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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5-19 10:30

引言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量。2015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5次会议审议通过《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双一流”),决定统筹推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推动实现我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这是继“211工程”“985工程”“2011计划”之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又一重大举措,亦被纳入国家的“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具有战略意义。“双一流”所涉及的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密切相关。王大中(2002)指出,学科是大学发展的核心,对大学的发展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影响。田建国(2015)指出,学科是高校发现、应用、传播知识的基本单元,是实现各类办学功能的基础。笔者认为,大学以学科为基础,学科是大学的加速器。换言之,一流学科促进一流大学的发展,没有一流学科的大学不可能成为一流大学,而一流学科丰富到一定数量,构成一流学科群,大学自然成为一流大学。在一定意义上,学科作为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大学的核心,也是大学发展的龙头,办大学就是办学科。

就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以下简称外语学科)发展研究而言,涉及学科研究范式、存在问题、发展路径等方面的问题。如南佐民和范谊(2007)提出,外语学科研究范式应创新,以传统的语言文学研究为内涵,以交叉学科研究为外延,以国际化、国别化以及涉外经济文化交流及商务操作问题研究为特色。彭青龙(2016)指出,外语学科主要存在4方面问题:(1)人才(主要指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整体不高;(2)科研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科研成果影响力较小;(3)国际化程度不高,国际化主要是指学生的国际化、师资的国际化、课程的国际化、国际合作与交流等;(4)激励机制尚未完全建立,教师投身教学和科研的动力没有被充分激发出来。戴炜栋和王雪梅(2015)从“文化走出去”背景视角探索了学科发展的路径,涉及孔子学院战略平台、高端跨文化人才培养、海外文化中心和智库、数据库和网络资源建设、外语研究体系、文化产品外译、跨文化交流活动、区域与国别研究智库等8个方面。在“双一流”背景下,剖析一流外语学科内涵,探索外语学科如何结合全球化和信息化趋势,提升学科水平与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在分析“双一流”内涵的基础上,剖析一流外语学科的内涵与发展战略。

一、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外语学科的内涵

1. 一流大学的内涵

就一流大学的内涵而言,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如Altbach&Ballán(2007)提出,一流大学本质上是以美国大学为典范的研究型大学,其典型特征是科研卓越(有广为同行所认可的、能够推进知识前沿的科研成果)、学习自由与知识氛围浓郁、有效的院校管理、充足的设施(图书馆、实验室、办公室、生活设施及互联网和其它电子资源)和足够的资金。Sharma(2011)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共性在于人才的集中、高经费的投入和自由的学术氛围。Salmi(2009)指出,一流大学包括3个要素:人才(员工和学生)的聚集、支撑学习和研究的丰富资源、良好的管理机制。王晓辉(2014)提出,“衡量一流大学要看其是否具有一流的学科和一流的师资,是否能够产生一流的研究成果和培养出大批一流人才,以及是否能够为本国和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等。”Postiglione(2015)在分析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高校教育政策及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指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须推进国际化进程,扩大高校自主权,实现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平衡协调发展。刘金秋(2016)则认为:一流大学应具备一流的国际声誉、办学理念、基础设施、科研条件、教学科研团队;能够产出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育人成果;具有一流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并能不断创新;具有厚重的校园文化和自由探索的精神氛围。刘继安和冯倬琳(2016)指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标准特征包括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优秀的生源、卓越的研究、高质量的教学、充裕的经费、学术自由、自主治理结构以及精良的基础设施等。2016年QS大学排名评价指标包括学术声誉(40%)、雇主声誉(10%)、师生比(20%)、师均(著作)引用率(20%)、国际教师比例(5%)和国际学生比例(5%)。综上所述,世界一流大学涉及一流学生、一流师资、一流学术、一流资源、一流管理、一流服务等,其中学生、师资、学术为共性。相对而言,国外学者重视资源设施和院校管理,国内学者更强调社会服务等。

在厘定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时,既要考虑人才培养、学术科研、师资水平等共性特点,也要考虑现代大学治理、国家需求、社会服务等个性特点;至于经费资源等问题,鉴于我国公立高校经费渠道比较单一,此处不将其作为主要因素。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流的教学(培养高水平拔尖人才)、一流的科研(产出系列高水平成果,解决国际学术领域的重要问题,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一流的师资(国际引领作用的学科带头人与学术团队)、一流的社会服务(对接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发挥资政咨商启民作用)以及一流的管理(优质高效的现代大学发展机制)。当然,各类高校因性质与定位不同,侧重点应有所差别,以彰显独特的大学文化和优势特色。

