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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5-19 10:30

作为英语世界最具声望的国际文学奖,英国的曼布克奖(以下简称“布克奖”)促进了“英语语系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的传播。“英语语系文学”也曾被称为“英联邦文学”,①以英国前殖民地的英语文学为主体构成,其联结点是英语语言和英联邦成员国经历过的被殖民历史。从1969年启动至2014年,布克奖评选范围为每年在英国出版的包括英国、英联邦成员国及爱尔兰等国作家的英语小说作品。在共计261 部入围作品、47部获奖作品中,分别有129部、24部作品的作者出自英联邦、爱尔兰和英国族裔作家,其中英联邦作家既有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也有来自印度、巴基斯坦、南非、尼日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

布克奖具有政治地理色彩。布克奖小说的出版、评选及颁奖均在伦敦,其评审权始终掌握在英国文化界人士手中。作为专业读者的英国评委们承担着文化把关以遴选经典作品的评选重任,他们在评阅具有异文化背景的英国族裔作家及海外作家的作品时所采取的视角无可避免地带有跨文化的性质,评选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同文化的相遇、竞争与商榷。由于评选的价值评判标准与参评作家的民族归属、文化身份之间有紧密的联系,英语文学的民族性问题是布克奖评选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的英语文学发展势头强劲,在布克奖的竞争中表现突出,在评选中围绕文学民族性问题进行的论争最为激烈。因而,分析上述国家对相关问题的争议及英语文学民族性问题产生的语境,不仅可以揭示全球化趋势中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地方性与全球化的张力,及相关国家对文化权力的竞争,还可以为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一定启示。

一、布克奖评选中的文学民族性问题

布克奖的目标是奖励年度优秀严肃小说,其入围及获奖作品具有进入文学经典行列的前景。文学经典既是一个国家民族文学的核心组成,也是其民族文化资本。爱德华 · 萨义德(Edward Said)认为西方现代文学研究以建构民族经典为目标,“文学研究的现代历史与西方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的发展紧密相连,其目标是区别出民族的经典,支持其卓越地位、权威性和美学自律性”。[1]316绝大部分布克奖评委为文学研究人员,可以理解,“文化民族主义”是他们在评比文学作品时无可逾越的历史死结。对英国人来说,英国文学与其他民族的英语文学是“源”与“流”的关系,英国文学具有中心性和源头的意义,并拥有“永恒的”经典地位,构成了衡量其他英语文学作品的规范。

受文化民族主义所限,英国评委参照的标准始终是英国的民族文化精华,其评优的思路大致分为两种:或参照传统的英国文学经典,做出“安全的”选择,[2]把本土作家承袭传统的小说作品作为优秀的典范推出;或寻求突破传统以开创另类经典,推举外来文化的作家如新西兰毛利族作家的《骨头人》(The Bone People 1985)等与英国文学传统大相径庭的作品赢得殊荣。这两种思路主导着不同历史时期评委会的评选,使得布克奖经历了从保守的本族中心主义向国际化发展的历程。在这期间,英国人的民族文学观念也受到了冲击。

20世纪70 年代,英国人普遍认为 “英国文学”的范畴限于“英格兰白人作家”的作品,担任布克奖评委的文化界精英们也比较保守,看重英国本土作家,本土作家在入围及获奖名单上占据绝对优势,但本土小说清一色描写英国中产阶级在本土的经历,因袭守旧而缺乏独创性,难以赢得好评,因此布克奖未能发挥遴选经典的作用,也未能树立其权威性。直到20 世纪80 年代开始,英国族裔作家和英联邦作家探索流散、族裔、认同政治、多元文化等处于变革中的后殖民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抓住了时代精神,受到评委们的青睐,在布克奖竞争中占了上风。英国本土作家的优势格局才被打破,十年间,本土作家只在1984年才在决选中取得绝对优势。1981年,萨尔曼 · 拉什迪的 《午夜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获奖堪称石破天惊,标志着英国开始突破“小英格兰心态”,承认外来作家的文学独创性的价值。英联邦作家和英国族裔作家登上布克奖的初选、决选名单甚至获奖逐渐成为常态。1994年,《卫报》文学编辑指出,“布克奖组织者似乎意识到英国花园中开放的文学之花是多么零落、无力、不持久。没有爱尔兰、苏格兰、以及‘英联邦国家’如印度、斯里兰卡、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新西兰等国家的参评作家…… 确实很荒凉”。[3]英国前殖民地作家作为英语文学的新兴力量,赢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也受到一些布克奖评委的欢迎。

