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羊舍的夜晚》的艺术张力

日期：2021-01-28 10:15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1949—1966)这一时期产生的文学被称为“十七年文学”,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文学观念、艺术倾向、创作方法上的差别和分歧,都被当作现实的‘政治问题’处理,看作对立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冲突、较量的表现”。[1]政治决定了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原则,文学在政治的规约下,作品的题材、主题、艺术风格,以及艺术方法,呈现出“一体化”的特点。但汪曾祺“十七年时期”的短篇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收录了《看水》《王全》《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并未一味迎合当时主流文学所表现的“阶级斗争”“英雄叙事”“政治事件”等主题,而是另辟蹊径,既刻意回避与疏离当时的政治事件,又在不经意间呈现当时的时代风貌,着重表现自然的人性之美,描绘庸常生活的平淡之美,充满了生活情趣与人性关怀。突显出特定历史时期汪曾祺小说的艺术张力,堪称其“十七年时期”文学创作的典范。

一、雅俗交融与陌生化技法所形成的语言张力

在中国文学史上,语言是“载体”“工具”,这一观念可谓影响深远。作家们一以贯之地把文章的思想内容放在首位,而轻视语言本身,期间虽会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追求,但在文学创作中,语言总体上依然未能摆脱“载道”“工具”的命运。“十七年时期”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延续了这一模式,但汪曾祺“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个例外。汪曾祺“十七年时期”的小说创作,不仅注意到文学语言的“工具”作用属性,而且赋予文学语言更重要的本体属性,提出了小说语言的本体论。在汪曾祺看来,文学创作中“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可以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2]217显然,汪曾祺认为,文学语言这一能指和所要表达的所指是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的。在这种文学语言观的支配下,使得《羊舍的夜晚》成为“十七年文学”中较为独特的存在,充满了文学艺术张力。

首先,雅俗共赏的小说语言。小说的艺术张力往往来自小说语言本身,汪曾祺在其小说创作中,一方面,能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巧妙借助雅致的语言意象塑造形象;另一方面,又能吸纳民间文化精髓,广泛运用方言口语突显小说语言张力。如在《羊舍一夕》中对小吕干农活时的描写:“小吕有一件大红的球衣,干活时他喜欢把外面的衣裳脱去,于是,在果园里就经常看见通红的一团,轻快地、兴冲冲地弹跳出没于高高低低、深深浅浅的丛绿之中,惹得过路的人看了,眼睛里也不由得漾起笑意,觉得天色也明朗,风吹得也舒服。”[3]7其中“丛绿”“漾起”“天色明朗”等温润、雅致的书面性用语与“通红的”“轻快地”“兴冲冲”等口语彼此镶嵌交错。并能巧妙地借用“大红的球衣”这一充满生机与色彩的语言意象,使一个年少活泼、充满干劲的孩童形象跃然纸上。此外,汪曾祺对老九放羊感悟的描述:“放羊不是艺,笨工子下不地!”[3]15不仅读来朗朗上口,而且通过“笨工子”(外行)、“下不地”(应付不了)方言口语的运用,形成“乡村果园”这一拒绝外人的场域,产生审美阻拒,但在注释的指引下,读者可以顺利地重新进入这一场域,在这一“受阻—解阻”的过程中,小说艺术张力随之产生。