2. 一流学科的内涵

为深入解读一流学科的内涵,有必要厘定学科这一概念。目前学界关于学科内涵的阐释主要包括知识观和组织观。如Morin(引自江小平,2002)认为,“学科是科学知识领域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科学范围内确定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特长,迎合科学各方面的需要。”Clark(2008)指出,学科既包括“围绕学科建构起来的院系、研究所、学会等实体性组织机构”,也包括“具有学科认同感的教师、学生、研究者等构成的虚拟性组织”。孔寒冰(2001)认为至少可从3个方面理解“学科”:(1)教学的科目(subjects of instruction),即教的科目和学的科目,是一种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活动;(2)学问的分支(branches of knowledge),即科学的分支和知识的分门别类,是一种发展、改进知识和学问研究的活动;(3)学术的组织(units of institution),即学界的或学术的组织,是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机构。周光礼(2007)提出:(1)学科是一种知识体系,不同的学科就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学科的发展不仅包括知识的发现,而且包括知识的整合和系统化;(2)学科是一种学术制度,它以分门别类的制度安排来追求知识,学科的建构实质上就是学科从知识体系转化为学术制度的过程。常文磊(2009)结合知识观与组织观提出,学科一般须具备下列要素: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方法;独特的研究领域或者知识体系;作为物化形态的学术组织。刘小强(2011)指出,学科含义包括四大部分:逻辑范畴和知识体系;浸润其中的学科精神和学科制度、规范;学科的具体社会组织,如学院、学系、研究所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学科的社会分工、管理、内部交流机制等。由此可见,学科的内涵可以从教学科目、知识分支和学术组织等进行阐释。笔者认为,学科既是涵盖相关学术领域的知识体系,又是从事教学研究的学术组织,包括教师、学生、研究人员、教学管理人员以及贯穿其中的运行机制等。

就一流学科的内涵而言,李春林和丁云龙(2012)指出,一流学科具有很强的知识传播、知识生产和知识应用能力,并且这种作用是双向的,每一职能都是对其它两个职能的强化。宣勇(2016)认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即建设世界一流的学科组织,提高学术产出能力,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创新与传承上生产出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周光礼(2016)从学科的学术性与实践性标准入手,提出世界一流学科的中国标准:一流的学者队伍、一流的学生质量、一流的科学研究、一流的学术声誉、一流的社会服务。以上观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均强调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要素。笔者从学科是知识体系和学术组织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一流学科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社会服务方面,而一流学科管理提供了制度和资源保障。换言之,笔者主要从学生质量、师资水平、科研层次、社会服务、学科管理等来判断该学科是否已经进入一流行列。通过对比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内涵发现,两者基本一致,可见大学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学科建设。

3. 一流外语学科的内涵

戴炜栋和王雪梅(2015)提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学科内涵可从知识观与组织观两方面进行解析:一方面该学科涵盖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领域知识,另一方面包括从事外国语言文学知识传承与研究等学术活动的教师、学生、研究人员、研究机构等。鉴于不同国家将语言类专业置于不同院系内,譬如英美国家有专门的语言系、英语系等,日本的外语类专业多设在文学研究科或综合国际学研究科,我国除外语类高校之外,英语语言文学等二级学科多设在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中,因此相应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有所不同。

结合上述一流学科的内涵,笔者认为外语学科建设本质上亦是知识的生产、传播与应用,涉及科研、教学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其“一流”应体现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社会服务等层面,而学科管理贯穿其中(见图1)。同时考虑到目前高等教育呈现国际化与信息化趋势,如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第38次大会并发布“教育2030行动框架”,提出教育的使命是全纳、公平和全民终身学习,笔者认为国际化和信息化理念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社会服务、学科管理的重要指导原则。结合国家战略与外语学科特色可见,一流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应突出“多语种+”特色,培养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来华青年杰出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等;科学研究方面应强调多语种跨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志性成果并提升国际话语权;师资队伍方面应突出多语种国际化特色,学科带头人与团队互为支撑;社会服务方面应注重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资政、咨商、启民作用;学科管理方面应注重学科文化的传承培育、学科的国际合作交流与学科制度的规范完善。需要注意的是,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并不意味着亦步亦趋,盲目照搬国际标杆学科的定位与发展模式,而是要异曲同工,突出中国特色,在特色中发展一流。

二、一流外语学科发展战略

1. 一流人才培养

“双一流”背景下,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成为高校和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2015年新修订的《高等教育法》明确指出,高等学校应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开展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指标中,人才培养质量亦被置于首位。笔者认为,对一流外语学科而言,无论是本科教育还是研究生教育,均应突出“多语种+”特色,培养卓越国际化人才。