《午夜的孩子》等一批后殖民英语文学获奖作品进入当代文学经典的行列,布克奖有了奖励一流小说的纪录,其权威性得以树立,进而被英国人视为民族文化财富。然而,大量非本土作家占据了英国最宝贵的文学奖榜单,招致一些英国媒体非议,认为他们挤占了英国作家的生存空间。在本土与外来作家的竞争中,英国评委们面临着支持哪一方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开始,每一年入选布克奖的作家的文化身份及其作品的民族性问题是英国主流媒体报道的热点之一。名单上有无英国作家及是否“土生土长”的英国人等都是热门的公共话题,这反映了英国人对本国文学能否保持在英语文学世界中心地位的焦虑。“布克奖不仅是作家个人的竞争,还是民族文学之间的竞争”。

在对当代英国文学史的研究中,布鲁斯·金(Bruce King)教授及苏格兰作家艾伦 · 马歇(Allan Massie)都注意到布克奖推动英国移民作家从边缘走向中心,改变了文坛的象征秩序,使英国文学得到更新和扩充,向多元化、国际化发展。金认为移民作家为英国文学增添了国际性主题,V.S.奈保尔、拉什迪、石黑一雄等移民作家获得布克奖,转型为族裔作家,其作品中的“离散”、“迁徙”、“族裔”、“混杂认同”等新主题树立了新的文学典范。英国文学的民族性自此具有多元文化、包容差异性的世界性特征。[4]马歇则指出,英国文学的概念不再以民族-国家的疆界为限制,“英国小说”(English fiction)的说法将在20世纪90年代过时,应该用“在英国出版的小说”(fiction published in Britain)或“英语写作的小说”(fiction in English)来代替更为确切。[5]英国人在民族文学观念上的变化影响了布克奖的评选。

阿拉斯泰尔 · 尼文(Alastair Niven)曾担任过1994、2014两届布克奖评委,现为英联邦作家文学奖管理委员会主席。他认为,布克奖在建立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文化共同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8年布克奖成立30周年之际,尼文展望了以该奖为契机,建立超越国界的文化联结(cultural affiliation),使英语作家们联合起来的前景:“在未来,与民族-国家相关的所有概念将得到重新评价,将作家划归到英国的、爱尔兰的、印度或其他什么民族范畴内将是无用的、褊狭的。移民和跨文化主义将继续会成为众多作品的核心内容。因此,不可能把作者归于一个简单的[民族]标签”。[6]40尼文等期待英语文学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发展为“去地域化”、“超民族”的文学,面向全球传播并在全球流通,但显然,英国文化界希望英国在这一进程中担当文化领导权。2014年,布克奖向美国作家开放,意味着英国在向主导英语文学全球化的目标迈进。

虽然获奖的英联邦作家借助布克奖的全球传播体系赢得广泛的知名度,但布克奖绝非以帮助其他国家确立民族文学经典、支持其民族文化建设为目标。相反,布克奖将具有“地方性”、“民族性”异质声音的前帝国属地的小说统统聚集其旗下,增添了英国的文学资本。况且其文学评判标准经过传播后成为社会共识,就可以作为文学规范,影响人们对文学作品价值的看法,这有助于英国在制定文化价值标准方面享有发言权,并在文化输出方面占得先机。

二、加拿大、澳大利亚对文学民族性的论争

当代西方评论家们根据各国英语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影响力,“通常确立依次下降的等级顺序:I)英国文学;II)美国文学;III)爱尔兰文学;IV)澳大利亚文学;V)加拿大文学;VI)加勒比、非洲和印度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7]77按照这一等级排序,英国文学处在高于包括美国文学在内的其他民族文学的位置,并且英联邦各国的英语文学被置于距离英国文学远近不同的位置,其中南亚、非洲国家、加勒比地区英语文学的地位最低。这一等级排序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布克奖参评作家们并非处于同一水平。英语文学世界中存在等级区别,英联邦各国发展民族文学的道路不一。