其次,“陌生化”的艺术手法。“陌生化”被俄国形式主义者视为文学艺术文学性的根本所在,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认为,艺术创作即是把原本习以为常的对象陌生化、反常化,增加感知难度,以延长审美感受,增强审美效果。汪曾祺在《羊舍一夕》开篇对于夜晚火车经过果园的描写:“先是一个雪亮的大灯,亮得叫人眼睛发胀。大灯好像在拼命地往外冒光,而且冒着气,嗤嗤地响。乌黑的铁,锃黄的铜,然后是绿色的车身,排山倒海地冲过来。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3]1“火车”这一现代工业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在汪曾祺笔下成为一种奇异的存在:“雪亮的大灯”“乌黑的铁,锃黄的铜,……排山倒海地冲过来”。火车经过果园这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在汪曾祺笔下颇具魔幻色彩,“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园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不息地追赶着”。火车经过果园瞬间带来的斑斓色彩,冲破了田间漆黑与平静的夜晚。陌生化的叙述视角带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蕴含无限意味。诚如汪曾祺所说,“语言的美要看它传递了多少信息,暗示出文字以外的多少东西,平庸的语言一句话只是一句话,艺术的语言一句话说了好多句话。即所谓‘言外之意’,‘弦外之意’。”[2]77火车除了给果园里的四个孩童带来“准确的时间”外,对他们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产生大的变化。因为,“每回看到灯光那样猛烈地从树墙子上刮过去,你总觉得会刮下满地枝叶来似的。可是火车一过,还是那样:树墙子显得格外的安详,格外的绿,真怪”。[3]1这看似简单朴实的语言背后暗含着强烈的时代政治意识形态意味,显然,对于这个平静的果园,即使有新生事物闯进来,也只会产生一闪而过的新奇。在彰显庸常生活平淡之美的同时,似乎隐含着人们对当时阶级斗争的麻木。

最后,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学意味。在《羊舍的夜晚》中,即使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依然具有文学性张力。如《羊舍一夕》中对老九的描写,老九每天放羊的时候都会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齐飞翔……”[3]12老九天生一副上低音的宽嗓子,每当他唱起这首歌,没有人不知道是他去放羊了。小说巧妙地借助歌词描绘草原美景:蓝天、白云、马儿、百鸟……,以饱含深情的语言传达出人民对家乡、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热爱。这悠长辽远、颇具意境的民歌,有效地淡化了小说的意识形态倾向。再如《羊舍一夕》结尾,“这四个现在在一排并睡着的孩子(四个枕头各托着个蓬蓬松松的脑袋),他们也将这样发育起来。在党无远弗届的阳光照煦下,经历一些必要的风风雨雨,都将迅速、结实、精壮地成长起来。现在,他们都睡了。火已经灭了。炉火也封住了。但是从煤块的缝隙里,有隐隐的火光在泄露,而映得这间小屋充溢着薄薄的,十分柔和的,蔼然的红辉”。[3]43显然,文本中“党无远弗届的阳光照煦”和“煤块的缝隙里,有隐隐的火光在泄露”形成一种文内互文性。即煤块的缝隙中所隐隐泄露的微弱火光与党所发出的和煦阳光是互文的关系,如果单独分析“党无远弗届的阳光照煦”这句话,似乎是充满着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的,但是汪曾祺把它巧妙地放入这一互文关系中,便使这一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有效融入了此处所营造的平和安宁的氛围,在这一氛围中,文学性话语冲淡了政治话语的意识形态属性,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也具有了文学性张力。由此可见,汪曾祺用充满文学性的语言形成诗意性氛围突显小说政治性话语的艺术张力。

总之,《羊舍的夜晚》作为汪曾祺在“十七年时期“创作的作品,从中可以隐约感受到其所蕴含的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但当这些颇具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被嵌入到和谐淡远的小说氛围后,使得小说语言含蓄蕴藉,呈现出文学意味。

二、人物形象刻画中本真人性的审美特质

汪曾祺的《羊舍的夜晚》这部短篇小说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既有王升(政治觉悟不高的落后群众)与王全(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成为一名进步分子)这种正反人物对比的形象,也有远离政治的普通孩童形象,这些基于人性角度所塑造的不同人物形象促成其“十七年时期”小说的叙事张力。