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纲要》指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就外语学科而言,应培养具有全球视野、中国情怀、人文精神、创新实践能力、外语特长的“多语种+”卓越国际化人才,其中“多语种”即要求学生至少精通两门以上外语,具有出众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即强调“融合贯通”,融会相关国别、区域、领域知识,担负起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企业“走出去”的重任。譬如上海外国语大学大力倡导“多语种+”人才的培养理念,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能够参与全球事务的通才和通晓国别区域与领域的专才。需要指出的是,此类人才并不限于中国学生,也包括来华留学生,特别是通过推进“新汉学计划”,培养更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爱华友华学生。

在人才类型方面,不仅要培养单一的语言文学类人才、翻译人才与商务英语人才,还要培养复语型和复合型人才,特别是《2015—2017留学工作行动计划》中所提出的尖端人才、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种人才、来华青年杰出人才、国别和区域研究人才等5类人才。就外语学科而言,应发挥语种优势,打造精通两门外语(通用语种+非通用语种)以上的卓越人才,特别是高级翻译人才。譬如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在硕士培养阶段,逐步增设阿汉英、朝汉英、西汉英、泰汉英、日汉英等多个三语对的翻译人才培养项目。就复合型人才而言,主要指综合外语学科与新闻传播、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优势,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国际法律人才、国际金融人才等。

在语种专业方面,外语学科应紧密对接国家和社会需求,储备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按照“一带一路”目前的规划线路,沿线其它国家达到64个,各国家使用的国语及官方语言总共约60余种,而我国目前尚未有高校开设的语种有18种(吴跃龙,2015)。各高校,特别是外语类高校,可结合学校定位,布局非通用语种专业,打造卓越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地。据报道,2020年前,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开设所有与我国建交国家相关的语言专业,届时语言专业种类将突破100种1。上海外国语大学2015年成立了“卓越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基地”,培养适应国家战略发展的非通用语种人才。

在教学改革方面,应倡导国际化、信息化理念。首先,开设学科交叉课程、国际化课程、体验式课程、创新创业课程等,以海外孔子学院为平台,与海外相关院系密切合作,设置海外实践基地,开展交换生、实习生等项目,开拓学生视野,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次,结合学生的学习方式、思维方式、教学媒介等,探索CBE(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CBI(Content Based Instruction)、研讨式、项目式、任务型、工作坊等教学模式,倡导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打造慕课、翻转课堂、卓越人才实验区、国际教育园区等,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同时通过多语种网站、校园网络、社交网络软件等,促进学习共同体、学术共同体的建构,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最后,完善教学质量评估机制,使过程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自评与互评相结合,客观评估与主观评估相结合,提高教学评估的客观性与公正性。需要指出的是,在教育教学改革中,对学生责任感、使命感与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也很重要。有的高校(如上海外国语大学)贯彻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尝试用外文学习重要时事文献,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营造浓厚的育人环境。

2. 一流学术研究

根据2016年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精神,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这对一流外语学科的研究定位、研究内容、研究人员、研究评估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在研究定位方面,长期以来“西学东渐”,外语学界主要强调对接国际学术前沿,引介应用多,本土原创性、系统性研究不足。鉴于一流学科应处于学术研究的前沿,拥有大批原创性成果,且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笔者认为,一流外语学术研究不仅要对接国际前沿,而且要打造系列标志性成果,建构自己的学科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促进国际理解,提升成果的应用价值与影响力,提高学术话语权并逐步引领国际学术前沿。当然,在学术研究过程中,要理清数量与质量、理论与实践、国际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特色、科研与教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研究内容方面,传统上主要涉及英语、法语、德语、俄语、阿拉伯语、日语语言文学等二级学科各领域,以语言、文学、翻译、文化等本体研究居多,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的跨学科应用性研究较少;对欧美等国家研究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引介应用较多,本土创新研究较少。一流外语学术研究意味着一方面要进行外语语言文学前沿领域研究,引领发展趋势;另一方面要立足外语教育教学现状,结合我国语言文学文化特色,进行对比研究、翻译研究、本土化研究等,发现新问题、新趋势,提出新观点并构建新理论,向国际学术界推介研究成果;此外,还要对接国家和社会需求,加强多语种跨学科的区域国别研究,从国际视角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在研究人员方面,外语学科多以个体研究为主,团队协作较少,且研究人员多集中在高校。一流学术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协同创新,竞争合作。一方面依托各类国际性或全国性学术团体、协会等构建学术共同体,另一方面各院校以学术方向或学术项目为平台,打造学术团队。同时促进高校、政府部门、中小学、出版社、语言培训等服务行业之间的合作,共同完成重大课题。特别是对接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可提交相关咨询报告、研究报告等。针对文化“走出去”等重大课题,可组织国内外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借助现代教育技术,打造多语种网站,促进成果的国际发表、国际出版、国际交流等。需要指出的是,有必要倡导高水平的国际科研合作,积极引领或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网络,提升团队的国际影响力。

