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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4-24 10:10

《喧哗与骚动》是美国著名作家福克纳创作的一部经典意识流作品,也是福克纳自认最伟大的作品。该书于1929年出版时,并未受到美国本土读者的重视,十多年后才受到关注。《喧嚣与骚动》写作手法新颖,运用了意识流等多种写作手法,成为意识流小说经典之作。

目前,国内《喧嚣与骚动》的译本最早由李文俊所译(以下简称李译本),1984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其后不少译者先后复译此书。现有不少学者对《喧哗与骚动》译本进行了研究,但大都从译本的比较、读者期待视野等角度入手,鲜有学者用操纵理论三因素对其进行分析。本文选取《喧嚣与骚动》李译本作为研究对象有两个原因:一是李译本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正值引进外国文学高潮,所以该译本具有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二是在《喧哗与骚动》众译本中,李译本至今仍被奉为最经典的译作。本文从操纵理论视角对《喧哗与骚动》李译本进行研究,分别探讨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和出版社这一赞助人对该译本的具体影响,以期丰富对《喧哗与骚动》李译本的研究。

一、意识形态对《喧哗与骚动》李译本的影响

意识形态最初属哲学范畴,后被引入到翻译研究中。但翻译界对于意识形态界定众说纷纭。勒菲弗尔最初把意识形态界定为一种“世界观”,[1]同时他也认为,“意识形态指对我们行动具有规范作用的系统,该系统由形式、习俗与信仰构成”。[2]但他又将其称为“特定社会特定时期可为人接受的由观点和态度构成的概念体系。”[3]

对于意识形态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勒菲弗尔指出,“意识形态对整个翻译过程都具有操纵作用,只有符合特定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才能被改写。”[2](P14)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主要表现在“对形式和主题的选择与发展上”。[2](P16)译文形式的选择与发展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采取特定的翻译策略来实现,而对主题的选择则是对翻译文本的选择。由此可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实则是通过影响译者择取翻译文本和翻译策略来实现的。

1.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李文俊择取翻译作品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放宽。批评家们开始质疑我国文艺界“文艺从属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基本原则,并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方针。[4]此外,柳鸣九曾在一次会议上称:“西方现代派文学被完全否认有失公允。”[5]同时,他也指出:“西方现代派文学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不能一概否定……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同样也应该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洋为中用。”[5]这为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此后,国内译者开始译介之前一直被拒的现代派文学作品,意识流文学等现代派文学作品纷纷出版,开启了译介现当代文学作品的高潮。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依然制约着现代派作品的译介。当时,现代派作品能否译介仍取决于其思想是否具有进步性,即是否符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这意味着译介的作品在内容上要体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揭露批判,具有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

李文俊选择译介《喧哗与骚动》正是基于这点考虑。与福克纳当时尚未译介的其他作品相比,《喧哗与骚动》的思想内容更具有进步性。《喧哗与骚动》以旧时南方康普生家为背景,通过对曾经显赫一时,如今却没落的康普生家族的描述,揭示了旧时南方制度的瓦解。同时,又通过对人物的刻画,特别是对杰森形象的塑造,表明资本主义的价值标准已逐渐取代旧时南方的价值标准。对此,福克纳在作品中进行了讽刺,表明其对资本主义的南方新价值标准的憎恶。正如李文俊在译作的前言中所言:“《喧哗与骚动》不仅提供了一幅南方地主家庭解体的图景,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对资本主义价值标准的批判。”[6]“李文俊撰写的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带有译者的主观阐释意图。”[7]其所阐释旨在说明《喧哗与骚动》的思想内容是进步的,符合当时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也正是因为这样,李文俊才选择译介《喧哗与骚动》。

2.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李文俊择取翻译策略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开启了译介现代派文学的高潮,但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推崇,现实主义在整个文学体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派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都是在反映社会现实,但两者反映的方式大相径庭。现实主义文学往往会按逻辑顺序来刻画现实,而现代派文学则通过意识流等方式来刻画荒诞的或非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因此,为了消除违背当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风险,译者会在译介现代派作品时采取某些翻译策略对译作进行改写。

受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李文俊在翻译《喧哗与骚动》时也采取了加脚注的方法来减少该作品的现代主义特征。《喧哗与骚动》李译本的显著特点是脚注非常多,除了对译本中文化负载词和背景信息的解释而加注之外,还有许多用来说明情节变化的注释。例如:

例1 The cows came jumping out of the barn.

