六兄弟之中依然被看不起，可见家族内部其他小家庭的经济情况。也就是说，“家道中落”虽然是事实，但也仅仅是事实的一个侧面而已。正如鲁迅认为自己是由“小康”坠入“困顿”一般，但鲁迅的“困顿”其实完全不同于普通家庭的困顿，而是相比于从前的相当“阔”。2在穆旦这里，由于同先辈的纵向比较及其家族内部的对比，“家道中落”便被误认为穆旦家庭的全部信息，如果将穆旦的家庭置于整个社会语境之中，“家道中落”与“小康之家”便成为并行不悖的描述。

最后，在后来者的接受模式中，“人品”与“诗品”似乎具有某种不可言说的隐秘关联，诗人的一生往往被想象为一个“故事”，一段“传奇”。因此，在对“文学性”的强调之外，穆旦人生中的某些“传奇”因素也得以强化，“家道中落”，穷且益坚的个人传奇、“行年二十，步行三千”途中的家国传奇、奔赴缅甸“野人山”的生死传奇构成穆旦前期的传奇人生。在故事模式的讲述中，一个出身于世家大族，“家道中落”非但没有被击倒、反而促使其奋发向上，并且同广大人民产生了深厚血脉联系的诗人形象逐渐树立起来。在这精致而紧密的故事模型中，由“小康”坠入“困顿”的家庭背景，构成了穆旦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一环。在这个意义上，“穆旦纪念文集”虽然为穆旦形象的树立提供了关键的导向和史料，但真假难辨的史料也起到了不可小觑的误导性作用。毕竟，“传奇”虽然动人，但倘若没有穆旦家庭提供最初的经济资本，穆旦如何在南开学校接受顶级的基础教育？如何在中学时期便博览群书、精通双语？又如何顺利考上清华、进入西南联大，成为现代中国最为优秀的诗人之一？当然，论及穆旦在南开学校的读书情况，同样有一些必要问题值得澄清。

二、“穆旦纪念文集”中的阅读问题

时至今日，作家与诗人的阅读史早已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一方面，阅读往往是写作的前提，通过文学阅读，作家与诗人“习得”相应的写作能力，实现由读者向作者的转变，“许多初学写作的人主要是从当时的少数流行的文学刊物、文学书籍得到一点修养”[10]。另一方面，作家与诗人通过对书籍、报刊的阅读，引起精神上的觉醒，在新的视野中重新认识世界、观察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扮演了思想启蒙的角色。回到穆旦这里，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穆旦对艾略特、奥登等西方现代派诗人的阅读是穆旦研究的显学，那么穆旦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阅读则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但实际上，早期的文学阅读不仅培养了穆旦最初的文学趣味，而且奠定了穆旦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因此，对穆旦早期文学阅读的考察便成为有价值的研究课题。

1929年，穆旦毕业于天津北马路城隍庙小学，同年9月，年仅11岁的穆旦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开始了六年的南开读书时光。不同于小学阶段对《三国演义》《封神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等古典文学的阅读，在南开中学的六年时间，穆旦对新文学活动保持了相当关注。在查良锐的印象里，穆旦几乎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所能接触到的新文学作品，“中午饭后，休息将及一个多小时之久，他常把我带到图书馆，给我借一本《文学季刊》《小说月报》或《东方杂志》等一类刊物让我阅读”，而“在指点我阅读书籍时，他常常介绍‘五四’时代兴起的名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人的著作，脍炙人口的《呐喊》《彷徨》《子夜》《女神》《家》《春》《秋》（《激流三部曲》）等，他很早就读了”[4](P217-218）。

