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志摩在上海的叙事困境

日期：2021-02-07 11:29

诗人徐志摩，人所共知，而政治思想家徐志摩，研究者着墨不多。徐志摩不仅是诗人，更是思想家。某种程度上，徐志摩的文学成就是其政治叙事副产品。若天假以年，其文学家身份许会被改写。

有学者主张文学研究“历史化”，摒弃观念预设，在历史中关注文学、政治、法律、教育等等议题，不再执着于概念，转而注重细节的挖掘与展示[1]。文学历史化研究能够打通历史政治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隔膜，将作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放在“大历史”范畴内考察。

徐志摩就是这样一位政治话语和文学话语交织，饱含诸多矛盾性和复杂性的作家。若将徐志摩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4年创作经历看作独立时空，将其日记、散文、诗歌、书信、演讲和文学批评等作为还原历史人物的叙事文本，就可窥见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困顿焦灼的时代命运之一隅。

1 荒歉时代与治乱循环的反思

韩石山先生认为，“中国政治思想界的努力”才是徐志摩的正业[2]2。茅盾早年也曾敏锐发现，徐志摩的许多诗歌不能看作是单纯的情诗，“透过那恋爱的外衣，有他的那个对于人生的单纯的信仰”[2]210。1927年后，徐志摩在上海的4年创作周期中，政治叙事是一以贯之的草蛇灰线。

秋虫，你为什么来?人间/早不是旧时候的清闲;/这青草，这白露，也是呆:/再也没有用，这些诗材!/黄金才是人们的新宠，/她占了白天，又霸住梦。[3]329-330

廉耻告假，黑白颠倒，诗人满心困惑。他将友爱的消失、廉耻的缺席和社会的“荒歉”归因为激进主义。

徐志摩对当时社会格局的判断似与今天的结论相反。

回望30年代，文学和文化思想界取得的成就，都是20世纪上半叶的高峰。但《新月的态度》中，他一边抱怨社会思潮纷乱如麻，各种主义甚嚣尘上，如同街道上挂满了招牌;一边感叹“我们正逢着一个荒歉的年头，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4]194。徐志摩眼中，招牌林立的思想文化界实质上荒歉无物，招牌林立正是纷乱河山的缩影，长治久安久盼不至。

1927年1月，从硖石避乱到沪的徐志摩致信友人说，江浙诸省一片战乱，杭州半个城的人都逃难而出，“可怜的西湖，只余一片荒凉破败”[5]328。

1928年12月，徐志摩在苏州女中演讲描述旅途见闻，江边雪地变成赤地千里，惨淡风云掠过荒无人烟的村庄和枯林，无数如花少年倒在血泊中，民众“生存已经到了绝对的绝境，前途只是沙漠似的浩瀚的虚无与寂灭”，整个中国充斥“沙漠似的浩瀚的虚无与寂灭，不分疆界永不见光明的死”[4]270-271。战时江南衰败之境，让人触目惊心。

荒歉时代带给徐志摩巨大的心灵创伤，诗人如中国传统士林，常常感时伤怀。他一直为中华民族的命运担忧，敏锐觉察到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失去“中心信仰”的危险，“看到目前国内上下陷于‘无办法’的混乱中”[4]350。

1929年3月，徐志摩致信友人表示，面对无法逃避的残酷现实，他感到非常痛苦[5]363。见到营养不良的孩子为了吃青苔而打斗，瘦骨嶙峋的双手在石缝里搜寻一切可以食用的东西，急不可耐地往嘴里送，“我的血液会骤然变冷”，“心里也不得一丝的安宁，这真叫人难受”[5]252。

数千年来，中国社会体制固化严重，皇权兴替，举步不前，王纲解纽后的中国依然积重难返，民生凋敝。

徐志摩始终希望建立一种具备时刻自我反思、主动修正的社会改良机制，此论切中肯綮。

徐志摩对中国社会治乱循环怪圈的反思，触及中国数千年来社会政治的核心命题。对这一问题，胡适和鲁迅都曾论及。前者主张改良，后者赞成革命。两人看似对立，实则殊途同归。胡适力求自我改进功能的政治架构，与鲁迅所批判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6]具有一致性。