在参与布克奖竞争的国家中,加拿大、澳大利亚曾是“移民殖民地”(settler colony),其主流文化与英国文化一脉相承,英语文学是其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国发展民族文学的过程中,作家们不但有选择地继承了英国文学传统,而且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不过,他们对前宗主国的文学奖、出版社、文学评论、文学书刊等文学资源有一定的依赖性。 根据戴维 · 卡特(David Carter)对20世纪50年代以降澳大利亚、加拿大两国文学市场的考察,两国“没有满足本国消费者的需求并达到抵挡文化进口的程度”,[8]361每年仍从英国进口小说来充实国内文学市场。

加拿大、澳大利亚一度缺乏自主的民族文学空间。加拿大政府于1957 年建立了 “加拿大文化艺术理事会”(Canada Council for the Arts),对作家等艺术家们进行资助,旨在促进本民族文化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高校开设了“加拿大文学”课程,并出版文学研究期刊等。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文学的两大主力军英语与法语作家很难得到国内读者的追捧,因为读者通常认为英美及法国作家的作品文学价值更高。20世纪70年代初,有感于加拿大文学“乏人问津”,著名作家玛格丽特 · 阿特伍德(Margret Atwood)在1972年发表专著《生存:加拿大文学的主题导读 》(Survival: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为学生、教师提供研习本土文学的参考。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批加拿大作家通过布克奖和普利策奖等海外文学奖赢得国际声誉,2015年为止共有三位加拿大作家获得布克奖:迈克尔 · 翁达杰(1992)、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2000)及扬 · 马特尔(Yann Martel2002)。国际文学奖成为加拿大确立其民族文学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加拿大文学向海外输出的同时也得到本国读者的重视。

与加拿大类似,澳大利亚一度也因缺乏文学资源和文学市场而依赖英国。直到20 世纪60年代,英国出版商还控制着澳大利亚的出版业,在伦敦获得好评的文学作品更能吸引澳大利亚读者。[9]当时澳大利亚政府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认为,建立艺术基金机构去支持民族文化艺术是对英国不忠。因此,在他退休后,政府才设立艺术委员会支持本国艺术家。澳大利亚学者指出,本土作家曾在“地理孤立”(ge-ographic isolation)的状态中苦苦挣扎,把家乡视为“文化荒原”(culturalwasteland)。[9]53像加拿大作家一样,澳大利亚作家也经历了“墙外开花墙内香”,他们要先在英、美等国得到认可,才会在本国获得声誉。托马斯·肯尼利(Thomas Kene-ally)1972年进入布克奖决选标志着“澳大利亚文学的一次重要提升”。[9]53紧接着,1973年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获得诺贝尔奖,1982年肯尼利获得布克奖,澳大利亚文学的国际声誉鹊起。1985年,彼得·凯里(Peter Carey)进入布克奖决选,引起各界关注,澳大利亚学者认为凯里的成功反映了本国作家成名的悖论:“在澳大利亚,作家树立个人的民族代表形象最迅捷的途径是在海外取得成功。”[10]436

随着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全球英语文学市场也蓬勃发展。英、美的出版业尤为发达,并且布克奖的创立者及主要管理者均来自英国书业界,对加拿大、澳大利亚而言,参与布克奖的一大好处是可以借用其全球营销体系来加强本国作家作品的传播,提升本民族文学的国际声誉。两国关注入围、获奖作家的民族归属及其作品的文学典范性,并把作家的个人成功视为发展民族文学的契机。