从对古典文学的阅读到对现代作品的关注，在勾勒出穆旦精神成长轨迹的同时，同样见证了时代话语及历史语境的变迁。就穆旦的精神历程而言，《文学季刊》《小说月报》及《东方杂志》似乎都成为穆旦的精神食粮。但《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等较为激进的刊物对穆旦的影响显然超过了趋于温和的《东方杂志》，在穆旦中学时期创作的《亚洲弱小民族及其独立运动———印度、朝鲜及安南》3中，对民族解放、帝国主义、压迫与反抗几个词汇的熟练运用显示出穆旦较为激进的思想倾向。可以看出，新文学作品对穆旦的精神世界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形塑作用，相较于理论话语的枯燥无味，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话语形式绕过理智的围挡，作用于大脑中的情感结构，产生“熏、浸、刺、提”的强大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穆旦的精神结构及情感认知。需要注意的是，新文学作品对穆旦的影响虽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查良锐的回忆中，却存在一个显而易见却为众多研究者忽视的史实错误：穆旦可能较多阅读了巴金的作品，也可能向查良锐推荐了巴金风靡一时的代表作《家》，却绝不可能在中学期间向查良锐推荐《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

穆旦与巴金的妻子萧珊为西南联大的校友，1939年，萧珊考入迁至昆明的中山大学外文系，后转入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就读，为一年级试读生。由于战争形势堪忧，昆明朝不保夕，西南联大常委会决定成立叙永分校，留校任教的穆旦随整体外文系前往叙永教授大一英文，在此期间，联大校园文艺社团“冬青文艺社”成立，杜运燮、穆旦等均为“冬青文艺社”成员，并由此结识了外文系新生陈蕴珍，即萧珊。此时巴金与萧珊正在恋爱，他常到昆明探望萧珊，穆旦由此结识了巴金。其实早在1932年，巴金曾由上海北上天津，与在南开学校当教师的三哥李尧林聚首，此时穆旦正在南开学校读书，但很可惜，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两人并未见到。1948年，穆旦的诗集《旗》被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9辑，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建国后，巴金与萧珊在出版问题上也给予穆旦很大帮助，直至“文革”结束，穆旦还有诗歌创作提及萧珊，并同巴金保持了较多联系。

在结识萧珊与巴金之前，以穆旦对新文学的关注程度以及巴金当时的影响力，穆旦很有可能知道或者阅读过巴金的文学作品，但绝不可能向查良锐推荐《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1929年，巴金在法国留学期间创作长篇小说《灭亡》，1931年，《激流》连载于《时报》，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在1933年出版单行本时改题目为《家》，成为巴金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此后，巴金先后创作了多篇小说，加之编辑工作日益繁忙，之后又东渡日本，《激流三部曲》的创作一度中断。直至1936年从日本归来，《春》的创作才逐渐恢复，1938年才得以完本，《秋》则是巴金1939年7月至1940年5月一气写成的。根据查良锐的回忆，推荐阅读书目发生于查良锐初中时期，此时穆旦在南开学校读高中。由此可知，查良锐回忆的事情发生于1935年之前。而穆旦1935年7月便从南开中学毕业，9月入清华大学读书。1935年之前，《春》《秋》尚未开始创作，穆旦又怎能向其推荐《激流三部曲》？

为何查良锐的回忆文章中会有如此明显的史实错误？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查良锐的文章为穆旦逝世二十周年而作，大致写作时间应是1997年左右，回忆的却是193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事情，时间相隔六十多年。在这种情况下，时间的力量渗入混沌的记忆之中，导致记忆出现偏差，这种记忆的偏差并非人为，属于记忆中的不可控因素。但对于研究者来说，更加致命的问题在于：既然记忆可能产生偏差？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所谓的“回忆录”或“口述史”？又如何在记忆歧出的“回忆录”与“口述史”中“宗经正纬”，从而有效辨别其中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获取正确的文献资料？在史料收集与文献整理日益受到重视的当下，对文学史料的辨别、勘误或许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在这个意义上，回忆者的记忆误差让“回忆录”“口述史”的真实性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可能带给研究者重返历史的契机，但在其中同样存在一些记忆失察成分，导致文章丧失了其不可置疑的权威性，而对“回忆录”“口述史”的使用也就必须更为谨慎。作为客观、公允的研究者而言，发现史料、整理史料固然是重中之重，但对史料的辨别、勘误同样也是史料研究的题中之义。在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之后，相关史料的真假甄别、效用边界以及史料中某些主观性因素的勘误，同样是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因此，倘若需要检验相关史料的真实性与有效性，最好的办法便是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在这一点上，“穆旦纪念文集”同样具有示范性意义。