首先,立足于人性本真的人物形象塑造。“十七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普遍盛行对阶级斗争和英雄主义的书写。虽然,在人物形象塑造过程中,汪曾祺似乎也刻意向主流文学写作靠拢,如《王全》中对“正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契合了“十七年文学”中人物塑造的范式。作者着重塑造了成长中的进步分子王全和政治觉悟不高的落后分子王升。正面人物王全从拒绝接受教育的文盲变成主动学习写字的优秀红旗手,符合当时小说中的进步人物形象特点。反面人物王升“坏”的主要原因是,当他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产生冲突时,他选择了侵犯集体利益,满足个人利益,欠缺为集体服务的意识、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从这两个人物的阶级来看,王全是贫农,王升是富裕中农。按照中国史阶级分析的学说,贫农具有一种天然的社会主义倾向,而富裕中农则更多地倾向资本主义。[4]98这种对人物进行阶级的划分,使作品突显出浓郁的时代气息。

但无论是正面人物王全服从组织安排,逐步向党组织靠拢,进而建立起强烈的集体观念这一形象的塑造,还是反面人物王升这一落后分子形象的塑造,都符合人性的本真。譬如王升这一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对王升的“批斗”表现出来。在被“批斗”的过程中,汪曾祺并没有对王升的动作和心理活动进行描写,王升的表现只是“一句话没有,说不上来”。“批斗”既没有使王升自觉承认错误,反思自己,也没有表现出“阶级斗争”的尖锐,更多地是表现王升“闷”与“精”的特点,而不是罗列“罪状”,大肆讨伐,让人感受到“批斗”中的一丝人性的温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汪曾祺对于先进人物与落后分子的划分,并没有完全按照“阶级”这一标准来划分,对于这两个人物形象的阶级,既没有大费笔墨地颂扬,也没有上升到政治批评的高度大加讨伐,而是淡淡地一笔带过,有意避开“尖锐的阶级斗争”立场,而从“人性”角度出发刻画,所以在《王全》这部小说中,即使是侵犯集体利益的落后分子王升,也蒙上了一层温情的面纱。相较于同一时期的作家,如赵树理在《锻炼锻炼》中对于“小腿疼”“吃不饱”这两个人物的“批斗”场景,既有对于“被批斗的落后群众”的“罪状罗列”,也借“先进分子”之口对政治语言进行宣扬,整个过程轰轰烈烈,从而达到对落后分子批评与教育的目的。汪曾祺在《王全》中更多地体现王升这一反面形象“闷”与“精”的特点,而不是罗列其“罪状”,进行大肆讨伐。

其次,汪曾祺在塑造小说具体人物形象时,似乎有意偏离了当时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类型化人物的倾向,如“英雄孩童”“先进干部”“落后的二流子”等人物形象,而是另辟蹊径。在《羊舍一夕》这篇小说中,塑造了四个生活在农场的热爱生活、热爱劳动、易于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得到满足的单纯天真的孩童形象,相较于同期小说中对于英雄孩童形象的塑造,汪曾祺《羊舍一夕》中的孩童似乎缺乏小兵张嘎的英雄气概,显得天真烂漫、单纯平凡。显然,汪曾祺对于生活在果园中的四个孩童形象的塑造是偏离主流方向的,其笔下的乡村是一个被主流意识形态遮蔽的文化空间,这一空间中的人们远离政治喧嚣和阶级斗争,在朴素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孩子们心满意足地生活着。

即使是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建构,汪曾祺也能淡化人物冲突,悬置阶级差别,消弭意识形态。譬如社会主义新人秦老九,对于选择做农场工人还是工厂工人这一问题,在他的父亲看来,作为放羊的农场工人远不如炼钢的工厂工人光荣,但秦老九“心里一点也不同意!这话要是别人说的,他会第一个反驳:你瞎说!你凭什么!”[3]14但秦老九的这些辩解并没有说出口,只是沉默着接受了父亲让他去当炼钢工人的安排,人物之间没有正面的冲突,呈现出和谐的氛围。并通过“劳动”这一天然的人物行为,弥合了新人形象的自我意识裂隙。秦老九对炼钢日渐向往情绪的基础是其“在农场得到了许多有用的生活技能和知识,受到了好多的陶冶和锻炼,无论他在炼钢的时候,或是履行着别样的职务时,都还会在他的血液里涌洑,给予他持续的力量”。[3]18人物自我意识裂隙的弥合,正落在了对“劳动”行为的重视这一出发点上。从劳动是健康的、天然的人物行为这一点出发,汪曾祺悬置了工农阶级差别的问题,以“劳动”消解了文本的政治意识形态化,体现文本的文学性与诗意性。