译文:那些母牛奔跑着从牲口棚里跳出来。

脚注:回到“当前”。他们俩又走到牲口棚前,使班吉勾起了下面那一段回忆……

李文俊用回到“当前”来表明班吉意识的变换。之后,他不仅对这一变化所包含的具体情节进行说明,还指出了下文将要叙述的内容。李文俊这样做是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他试图通过加注的方式,让译本按照逻辑顺序来发展,使内容不那么晦涩难懂。这样译本的“意识流”现代主义特征就会减少,而现实主义特征更加明显,从而实现了对译本符合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写。

二、诗学对李译本的影响

对于“翻译语境中诗学范畴的鉴定现仍莫衷一是”。[8]有学者认为诗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但勒菲弗尔认为它是影响翻译过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勒菲弗尔指出,诗学包含两个要素:“一是修辞、体裁、主题、原型人物和情景以及符号的总集;二是一种文学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具备或者应当具备什么样作用的观念。”[2](P26)“诗学又会决定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或什么样的改写在特定文学系统中是可为人接受的。”[2](P35-36)换言之,特定时期的主流诗学对译者选择译介何种作品、采取何种翻译策略起着决定性作用。

1.主流诗学对李文俊选择翻译作品的影响

主流诗学指在特定社会某一时期译者或其他个人和组织普遍认同的一种文学观念。这种普遍认同的文学观念会影响译者选择译介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艺领域开始改革,文学界迫切想要学习西方的创作方法,从而为新时期文学开创新的局面。1982年,徐迟在论述现代派的文章中称,“西方现代派文艺现在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文学艺术的主要形式……西方现代派已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存在,我们需要研究它。”[9]这是新时期文学向西方现代派研究转向的重要标志。此后,文学界“开始自觉将西方20世纪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以及写作手法,作为革新文艺的主要参照”。[4](P139)但是,当时文学界基本都依靠外国文学译介者来了解外国文学作品。在外国文学界,外国文学研究者和译介者也感知到这种文学变革的需求,迫切希望引进之前一直排除在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为中国文学的创作和发展提供借鉴。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引进外国现代派文艺作品,促进中国新时期文艺改革是当时文艺界普遍认同的文学观念。

李文俊作为资深编辑,阅读过各类外国文学作品,深知我国文学变革的需求。李文俊选择译介《喧哗与骚动》不仅仅因为它是福克纳第一部成熟的作品,更是因为这部作品能够为当时的文学变革注入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界因对之前盛行的伪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产生了不满,从而在文艺界开始进行文学改革,旨在恢复文学的真实性。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引导下,文学界逐步关注现实和人。西方现代派作品善于批判社会现实,描写人物的内心真实,能够为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喧哗与骚动》作为一部意识流作品,其在艺术表现方面别具一格。它不仅仅“反映了精神实质与神韵的‘形似’,而且还在‘掘进’人物的内心生活上达到了新的高度”。[6](P2)这种对现实和人物内心的描述体现的正是现实主义的特征,能够为当时中国文学界如何创作现实主义作品提供借鉴。因此,李文俊选择译介《喧哗与骚动》是出于引进外国现代作品来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从而促进文学变革的考虑。这种选择符合当时文学界的期待,迎合了文学变革的需求。

2.主流诗学对《喧哗与骚动》李译本翻译策略选择的影响

除了文本的选择,李译本翻译策略的选择也受到主流诗学观的影响。为了迎合当时引进外国现代派文艺作品为中国文学创作提供借鉴,促进文艺改革走向的主流诗学观,李文俊翻译时在语言层面上采取了“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翻译策略,而在文化层面上则采取“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试图让译文不仅忠实于原文的语言形式,而且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从而为当时中国的作家创作提供借鉴。

(1)无标点句子的翻译

例2 And it doesnt have to be even that long for a man of courage and he do you consider that courage and i yes sir dont you and he every man is the arbiter of his own virtues whether or not you consider it courageous is of more importance than the act itself than any act otherwise you could not be in earnest.

译文:——于是我说它也没有占上风如此之久对一个有勇气的人来说——于是他说你认为那是勇气吗——于是我说是的父亲你不认为是吗——于是他说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道德观念的仲裁者不管你是否认为那是勇气反正它比那行动本身比任何行动都重要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是认真的——

无标点句子是福克纳通常采用的一种写作手法的具体表现,那就是“意识流”,以此来记录作品中人物意识的变化。这种意识的变化“不必有逻辑,也不必顺时序”。[6](P10)这一段描写的便是昆廷的潜意识,整个行文非常混乱,连续几页没有任何标点符号,也没有大小写区分,以此来表示他当时的精神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虽然这是福克纳的一种写作手法,但当时中国读者对此并不熟悉。因此,在翻译时,李译本主要采取了直译的翻译方法,没有将原文中的“and”翻译成“和”来区分句意,而是保留了原文说话逻辑混乱的风格。同时,译者也采取了意译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添加了破折号,用来区分昆廷和其父亲的对白,这样处理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原文的艺术风格,但有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逻辑。这种直译和意译结合的方式,既保留了原文的“意识流”写作风格,也使译本易于让中国作家理解,为其从中学习创作方法提供了方便。

(2)方言的翻译

例3 T.P. said Sir, in the barn. Fancy held her head over the door, because T.P. hadn’t fed her yet. “Git done there.” Roskus said.“You got to do this milking. I cant use my right hand no more.”