三、“穆旦纪念文集”中的“一二·九”运动讲述问题

穆旦既是传播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的先驱，同时又是感时忧国的民族诗人。穆旦的“情迷中国”最早产生于1931年。据穆旦自述，初中三年级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这激发了穆旦的家国情怀，“曾到处告人别买日货，并在家中和兄弟姊妹等组织研究时事及买书等”[2](P14）。自此之后，国事日重，加之南开学校整体环境使然，穆旦的家国情怀与日俱增。据赵清华回忆，学校经常在瑞庭礼堂召开大会，一次又一次的纪念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纪念“热河事变”。每逢集会，“师生同登讲台，或慷慨陈词，或长歌当哭，无不义愤填膺。每当这时，我们望着垂悬在礼堂舞台两侧的一副‘莫自馁，莫因循，多难可以兴邦，要沉着，要强毅，立志必复失土’的长联，思索着祖国和个人的命运，往往泣不能抑”。在1934年的柳堡军训，穆旦和大家一样，“穿着草绿色军装，头剃得光光的”，“高歌岳飞《满江红》，人人憋着劲唱，脸都憋红了，一直唱出了我们的最强音，最高音，悲凉激越，响彻云霄”[4](P194）。时隔多年，赵清华的叙述或许有失真与夸张，但基本可以确认穆旦当时的爱国情怀。

1935年，穆旦离开南开中学到清华大学读书，诗人的爱国激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化“文学”为“行动”，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那天，清华、燕大的师生冒着严寒，高唱聂耳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庄严地列着队向西直门走去”。从赵清华的记载可知，穆旦不仅在进步书籍及左倾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激情之余，穆旦还抱着极大热情给当时远在浙江的赵清华写信谈及此事。但有意思的是，在赵清华的记载中，赵清华称穆旦信中告知他，“几乎所有教授，其中包括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和张申府等进步教授，都在支持他们，清华没有一个学生被捕。”[4](P195)

由于此时赵清华远在浙江，并不在清华读书，很可能并不认识清华的教授，所以文章中涉及的教授大概率出自穆旦之口。退一步而言，时隔多年，赵清华很有可能在晚年的回忆中出现记忆偏差。但无论如何，这一回忆并不符合历史史实。实际上，真正称得上支持学生罢课游行的，可能只有张申府一人。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始之初，张申府是重要创始人之一，他曾介绍张国焘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又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同周恩来共同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大革命期间，张申府由于同党内政见不合，负气退党，但其思想并未发生根本变化。1930年9月，张申府被聘请到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主讲“逻辑与西方哲学史”课程，虽然名为“逻辑”，但实际上“多是政治评论，吸引了不少年轻人”[11]，每次上课或者下课，其都会谈论国家政治局势，让学生了解更多时事。随着中日冲突加剧，各种政治活动也日益活跃。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学生罢课，进行游行示威活动，张申府即为临时总指挥之一。因此，将张申府称为支持罢课的进步教授，自无异议。

但是，同张申府相比，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等对待学生罢课游行的态度可能更为复杂、暧昧。众所周知，闻一多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但这主要指1940年代“左转”后的闻一多。1930年代在武汉大学期间，由于刊发文章的事情，刘华瑞怂恿在校学生大肆攻击闻一多，引发学潮，闻一多愤而辞职，来到青岛大学。如果说武汉大学与学生的矛盾是受人挑唆，在青岛大学期间，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学潮，学校一方面肯定学生的爱国行为，但又要求学生不要超出学校的范围，而“闻一多与校当局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并主张“挥泪斩马谡”，“开除为首的学生”[12]。由此可知，闻一多虽然肯定学生的爱国观念，但并不支持学生走出校门、游行示威。在次年的学潮中，闻一多等新月派教授受到攻击，青岛大学被迫解散，闻一多离开青岛应聘到清华大学。1935年冬，北平学生进行示威游行，史称“一二·九”运动。在此次学潮中，闻一多几乎保持了其在青岛大学期间的观念，虽然对学生的游行示威持理解态度，但他并“不赞成学生的罢课和游行示威的活动”，更不忍见“诸位同学作无代价的牺牲”[12]，这显然同穆旦的记载有一定距离。