再如,小学六年级的小吕突然要到农场做活,其中缘由,作者一笔带过,“他见他爹张罗着给他们交费,买书,有时要去跟工会借钱,他就决定去做活,这样就是两个人养活五个人,我哥能够念多高就让他念多高”。[3]19而是将写作的重点放在了小吕在果园中轻松愉快的劳动生活上,汪曾祺既没有分析小吕的父亲对小吕中途辍学的态度,也没有深挖造成小吕辍学的深层社会原因。这一方法与悬置工农兵差别问题的处理方法类似,都是为了弥合人物的自我意识裂缝,从而虚化了文本的政治意识性,突显文本的文学性与诗意化。

最后,《羊舍的夜晚》中人物的日常行为,并不是热火朝天地大搞“阶级斗争”“批斗落后分子”等运动,而是以积极自觉的态度投身到庸常的劳动生活中。如《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孩童,他们不是聪明勇敢的小英雄,彼此之间也不会产生尖锐的政治阶级斗争,在农村的劳动生活中过得简单平静、充实快乐、天真烂漫。其中三个孩童深夜谈鬼情节的设置耐人寻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很少能找到“鬼”的身影。因为“鬼”被认为象征着封建迷信,受到现代文人作家的激烈批判和抨击,例如,在《白毛女》“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中的“鬼”是在极强的革命与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为了强调新社会反对迷信、崇尚科学的特点,而把“鬼”驱逐出人的地盘。汪曾祺却在作品中大肆谈鬼,毫不避讳,这一情节并不是要引起读者内心的恐惧,而是为了反映四个孩童天真无邪的特点,即他们在远离政治喧嚣的庸常农村生活中,并没有受到“驱鬼”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

显然,汪曾祺“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的心态是颇为矛盾的,既有主动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塑造反映时代发展潮流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形象、进步分子和落后分子形象,又有远离政治斗争不为主流写作所关注的天真烂漫的孩童形象。但无论是哪一类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又都能从本真的“人性”这一角度出发,突显出小说人物形象的颇具意味的审美特质。

三、传统乡土世界与现代理想社会建构的张力

从古至今,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从未停歇。从中国春秋时期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孔子构想的“大同”世界到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再到现代作家沈从文构建的“湘西”世界、赵树理对于农业合作化后美好社会蓝图的设想;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天国”,到18世纪法国的傅里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所标榜的“空想社会主义”,再到19世纪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等,无一不体现出人类对于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

文学艺术对于理想世界的建构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传统乡土世界的想象性怀恋,一是现代理想社会的想象性建构。如果把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看作是对现代理想社会的建构;那么对“大同”世界、“小国寡民”的向往,即可作为传统乡土世界的想象性怀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关于现代理想社会的想象具体表现在对农村合作社的着重书写与工业城市建设的热情歌颂,如赵树理的《三里湾》中描写了老梁对于农村合作化后美好蓝图的想象;柳青的《创业史》中灯塔社获得粮食丰收之后进行的狂欢式庆祝;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中工人阶级主体以巨大的劳动力量建设城市的场景描写等,都可以看作是现代知识分子对于现代理想社会的想象性构建。在这一时期艺术对理想社会的建构中,文学作品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必然到来的“幸福天堂”,而通往这一天堂的道路便是创建合作社这一“金光大道”,关于“公社运动”“劳动美学”“集体力量”等成为文学频繁书写的对象。当然,在这种时代写作的潮流中,传统知识分子的乡土理想世界并没有全然消失,沈从文构建的湘西、贾平凹描写的商州、汪曾祺笔下的大淖等都是对于乡土自然、美好世界的讴歌,有着浓郁的传统乡土理想社会的气息。

