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驼草》周刊文学观念新论

日期：2021-02-25 11:42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革命文学蓬勃发展。左翼作家及其创作的革命文学以凌厉的姿态掌握着文学界的话语权，令人感叹文艺界“简直是革命文学家的天下”[1]。但几乎与此同时，1930年5月12日，周作人、废名等在北平创刊《骆驼草》周刊，他们打着自由主义、纯文学观念的旗号，有意与左翼文坛拉开距离，着力构建自己的象牙之塔，企图与左翼文坛分庭抗礼。目前，对《骆驼草》周刊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注重发掘《骆驼草》的自由主义文学观念，并指出它在京派文学中的重要地位;二是在文化生态环境层面进行阐释，解读它在文学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如若不拓展研究视野，必然影响对《骆驼草》周刊全貌的把握，忽视其文本被遮蔽的丰富性、复杂性。《骆驼草》周刊尽管声称与政治保持疏离，但并非“不谈国事”，也并非完全是个人言志之作，它同样保持着对时局的关注、对生命和社会的独特观照。本文通过对《骆驼草》周刊文本的梳理，发现“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杂糅的矛盾状态才是《骆驼草》周刊的全貌，一直以来对其“没落”“趣味”的批判，却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战斗者、走向“十字街头”的一面。

一、《骆驼草》周刊的自我定位与创作实践

(一)自我定位

依照文学社会学的看法，文学活动的参与者具有追寻社会身份的愿望和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办某种刊物、阐发文学观念其实表达了创办者一定的社会身份归属。在左翼文学已成大势的情况下，以周作人为核心创刊的《骆驼草》周刊意图彰显自由主义的纯文学观念，与左翼文坛拉开距离，构建象牙之塔，与左翼文坛分庭抗礼。正如其《发刊词》所声明的“不谈国事”，所谓“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如斯而已”[2]。《骆驼草》以“沙漠之草”为定位，自认力量微弱，当不了勤劳的骆驼，只能充当骆驼草，给过路的骆驼提供一点饲料[3]。在该刊第3期发表的《邮筒》一文中，作者废名颇为认同自称“骆驼”的福楼拜，认为“在一切生物中自己愿做骆驼”，与骆驼相比“我们是同类”[4]。在《莫须有先生传》中，废名也谈到《骆驼草》周刊名称的由来:“骆驼草，系骆驼吃的草。”[5]从刊名可以看出，该刊物是给跋涉的骆驼提供饲料的。该刊物并不认为自己拥有强大的力量，反而承认自己“力量薄弱”[3]。这种低调自谦的态度与当时具有强大聚合力的左翼文坛大相径庭，在革命的滚滚洪流中显得特立独行、别具一格。因此，《骆驼草》周刊将自身定位为“沙漠之草”，只刊发言志之作，不谈国事，是一份力量薄弱但顽强彰显自由主义的文学刊物。

(二)创作实践

1．“象牙之塔”的实践:自由主义的领地

《骆驼草》周刊同人中，钱玄同、钱稻孙、徐祖正、张凤举等是朋友辈，俞平伯、江绍原、废名、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学生。这些人大多远离政治，喜欢清淡，象牙塔的色彩比较浓厚。这使得该同人团体具有公共空间的性质，其成员也在该空间里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自我认同。

1925年2月23日，周作人在《十字街头的塔》中说:“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6]1928年11月22日，周作人在《〈燕知草〉跋》中说:“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7]1929年他在《闭户读书论》中认为，对现实生活不满又无力改变的时候就闭户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8]。周作人的这些观点，均体现了其自由主义思想立场与回避政治的倾向。身为《骆驼草》周刊的实际主持人，周作人的自由主义理念得以彰显。这在该周刊中体现为讲闲话、玩古董、说鬼谈天，译介古希腊拟曲等;情感上趋向冲淡、平和自然，讲究收敛、内蕴，于平淡中见深意。如第1期刊发的《水里的东西》，周作人谈家乡的河水鬼与日本的河童传说，并声称谈论这些东西只为引起读者对民俗学研究的兴趣，并无其他政治上的深意。与同时期上海刊物所具有的浓厚的商业色彩不同，创刊于北平的《骆驼草》周刊则沿袭了“五四”时期非商业性的同人办刊风格，不付稿酬，印刷费大家一起凑，广告多推介新的文学作品，没有明确的商业指向。这种经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骆驼草》周刊的纯粹性和精英性，打造了不涉钱财名利的自由畅谈的一方“乐土”，以至于参与其中的冯至连“德国都不想去了”[9]。