主修政治经济学的徐志摩，最担心中国政治架构和社会格局原地踏步，还长期徘徊在17世纪的欧洲水准，认为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各种运动和主义花样翻新，病态、怀疑和厌倦情感蔓延，“人类忽然发见他们的脚步已经误走到绝望的边沿”[4]204。

中国如何摆脱治乱循环泥沼，走上持久和平安宁之路，徐志摩选择站在暴力的对立面。他长期沉浸在苦闷和烦恼中，游走大半个中国，为个人生计奔波劳顿，力推乡村实验无疾而终，致死都未能解开中国历史数千年原地踏步的死结。

2 碎片化历史和理性秩序的冲突

徐志摩的人生存在诸多难以调和的悖论:性格激越如一团火，思想却倡导理性节制情感;生活中趋时骛新，经久盘桓京沪大都市，却厌倦城市蜗居，东奔西走而身心疲惫，渴望回归平静安宁的生活。他主张改革和反思，但应循序渐进，温和理性，“我们不要狂风，要和风，不要暴雨，要缓雨”[7]358。文学艺术亦然，“文艺创作活动的条件是和平有秩序的社会状态”[4]345。他渴望“得到一种生活的状态，可以容我集中我有限的力量，在文字上做一点工作”，但乱世纷扰，“有清静的地方容你去安住，这是我最大的一件心事”[5]250。

理性秩序是自由主义的生命。而晚清以降，军事强人政治一直持续，“私人军事势力，限于交通通信等条件的束缚，也只能在一两个省区里有效。省区外的竞争，更酿成混战局面”[8]。30年代“碎片化”历史格局有两个层面:

其一，就行政版图而言，国民党一直未能有效控制中国的全部疆域，更未能在全国建立完备的行政体制。虽然各地军阀名义上统归中央管辖，但实际上离心离德，拥兵自重。

其二，意识形态而言，国民党一直疲于战事，忙于剪除地方军阀势力，未能在思想和舆论领域掌握核心话语权，更未能有效收编各派文人和作家。当局理政的基础是军事力量，依靠暴力机器维护专制强权，在思想和文化领域作为粗粝，收效甚微。

碎片化社会里寻求理性秩序，是造成徐志摩政治困境之焦点。30年代，徐志摩的书信、日记和诗歌等，充分展示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打仗真急死人，什么事情都叫它捣乱了的”[5]242，“通州船在大沽口叫海军攻炮台截住了，进退维谷，几乎绝水断粮”[5]244，“因为乱糟糟，又不知确定行踪”[5]246，“上海学潮越来越糟，我现在正处两难”[5]259。法律形同虚设，抢劫和绑架蔓延全国，碎片时局对徐志摩的精神施加了极端负面的影响，他时常陷入痛苦焦灼。

1927年4月，徐志摩致信友人说，“中国本土肥沃的很，正适合革命者来生根发芽”，被一群无知的工人和学生搞得一团糟，“有的只是理性的死灭和兽性的猖狂”，“一切明智的力量已遭蹂躏”，仅有的一点理智和秩序也将荡然无存[5]332。

不仅反对激进革命，他同时激烈批判国民党当局。1928年5月，济南惨案发生之后，他愤慨于政府的软弱和无能，“政府也真是糟”，“总司令不能发令”，“外交部长是欺骗专家”，“中央政府是昏庸老朽的收容所”，是中华民族一次次遭受外辱之根。济南惨案不仅让民众受辱，也最终让当权者蒙羞[9]。

徐志摩左冲右突，一面谴责暴力革命扰乱秩序，一面批判国民政府昏聩无为。这可视为其思想独立之表现，也能窥见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

3 政治叙事困境及其历史局限性

如果说胡适与共产主义有过短暂“蜜月”，徐志摩则始终忌惮苏俄。他坦言，宣传共产主义的列宁，“我怕他”[7]358。围绕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徐胡二人曾公开论辩。胡适同情共产党人为主义献身之气魄，认为莫斯科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10]53的气象，“列宁一班人，都是很有学问经验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10]59。而徐志摩认为，中国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凋敝，病灶之一就是革命和激进主义，“在文艺上掀动全武行做武戏与在政治上卖弄身手有时一样的过瘾”[4]322。他认为，宣扬暴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潮及其掀起的激进洪流是荒歉社会的根源，并在作品中进行艺术夸张再现。