1992年,翁达杰获得布克奖后,英国媒体报道强调其族裔身份———“来自斯里兰卡的南亚作家”,但加拿大不满英国对翁达杰的身份定位,明确指出其为加拿大作家。《多伦多之星》报赞誉“翁达杰是现代加拿大的完美模范”。翁达杰问鼎被视为“加拿大所有作家的胜利”,给加拿大带来殊荣。[11]获奖不但事关作家个人荣辱,改变其个人的命运,而且提升了其所代表的民族文学的国际声誉。2000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获奖,加拿大媒体在庆贺的同时也指出,阿特伍德曾四次进入决选,获奖作品《盲刺客》(The Blind As-sassin)却并非其最佳作品,并且同年出版的其他一些加拿大小说的文学价值更高。因此,英国评委们没有推选出加拿大最优秀的文学作品。[12]1172002年,有三位长期旅居海外的加拿大作家进入决选,引发了加拿大媒体对作家们的民族归属及其作品的民族性的热议,获奖作家扬·马特尔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自己的加拿大作家身份并为此而自豪。[13]加拿大学者认为马特尔等作家虽不在本土居住,但他们的作品折射出以多元文化为特征的“加拿大性”,因而是加拿大文学的代表。布克奖在凝聚加拿大文学的民族性,提高其国际地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4]7马特尔的获奖之作《少年派的故事》(Life of Pi)成为布克奖历史上销量最多的作品,被译为30多国语言,树立起加拿大文学在全球流通的模范。

到2015 年为止,共有四位澳大利亚作家———托马斯·肯尼利、彼得 · 凯里、D.B.C皮埃尔(D.B.C.Pierre)、理查德 · 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获得了布克奖,其中凯里两度获得布克奖,证明了“澳大利亚可能在世界尽头,但一小群作家可以通过写作进入文学世界的中心”。[9]53尽管有澳大利亚评论家批评凯里书写澳大利亚的民族性并将其作为面向国际文学市场的卖点,但鉴于其国际声誉,凯里仍被公认为是澳大利亚的“民族声音”。[11]2003 年获奖的皮埃尔很少在祖国生活,澳大利亚媒体仍将其获奖视为本国荣耀。2014年,澳大利亚举国欢庆弗拉纳根夺魁,作家的故乡塔斯马尼亚因此登上世界文学版图,当地教育部门宣布,这部小说涉及本地历史和文化,将入选本地高中必读书目。[15]4作家获奖并取得荣誉代表其本土文化对艺术世界的贡献。在全民的庆贺声中,加拿大、澳大利亚的获奖作家被奉为民族文学的代表。

布克奖颁奖机构回避英语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试图将参评小说纳入统一的“英语文学”的范畴,强化英国在文化价值生产方面的权力,而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强调获奖及进入决选的本国作家的民族身份及其作品作为民族文学的典范性,商榷将作家的成就转化为本民族文化与文学的成就,以增添本国的文化资本,加强人们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并借布克奖的传播,为其民族文学在国际竞争中开辟道路。

三、印度、南非对文学民族性的论争

通常,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学是以该国民族语言写作的文学。对英国在亚非的前殖民地而言,英语和英语文学曾经是殖民者进行殖民征服的文化手段。在去殖民运动中,清算殖民主义是南亚、非洲国家建构民族文化的一个基础。因此,英语语言经过当地人民改造、归化后才被当作书写本民族的文学语言。从自我族群的视角出发,突破殖民主义的他者再现进行英语文学创作是亚非作家发展民族文学的必由之路。非洲英语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切鲁阿 · 阿锲比(Chinua Achebe)将英语文学视为唯一的民族文学,提出“民族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是基于全国通用语言的文学,而部族文学(ethnic literature)只是某一部族的文学。以尼日利亚为例,我认为民族文学是用英语创作的文学”。[16]56阿锲比说明了英语文学在非洲的重要性,但他的观点仍存在一定争议,印度、南非等国实际上更倾向于把英语文学看作民族文学的组成部分。