如果将《骆驼草》周刊看成一个以周作人为中心的文学场，那么依照占位原则，其声称的“势力薄弱”、不愿与文学主流相争斗就显得没有多少说服力了。虽言不争，大抵很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姿态。在具体创作过程中，周作人不断回应外界的质疑，企图确立小品文的正统和主流地位，在主流文学之外赢得相应的合法地位。此外，徐祖正在该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文学论文，俞平伯等所发表的一系列文学作品，都表达了对政治的拒斥态度，同时批驳左翼文学对其生存空间的辗压。他们声称自己并不畏惧挑战，“都在老老实实地说自己的话，可算唯一的特色”[10]，“虽不齿于争那道统，可是当仁不让的决心，绝对不可没有的”[10]。这体现了《骆驼草》周刊同人在自由主义的宗旨以外，尚有与正统文学一争高下的野心和意志，他们看似清淡闲谈的笔调，实际上蕴蓄了对抗主流世界的勇气和对文化和文明作别样阐释的欲求。他们以自身的创作实践，为灰暗的北京文艺界，注入了一剂新鲜的血液。

2．“十字街头”的潜隐:战斗者与苦难观照者

尽管《骆驼草》周刊上的大部分作品是兴趣之余、言志之作，是象牙塔里的文章，但并非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如此。疏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参与，关心民瘼、体察国情的意识仍然零散地渗入周刊中，体现出了《骆驼草》周刊同人“走向十字街头”的一面。

该周刊第6期发表的徐玉诺的诗歌《谁的哭声》，以人马、战车、飞机、炸弹、死尸等意象，表现了战火纷飞的时代人民生活的苦难。诗歌以反问的语气、悲愤与同情的语调对现实进行了控诉:“唉，这是谁的隐痛的哭声?人儿的哭声?牲口的哭声?麦子的哭声?新鬼的哭声?地母的哭声?”[11]可以看出，这是诗人代表时代与苦难大众在发问。诗人深陷于苦难大众的生存之痛中，“急梦醒来，我听见耳旁边一片哭声”[11]，在生的挣扎与死的苦痛中，诗歌充满具体历史语境和个体经验的张力。第11期所刊发的石民《机器，这时代之巨灵》，控诉了现代工业疯狂“摧毁旧时代的一切”，视“人类为刍狗，造成了这时代的噩梦”[12]，成为一种该让人诅咒的疯狂。与同时期左翼作家殷夫的红色抒情诗《我底告白》对照阅读，可以看出二者的差异。殷夫写道:我是在机械底心脏底下受胎，在钢铁的碎片中间生来……我底心脏是铁打，铁片的组织[13]。殷夫的诗歌视野开阔，气势磅礴，充满激情与幻想，富于现代动感气息，以“机械万岁，引擎万岁，光明万岁”[13]这种口号式的宣言传达出对新世界宏伟的文化想象。石民的感情则较为克制、理性，从反思的角度对机器发出诘问。可见，左翼文学面对现实往往是直接的干预甚至怒吼，而《骆驼草》周刊同人则在一个安静距离中观照现实与反思现实。第9期所刊永坤的《毛太太》中，刀子嘴豆腐心的毛太太平时总对丈夫毛老爷骂骂咧咧，后来丈夫被土匪抓去，生死不明，她却日日上山打探，借树叶来预示丈夫的死活:“你果真死了的话，请你把树叶飞上去给我看看!那么我才可以知道。”[14]作者不动声色地写出了下层民众生活的艰难与苦涩。同一期发表的曹聚仁的《捧桥脚》，写家乡人用小孩来镇桥的陋习，也是关系民生之作。作者对发生在杭嘉湖苏松太常锡一带的摄魂捧桥脚一事发表评论，指出南京捉鬼造陵的谣言，原是“一套把戏的变相”[15]。同时期鲁迅的《太平歌诀》也提到南京造陵之事:南京近日忽发现一种无稽谣传，谓总理墓行将竣工，石匠有收摄幼童灵魂，以合龙口之举[16]。鲁迅对此的批评不失左翼作家的锋利，而曹聚仁的讽刺亦相当深刻。第21期所刊徐祖正的《某天的日记》，开篇即写时局的动荡。作者对山西军退出北平一事，说不出是“恐惧”还是“希冀”，因为生于乱世，“出去进来的态度，其间好像并无多大的关系”[17]，透出对于政治形势变幻的无可奈何之感。第23期刊发署名补白子的《国庆日之朝》，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还是很关注的:国庆日这天，天安门并无欢庆的气氛，“听说本年奉有命令要隆重庆祝的，但实际可说不如从前”[18]。这几句话点出当时北平时局动荡不安，国庆日也没有了往年盛大的庆祝场面。