青年的血，尤其是滚沸过的心血，是可口的:———/他们借用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舀著喝。[3]343

军事强人政治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灾难的渊薮之一。于此，徐志摩不无偏颇。

30年代上海自由主义作家身处国民党当局和左翼双重夹击中。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国民党当局之间爆发的“人权论战”，亦是贴身肉搏。国民党书报检查体系无情击杀左翼作家，亦是高悬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头上的利刃。徐志摩亲身目睹闪烁刀锋，他1931年9月致信胡适:“《新月》又几乎出乱子。隆基在本期《新月》的‘什么是法治’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四百本《新月》当时被扣，并且声言明日抄店。”[5]283一边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对胡适之流极尽批判，另一边是当局政治权力的粗暴钳制。徐志摩等左冲右突，孤立无援，身处左右夹击之境。

徐志摩遭遇的叙事困境，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命运的样本。优渥生活环境和贵族教育经历，塑造其精英文学观和价值观。在上层倾轧和底层革命之间，他最担心后者。在西方浸润数年的徐志摩，自由主义思想深入骨髓，忌惮暴力革命，却未能深入体察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层原因。他游历的英美社会已经从17、18世纪的暴力革命阶段进入相对稳定的资产阶级社会，上层权力的移交较为平静，如欧洲大陆那样的底层革命鲜有发生。

他生活在京沪等现代城市里，即便回乡，也勾留硖石、杭州一带。他在车窗中看到凋敝的原野，却很少有机会直面中原地区因连年征战导致的深重创伤;只在上海弄堂里目睹创造社诸君蓬头垢面之窘态，却没有体验过亭子间左翼作家艰辛的日常生活，更无法理解无产阶级革命在广大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群体中获得广泛认同的深层原因，这是无法逾越、客观存在的身份隔膜。

历史和文学本没有明显的界限，二者之间存在多层面的联系:文学是历史的产物，又是历史的旁证，文学作品和作家创作都要在特定的历史政治语境中加以考量。包括徐志摩、胡适、梁实秋等在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时常对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心生厌恶，但是他们可能没想过，砍掉资产阶级的脑袋，会导致更少的人统治更多的人，从而产生新的暴政和奴役，这无疑是在怂恿乌合之众在集体无意识的掩护下犯下更多的“平庸之恶”。

十月革命为中国现代历史播种了暴力激进的种子，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有浓厚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气息，这是晚清以来背负沉重创伤记忆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文学革命是一把双刃剑，进击姿态赋予五四运动排山倒海之势，也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了新文化运动的个体观念和自由特质。但是长期被压迫和奴役的民族，除了奋起反抗，似乎别无选择。无论群情激奋的国内形势，还是虎视眈眈的一众列强，都没有给谦谦君子们渐进改良的机会。自由主义社会方案看似美好，但对中国方枘圆凿，未能有效伸展便昙花一现，消失在挂满各种主义招牌的杂货铺中，淹没在狂飙突进的血雨腥风中。

知识分子遇到政治，话题常讲常新。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认为，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是反比例[11]。马克·里拉(Mark Lilla)也认为，知识分子在政治权力面前，更像“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进历史车轮中的儿童”[12]。连胡适也在1928年的一次演讲中慨叹，“学者遇着‘老虎’，学者唯有失败而已!”[13]。

今日回望历史，30年代徐志摩在上海的政治叙事，布满困境和悖论，耐人寻味，引人深思，赋予其作品多重解读维度。徐志摩是中国千百年来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之一。身处荒歉年代，自身生存堪忧，依然如杜甫一样苦苦寻找破除中国历史治乱循环怪圈之法。

碎片化的现代历史语境，无法提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伸张话语权的理性秩序，徐志摩因此陷入极度苦闷。更重要的是，他无法体认中国革命的根本原因，反对暴力革命而遭左翼批评;与国民党力争自由平等人权，受到当局书报检查制度的残酷打压，生存空间和话语空间均备受辖制。徐志摩30年代在上海的政治叙事困境，为回望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文艺思潮和知识分子提供了鲜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