印度在独立前缺乏民族出版社和英语文学市场,对英国的文化资源有所依赖。20 世纪30年代“印度文艺复兴运动”中的干将R.K.纳拉扬(R.K.Narayan)、拉加·拉奥(Raja Rao)等作家首先在英国出版其作品,继而在印度赢得声誉。20世纪80年代之后,印度逐渐成为世界第三大英语图书出版国,英美跨国集团公司在印度设立分公司,与印度出版社竞争。相形之下,南非、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独立后民族出版业发展缓慢,对英国始终比较依赖。二战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海尼曼公司(Heinemann)等垄断了非洲的英语图书出版。两家公司在20世纪50~60 年代分别出版了以阿锲比为首的“非洲作家系列”文学作品,虽然其动机之一是将非洲文学作为人类学研究的材料保存下来,①但客观上却使非洲英语文学广为传播,登上世界文坛。

目前获得布克奖的南亚、非洲作家包括南非作家纳丁 · 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74)、J.M.库切(J.M.Coetzee 1983、1999)、印度作家阿兰达蒂 · 洛伊(Arundhati Roy 1997)、阿勒温德·阿蒂加(Aravind Adiga 2008)等四位。②布克奖在英联邦国家的影响力巨大。根据印度小说家朗加尼·拉奥(Ranjani Rao)的观察,“每年读者们和作家们屏住呼吸等待初选、决选名单出炉,公众给与布克奖的关注连诺贝尔奖都相形见绌”。[17]《印度时报》认为,《午夜的孩子》获奖是印度英语文学发展史上的分水岭,虽然纳拉扬、拉奥、安妮塔·德赛(Anita Desai)等印度作家在西方出版其著作,但“这些小说存在于批评和市场的真空中,在国际上被忽视。《午夜的孩子》挑战了印度英语小说的不公平待遇”。[18]《午夜的孩子》、《微物之神 》(The God of Small Things1997)等获得布克奖后,以伦敦为基地的跨国出版集团发现了印度英语小说的巨大市场潜力:“拉什迪掀起印度英语文学的第一股浪潮,洛伊则不失时机地予以推动。”[19]印度英语文学在布克奖的推动下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出版业的热点文类。

被誉为当代“南非三圣”的作家———纳丁 ·戈迪默(Nadine Gordimer)、J.M.库切(J.M.Coetzee)和安德尔 · 布林克(Andre Brink)等在其写作生涯早期都与布克奖结缘,通过该奖取得了国际声誉。南非评论家分析了布克奖吸引这些作家的原因:“南非文学的问题是我们没有阅读文化,也没有写作和小说文化……许多南非人甚至写不了自己的名字”。[20]南亚、非洲作家选择用英语创作,显然考虑到英语能带来国际声誉和更广泛的读者群。

由于印度、南非等亚非国家力图突破欧洲中心主义来发展其民族文化,他们追求具有与欧洲相区别的文化价值取向,并对新型的西方文化殖民怀有一定的抵御和防范心态。与加拿大等国对布克奖的普遍欢迎有所不同,印度、南非对待布克奖的态度相当矛盾。一方面,从文化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印度、南非媒体庆贺本国作家获奖,为其感到自豪并支持作家们积极参与。他们认为,首先,获奖作家击败了西方对手,使西方垄断英语文学的计划成为泡影;其次,获奖作家成功地带动了民族文学的发展。通过书写本民族,作家建构针对殖民主义话语的反话语,并且使英语从殖民者的语言转化为本土语言得到合法化。改造后的英语不像部族语言那样受区域、民族限制,而是充当了全国通用语,为凝聚多民族国家发挥了作用。

另一方面,从后殖民批评的角度出发,印度、南非评论家把伦敦颁奖机构与原帝国中心相联系,认为英国人通过颁奖把文学趣味强加给前殖民地,是新型的文化殖民主义。而作家安然受之,则表示其认同布克奖活动的意识形态、评委的合法性和评判标准等,意味着承认伦敦的文化权威及其新文化殖民的合法性。批评者还指出,获奖者不能代表民族文学,因为布克奖奖励身在西方的离散作家,而非坚守本土或用土著语言创作的作家。比如,《印度时报》指出,“那些书写‘当代印度’的小说家或是已经离开印度数十年,或是印度移民的孩子,继承了父母的偏见来看待印度的事物”。[17]