译文:T.P.在牲口棚里应了句“啥事,爹。”阿欢把脑袋从栅栏门上探了出来,因为T.P.还没有喂它草料。“你那边完事啦。”罗斯库司说。“你得来挤奶啊。俺的右手一点也不听使唤了。”

这一段是黑人女佣迪尔希的丈夫罗斯库司和他儿子T.P.之间的对话。黑人语言是美国社会一种特殊的语言,在发音和语法上都不规范,在文学作品中主要通过拼写来表示,以此来表明所刻画人物的性格和社会地位。翻译时,这种方言非常难处理,因为英语中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城市和农村使用的语言区别非常大,但是汉语只有标准普通话和各地方言之分,所以黑人方言在汉语中无法找到对应的表达。在《喧嚣与骚动》中,福克纳通过拼写不规范的词语,如“GIT和cant”,来刻画未受过教育的黑人佣人形象。李译本采用了归化的翻译方法,用中国北方的方言,如“啥”“爹”“俺”这些词来代替原文中的黑人方言,以此来标记原文黑人方言的使用,这样保留了原文的形式,形象生动的凸显出原文所刻画的未受教育的黑奴形象。这种使用方言来刻画人物形象的写作手法为当时中国作家提供了新的思路,迎合了当时促进文学变革的主流诗学观。

三、赞助人对《喧哗与骚动》李译本的影响

赞助人指“那些能够促进或阻止书写和改写文学作品的力量,试图调整文学系统和其他体系之间的关系的人”。[2](P15)赞助人可以是个人、群体和出版社,也可以是社会传媒。赞助人通常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和地位所构成的赞助人系统对译者施加影响。

1.经济因素对《喧哗与骚动》李译本译文质量的影响

勒菲弗尔所指的经济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给译者提供稿费来谋生和雇佣编辑。在翻译《喧哗与骚动》时,李文俊的主要身份不是译者,而是《世界文学》杂志的编辑。作为编辑的李文俊需要为一系列刊物介绍福克纳,如介绍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编写一本《福克纳评论集》。但那时福克纳的作品鲜有译成中文,李文俊未读过其大部分代表作。他曾在一篇序言中说:“在读者未读原著的情况下请他们先看太多有关评论,恐贻本末倒置之讥。”[6]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李文俊决心翻译福克纳的作品。他曾说,“至于我正式从事翻译介绍福克纳可以算是‘逼上梁山’。”[10]由此可见,李文俊译介《喧哗与骚动》更多的是为了完成任务而非赚取稿费来谋生。因此,提供稿费来谋生这一经济因素对李译本操纵较少。但是,雇佣编辑这一经济因素对李译本的操纵比较明显。上海译文出版社作为李译本的赞助人,在李文俊交付译稿后,聘请了专业编辑来校阅译稿,指正了译稿中出现的错误。李文俊曾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吴劳同志帮我匡正了不少因为精力不济与学历不足而造成的失误。”例如:李文俊有几页译稿遗漏了,没有寄给译文出版社,后来吴劳将这几页译稿手抄补全。这对提高李译本的总体质量意义重大。

2.地位因素对《喧哗与骚动》李译本社会地位的影响

译本要为大家所知,必须要通过出版社这一赞助人出版发行。译本出版后的受欢迎程度不仅取决于译文的质量,还取决于出版社这一赞助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根据勒菲弗尔对地位因素的描述,“赞助人在社会中的接受度表明,原作者和译者都受到各自赞助人地位的制约。”[2](P18)换言之,作为赞助人,出版社的社会地位对译作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的影响。《喧哗与骚动》共有十个全译本,但最为广大读者追捧的还是李译本。一方面因为李译本是首译,译文质量佳,另一方面因为李译本的赞助人社会地位高。李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成立于1978年,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综合性专业翻译出版公司,在翻译外国文学方面拥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文革后最早出版外国文学中译系列丛书的出版社”,[11]选材精湛、译本译文优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赖。上海译文出版社首次出版《喧哗与骚动》李译本便印刷了87 500册,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后还多次重印,至今仍有版次在售,可见其受欢迎程度。李译本现已被选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译文名著精选”,是《喧哗与骚动》的经典译作,不仅是读者阅读的首选,也是学者研究的焦点,享有非常高的地位。

四、结语

通过运用勒菲弗尔操纵理论从宏观层面对《喧哗与骚动》李译本进行分析,笔者得出,李文俊在翻译前和翻译中受到了意识形态和诗学的影响,而赞助人对李译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后。具体而言:第一,在意识形态方面,李文俊为了迎合当时拥护现实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大潮中选择了翻译现实主义因素更明显的《喧哗与骚动》,并且采取加注的翻译策略来凸显译作的现实主义特征;第二,在诗学方面,李文俊译介《喧哗与骚动》是为了顺应当时引进现代派作品来促进文艺改革的主流文学观念,并采取“直译为主”的翻译策略来保留原作的特点,同时通过“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让译文更容易为中国读者所阅读,从而促进中国文艺改革;第三,赞助人对李译本的影响一方面表现在出版社这一赞助人雇佣编辑来校对其译文,提高了李译本的译文质量;另一方面,出版社这一赞助人本身的社会地位,对李译本在社会中的接受度和影响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上可知,翻译研究者除了在语言等微观层面对译本进行研究,还可以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中,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等宏观层面对其进行探究。而赞助人作为操纵译本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对译本社会地位的影响可以为研究译本的影响和接受度提供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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