综上所述，《骆驼草》周刊虽声称与政治保持疏离，但并非“不谈国事”，刊发的也并非完全是个人言志之作，表明《骆驼草》周刊同人对时局是关注的，对生命、对社会也进行了独特的观照，总体上体现了其“十字街头”与“象牙之塔”互相缠绕的状态。

二、对《骆驼草》周刊文学观念的批判:“没落”与“趣味”

《骆驼草》周刊总体上作为当时卓尔不群的一股清流，没多久就遭到了革命文学者的批判。正如惠敏在《闲话》中所说，“骆驼草”是一个孤孽子，“挨骂是它的预算，打倒也是它的预算”[19]。

(一)“没落”

1930年6月3日，《新晨报副刊》发表题为《读〈骆驼草〉上几篇东西》的文章，认为《骆驼草》是“落到资本主义泥坑里的大学教授，领到了几百块闲暇安然地坐上骆驼，谈起了‘草’，如斯而已”[20]。还有文章直接指责周作人“命定地趋于死亡的没落”[21]。对此，俞平伯很快发表《又是没落》加以反击。他指责普罗文学家们从没落中断定《骆驼草》周刊同人“相当地认识‘时代’了”，认为他们的没落“无非做下酒物，茶点耳”。此外，俞平伯不赞成作家将创作重心放在读者的评判上，认为创作欲是自足的，无求于外[22]。俞平伯代表《骆驼草》周刊同人对外发声，对左翼文学提出质问:“请不要只管搬弄‘某基’‘某夫’苏式人名，和布尔乔普罗利他等空名词，来蒙混人吓唬人。第二，理论固然要讲，也请拿点儿作品出来看看。”[22]言语之中透露出锋芒，责问初期普罗文学“无条件推翻一切传统”[22]，斥责他们阐发理论与实际创作脱节，怀疑他们不是真正从事文艺的人。

事实上，关于“没落”的“骂名”，《骆驼草》周刊背负过，来到上海后的鲁迅也背负过。冯乃超说鲁迅代表着“隐遁主义”[23];李初梨用“堂吉诃德”嘲笑鲁迅为一个闯入现代的中世纪骑士，一个滑稽化的英雄;潘梓年批评鲁迅自以为骂得痛快，但“适足表现出‘老头子’的确不行罢了”[24]。“老头子”因此成了“左联”时期周扬等人对鲁迅的代称。鲁迅曾坦言在“革命文学”战场上，他是落伍者[25]。在文学活动中被人嘲笑落伍意味着跟不上时代，意味着被时代所抛弃。但鲁迅与周作人不同，他及时学习无产阶级文学理论，调整其文艺思想以转向革命文学，最终成为“左联”的中坚人物。鲁迅曾说:“我有一种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25]

周作人自身也有暮年之气，承受着中老年危机。他在1930年2月1日致胡适的信中说，近六七年在北京“觉得世故渐深”，以前所做的文章“亦多暮气”[26]。当时就有学者注意到，苦雨斋周围的文人大都是中年人，而当时的青年追求的是新的刺激的花样，所以青年们对沉静言论“是颇非难的”[27]5。多数青年崇尚的“趣味”为刺激、激进的普罗文学，而中年人带有死气沉沉暮气色彩的文章，不符合青年人的审美口味。于是正统与异端、年轻与衰老形成两极对比，所以周作人及其主持的《骆驼草》周刊被称为不合时宜的“没落”和落后也是有原因的。

(二)“趣味”