印度、南非批评家对获奖作家的文化身份提出质疑,指出获奖作家是游弋于东西方文化的文化投机分子,为吸引西方读者有意识地创作具有“异域情调”的作品。所谓“异域情调”并非某个文化天生固有的差异,而是能够产生“他者”对照的成分。布克奖评委们认可作品的 “异域情调”文学价值,将其作为典范,实际上是奖励文化“他者”。[21]13印度学者批评印度获奖作家为了迎合西方,制造文化‘他者’,专门聚焦印度后殖民社会的种种负面现象,如贫穷、政治混乱、种姓制度等。[22]根据《加尔各答电讯报》的评论,2006年印裔作家基兰 · 德塞的获奖之作 《遗失的继承》(The Inheritance of Loss)属于印度作家为西方读者创作的小说,“此类小说反复讲述一类故事,循环使用同样的形象和词汇”。[23]这一评价并非没有依据。《继承的遗失》继续书写奈保尔和拉什迪等开拓的后殖民小说主题:殖民者撤离遗留给原殖民地的政治混乱,殖民者与当地居民的疏离隔绝等。南非学者还由此揭示了 “布克奖政治”:后殖民作家只有描写后殖民社会的悲惨境况,“满足西方对第三世界国家印度与南非的模式化看法”,才有可能进入布克奖评委们的视野。[24]78

对印度、南非等国而言,不能指望布克奖等西方的文学奖促进本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因为西方文化权威是有选择地授予第三世界作家以殊荣。南非评论家批评道:“第一世界供过于求,人们的脑海中几乎没有考虑其他文学的空间,所以他们选上一至两三位作家作为代表,然后拒绝承认第三世界其实还有很多作家。”[20]22《印度时报》的评论文章也指出,伦敦、纽约和巴黎等西方大都会决定出版什么样的印度小说提供给读者,“在这些外国地方,‘印度文学’实际上只是‘印度-盎格鲁文学’(Indo-Anglo literature)”。[19]印度认识到不能任由西方促成的“印度英语文学”潮流埋没印度作家用其他语言创作的民族文学。

印度、南非意识到西方文学奖评选中隐存的文化霸权,“认同的等级制度不会马上消失,事实上,庆贺、承认‘差异性’和‘他性’这些举动本身或许会掩盖更加微妙、隐伏的权力关系”。[24]156为了使本土文学不至于沦为英国推广其文学趣味和标准的牺牲品,印度、南非学者批判布克奖等西方文学奖的意识形态选择性,揭露其象征暴力对民族文学的独立性的损害,并提倡突破欧洲中心主义,以差异性文化价值来引导本土英语文学的发展。

四、结语

在全球化时代,文化趋同性和多样性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文化的疆界在消解,文化共同体出现;而另一方面,人们的本土文化意识、民族文化意识在上升,加强民族文化实力以免被强势文化吞噬的要求越发迫切。英联邦国家渴望发展区别于英国文学的、具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国别文学,而非英国文学的附庸或模仿者。英联邦作家们作为民族文学的代表参与文学奖角逐,获得殊荣而在世界文坛上展示实力,树立起民族文学的旗帜并扩大其在全球的影响力;而英国也需要英联邦国家作为文化同盟,通过设立布克奖等文学奖去发掘英语文学资源,并强化其评判英语文学的文化权力,增强其作为文学中心的文化实力,争取在英语文学全球化中发挥主导作用。于是,以遴选经典作品为目标的布克奖成为英联邦国家与其前宗主国进行论争、商榷以达到各自目标的一个平台。从布克奖的历史来看,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等国的英语文学的文化影响力在上升,而英国文学的中心性有所松动。英语文学全球化既包含有英语文学超越国界的一体化发展趋势,也有多元化、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等对英国的文化资源有着不同程度的依赖,对英国颁奖机构的看法也不一致,但面对英语文学全球化中前宗主国的强势主导,其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如何发掘本民族文学的资源,促进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提高文化实力。在本土的与全球的、民族的与跨民族的文化生产场交错的情况下,各国竞相争取文学评判的文化权力,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启示:一方面我们需要促进包括出版、创作、批评等在内的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维护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以免其陷于全球化陷阱之中;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协调、提升民族文学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位置,促进其传播并将其转化为文化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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