实际上，不仅闻一多态度暧昧，朱自清虽然认为“当局”对“爱国学生殊过残酷”，但依然“奉命前往劝阻”[13]。在《朱自清日记》中，有关“一二·九”运动，只有寥寥几笔，在有限的同情之外，更多是一种“烦躁”的表现。此外，《朱自清日记》中“我们”与“他们”的人称区隔，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朱自清对待学潮的复杂态度。翻阅《朱自清日记》可知，朱自清在清华期间同胡适、俞平伯、朱光潜、沈从文、陈西滢、凌叔华等“泛自由派”来往密切，并时常参加在朱光潜家中举行的读诗会，这样的人际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出朱自清清华时期的思想倾向。而在冯友兰那里，之所以会出现暧昧复杂的思想态度，原因在于教授多兼行政职务，这“使当时的政府任命的他们不可能公开地同学生站在一起”，但他们又是学生们的老师，“对于学生又有爱护的责任。况且学生的主张，也往往是他们所赞成的”[14]，这就使得教授们只能在学潮中采取中立态度。

但情况可能比冯友兰的理解更为复杂。针对学生的罢课游行，不同教授出于不同政治立场，意见分歧巨大。部分教授认为，抗战应该由政府来主持，学生应当努力学习，安心读书，“以备将来救国之用”[15]。深受左翼思潮影响的教授则认为，学生的罢课游行是爱国热情的表现，应当得到鼓励与发扬，一些教授甚至还组织参与了游行示威运动。在“读书”与“救国”的表面分歧背后，实际还牵涉了国共两党的政治纷争以及对国际、国内政治局势的不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一二·九”运动中的师生关系并不像《忆良铮》中讲述的那么和谐。在同仇敌忾的家国情怀背后，不仅师生关系开始产生裂痕，教授之间的立场之争也被摆上台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七七事变，随着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启，内部的裂痕才被压抑下来。尽管当事人生活于某一文学或政治事件的发生期，甚至是目睹并参加了某一事件，但由于历史视角的限制作用，当事人很可能仅仅看到了历史面貌模糊的一角，而不能对历史整体作出有效的记载与评价。这为后来者提供了重新认识历史的契机，但同样更加考验后来者求知的胆量、历史的眼光与辨别认知历史史实的综合能力。就赵清华与穆旦而言，尽管他们的讲述具备更多的现场感与话语权，但作为后来者，历史同样赋予他们更为宽阔的历史视野、更为富足的历史史料，使得后来者得以超拔出当事人的历史目光，在综合多家史料的基础上得出更为恰切的结论。

几十年来，“穆旦纪念文集”作为穆旦研究的重要资料，不仅奠定了穆旦研究的基础，同样为推动穆旦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在肯定“穆旦纪念文集”的基础上，由于时间、感情、视角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穆旦纪念文集”中同样存在一些有意无意、真假难辨的史实性错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类细节问题习焉不察。或许在多数研究者看来，此类细节性问题不值得探讨，也不会对穆旦研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事实上，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虽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依然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或者说影响了穆旦的真实形象，也影响了穆旦研究向着更深层次推进。推而广之，有关细节性的史料问题不仅仅是穆旦研究中的独有现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学研究中大量存在而不受重视的普遍性问题。更进一步来说，在对“穆旦纪念文集”中的史料进行勘察、辨析的同时，也为文学史料的真假甄别、效用边界以及史料中某些主观性因素的介入等诸多问题提供了讨论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