事实上,在作家的笔下,无论是回溯历史,还是憧憬未来,都包含着作家对于理想世界的想象性建构。现代作家对于传统乡土世界的建构,最具代表性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作家群。他们“以自己的乡村经验积存为依托,以民间风土为灵地,在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浪漫绘制中,构筑抵御现代工业文明进击的梦中桃源”。[5]“京派”作家们站在快速发展的现代工业文明之上对传统乡土社会的深情回望,是他们对于美好自然人性的讴歌和自由书写理想的追求,汪曾祺作为“京派”的代表作家,其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等都具有浓浓的乡土精神。倘若从这一角度来构建文学史,把“十七年时期”汪曾祺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放置在这一维度的文学史中加以考量,便可以发现,《羊舍的夜晚》是一部传统乡土世界与现代理想社会合力影响下的产物。《羊舍的夜晚》中所构建的果园,乍一看是一个远离政治纷争、普通孩童平凡而庸常生活的乐园,但其本质上是作家所建构的现代理想社会。小说中农村合作社运动的描写及其中的人物设置,都是充满政治深意的,倘若从深层来探究,就会发现,农村合作社这一形式本身便是具有实验性质的现代社会共同体。《羊舍一夕》中对于四个天真无邪孩童形象的塑造及其对“乡村果园”这一空间的描写,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写作主题来说,无疑是汪曾祺在逃避当时政治生活书写过程中为自己构建的一个传统乡土精神世界,是其在民间乡土大地上发现的体现着乡土精神的理想家园。这种对于乡土民间的温情描写已经可以看出汪曾祺20世纪80年代作品中乡土精神世界的影子。

当然,《羊舍的夜晚》又可以说是现代理想社会建构的典范,因为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显著特征就是建构现代理想社会,在当时的作家们看来,只有通过文学作品对现代理想社会的建构,才可能重建“政治社会”这一社会主义的“原始领土”,才可能重新激活“革命”“国家”“世界”“人民”等等这些“大者”“远者”的概念,并进而规范个人的价值观甚至生活方式。[4]359因此,《羊舍的夜晚》中也体现着汪曾祺对于现代理想社会的想象性构建。如孩童小吕对于组长安排的夜晚看水工作,心想:“自己是果园的人,若是遇到紧张关头,自己总是逍遥自在,在一边做个没事人,心里也觉说不过去。”[3]45小吕虽然年纪小,来果园的时间也不长,但是已经成为一个有着强烈责任感的合作社中的一员,即民族国家共同体中的一员。在看完一夜水的第二天早上,合作社的女工因为惦念小吕,早早来看他而且为他带来了滚热的甜菜充饥。

由此可见,《羊舍的夜晚》中合作社的成员都有着极强的劳动主动性,且社员之间互相关心,真心爱护,体现出人与人之间和谐融洽的关系,突显出强烈的现代理想社会色彩,即在农村合作社这一农业劳动形式下必然会迎来美好未来,充满了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向往之情。因此,汪曾祺在《羊舍一夕》的最后写到:“这四个现在在一排并睡着的孩子(四个枕头各托着个蓬蓬松松的脑袋),他们也将这样发育起来。在党无远弗届的阳光照煦下,经历一些必要的风风雨雨,都将迅速、结实、精壮地成长起来。”[3]43即无论是多么偏远的乡村角落,在中国共产党的庇佑下,所有的孩童都可以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从而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正是这种传统乡土世界与现代理想社会的想象性建构使得汪曾祺《羊舍的夜晚》突显出较强的艺术张力,成为“十七年时期”文学作品中颇为独特的存在。

总之,《羊舍的夜晚》是汪曾祺为自己建构的一个融合传统乡土世界与现代理想社会的精神乐园。其冲淡平和的小说风格打破了“十七年时期”小说创作浓厚的政治色彩,游离于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之间,并能将人本主义理念融入小说创作之中,通过书写普通小人物庸常生活中的人性之美,淡化其小说的政治意识形态意味,相较于同时期的其他文学作品突显出较强的艺术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