早在1927年，创造社成员批评语丝派的“趣味”，就曾以戏仿式的笔调描绘北京的周作人及其圈子:“做小诗罢!俳句罢!使心灵去冒险罢!读古事记罢!徒然草罢!”[28]概括出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28]。创造社早期对语丝社的批判其实是对整个“五四”文学观念的批判。同样，《骆驼草》周刊遭受的“趣味”的指责也是在左翼文学占上风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当时，很多刊物努力摆脱其既有的休闲娱乐趣味，向左翼大旗靠拢。比如泰东书局编辑部刊登的《九期刷新征文启事》，宣称杜绝个人主义、温情、享乐、厌世的文艺，转变刊物的发展方向。《骆驼草》周刊保持着自身“言志”的个人主义趣味遭到批评就不可避免了。恰恰“独抒性灵”“言志”的花鸟虫鱼题材是周作人以及《骆驼草》周刊偏好的趣味。周作人在《骆驼草》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引发其他作者效仿，如艾辛的《臭虫》，丁文的《故乡的蒺藜》《河水鬼》等。周作人曾谈到喜作“草木虫鱼”闲适小品文的缘由，说“这是我所喜欢”的，“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29]，其中也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对人生的关怀，读者能从中体味出现世之美。丁文《故乡的蒺藜》由可食用的蒺藜想到故乡的人:“昨天阅报，仿佛说是故乡又在闹饥荒了，饥荒就任其饥荒好了，反正赈灾委员会的大人先生们未必肯冒险走到那些穷乡僻壤的地方去，那么我可以想象故乡人们一定又在那里吃他们的蒺藜烧饼了!”[30]暗讽当地有关机构不去赈灾，人们只能靠这种野生的食物渡过难关，幽默之中不乏对故乡百姓遭遇的同情。如此观之，闲适小品也并非完全闲适，对现实人生的关怀仍然跃然纸上。这种看似悠闲的笔风暗藏着对现实担忧的玄机，正如周作人所言，虽然“富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31]。俞平伯也对左翼文坛关于“趣味”的批评表示过不满:“譬如孩子喜欢吃糖，女人喜欢喝醋都是趣味，而我们独以趣味名，呜呼![32]当然也变相地承认了他们的“趣味”确实存在。

外界特别是左翼文坛对周作人以及《骆驼草》周刊的所谓“趣味”，大多持批评的立场。贺凯认为，中国社会一再转变，革命也有新发展，周作人却依然肩负“五四”时代思想革命的旗帜，钻在“趣味”里写他的悠闲清淡的小品，显然不合时宜[27]66。当然，也有理解和赞赏周作人等的趣味的。如苏雪林就认为，周作人的革命性被他的隐逸性所遮掩，受人冷落。“但他不愿做前面挑着一筐子马克思后面担着一口袋尼采的‘伟大说诳者’而宁愿做一个坐在寒斋里沏苦茶的寂寞‘隐士’，他态度的诚实，究竟比较可爱。”[27]212将周作人视为寂寞的“隐士”，并理解周作人的精神追求。从总体上看，《骆驼草》周刊远离革命文学，同样也与商业与严峻的社会现实保持距离，呈现出从容悠闲的心境，以比较安全的距离观察生活，超然于世外。左翼文学属于为社会的“载道”派，《骆驼草》周刊则属“独抒性灵”、写花鸟虫鱼的“言志”派。文学观念的差异是其遭到批评的关键。此外，批评者将《骆驼草》周刊冠以“没落”“趣味”，针对的是其主要特点，某种程度上忽视了“趣味”作品之中隐藏着的对现实人生、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三、结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学大势经历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更迭，普罗文学、左翼文学的兴盛势不可挡。在此背景下，大部分作家在革命、在“载道”的“十字街头”呐喊，也有少部分人在上海这个“销金窟”麻醉自己。而坚守北平的周作人及其圈子，总体上保持着对言志的纯文学的迷恋，这引发了革命文学家们对他们“没落”“趣味”的批判。通过梳理，发现《骆驼草》周刊的文学实践亦时常偏离其“不谈国事”、疏离政治的主张，具有关注“十字街头”的斗争，关注时局与人民苦难的一面。对此加以关注，有利于把握《骆驼草》周刊的全貌，看到其丰富复杂的面相。同时，通过《骆驼草》这份刊物，可以发现此时的周作人及其同人在“象牙之塔”与“十字街头”之间徘徊的无奈和背后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