在研究评估方面,目前各高校外语学科顺应国际学术主流,以SSCI、A&HCI、CSSCI等收录的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作为考核标准,这一做法虽有其可取之处,但也要考虑专著、研究报告、咨询报告、课程、教材、译著等不同成果形式,同时避免单纯数豆子式的考核,实行代表性成果制度,强调成果的社会应用及影响力。目前,虽然外语学科在SSCI、A&HCI等期刊发表的成果有所增长,但亦存在生硬照搬西方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的问题,未能关注本土研究,其引用率、影响力等仍需提升。此外,有必要打造网络学术期刊群,运用网络平台将重要成果外译,并将国内有影响力的外语期刊进一步打造为SSCI、A&HCI来源期刊。特别要强调的是成果在学科发展与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应用价值,注重成果创新、知识应用、再创新这一良性循环,避免将研究成果束之高阁,造成学术资源浪费。

3. 一流师资队伍

一流师资队伍是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保障。笔者认为一流外语学科应突出多语种、国际化特色,打造结构合理、水平一流、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师资队伍,学科带头人与各层次教学科研团队互为支撑,潜心教学科研。为达到这一目标,应处理好教学与科研、引进与培育、激励与监督的关系,这就分别涉及教师职责、教师发展、教师评估等方面。

在教师职责方面,鉴于高等教育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教师亦应以教学为本、科研为基。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2016年5月6日在“一流大学本科教学建设高峰论坛”上指出,“一流本科是一流大学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特征,各高校要大力发展建设一流本科教育,将建设一流本科教育纳入‘双一流’建设方案,不断提升教学水平和创新能力。”笔者认为,无论是一流学科建设,还是一流大学建设,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均占有重要地位。这就意味着教师(特别是教授)应积极参与到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学指导工作中,同时亦应将科研成果应用到教学实践中。

在教师发展方面,无论是引进学科领军人才、高水平学术团队,还是培育青年拔尖人才,均应突出国际化理念,考虑教师的国际化学术背景。譬如香港科技大学网罗了一支享誉国际的优秀教师队伍——拥有教授、副教授约450名,来自全球35个国家,其中75%的教授从北美62所一流研究型学府取得博士学位(李祖超、马陆亭,2016)。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学科带头人及高水平团队关系密切,譬如MIT的语言学发展与乔姆斯基及其语言学研究团队密不可分。因此,各外语学科有必要围绕重点科研或教学改革任务,在全球范围内引进学科带头人和拔尖人才,并建构由学科带头人、中青年教师构成的科研或教学团队,促进其专业发展。田建国(2015)指出,领军人才的条件有5个:第一,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能开创某一新领域;第二,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在自己研究领域是公认的学术领袖;第三,有很宽的知识面,而不是只有某个狭窄领域的知识;第四,有很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带领队伍攻关拼搏;第五,有很好的学术道德、很强的团队意识。就外语学科而言,带头人亦应具有外语创新能力、学术领导力和团队意识,成果出众,学术影响力大。此外,各高校外语学科可依托学校的教师发展中心,与各外语类出版社合作,丰富本校培训内容和形式,拓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指出的是,高端外籍教师的比例与水平也是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因素。譬如四川大学已全面实施“高端外籍教师聘任计划”,力争引进20~30位高端外籍教师(谢和平,2013)。对外语学科而言,考虑到学科特点,提高外国专家的层次和比例是一流学科发展的要件。

在教师评估方面,要完善评估机制,营造良好的教学、学术、生活环境,提升教师的获得感。教育部2016年9月印发的《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将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坚持师德为先、教学为要,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教师。鉴于教师的个体差异,可以实施分类设岗,探索常任轨、年薪制、旋转门等制度。目前有的高校设置教学、科研、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岗位,建议进一步细化岗位职责,实行目标管理,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许国璋(1990)在《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者的话”中曾针对《中国高校英语本科教育抽样调查报告》所提到的教育问题发出如下感慨:愿未来的十年是安定的十年,让广大教师生活在桌净、书多,馈足、菜香,心舒、理达,词明、论畅,中外交流,上下相通的环境中(引自王克非、韩宝成,2015)。从中可以看出,高校既要为教师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和物质保障,更要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提升其归属感与成就感。

4. 一流社会服务

一流社会服务作为一流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知识的应用功能。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文学门类的社会服务指标规定参评学科要:“提供学科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主要贡献及典型案例:弘扬优秀文化,促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举办重要学术会议,创办学术期刊,引领学术发展;推进科学普及,承担社会公共服务,即发挥智库作用,为制定政策法规、发展规划、行业标准提供咨询建议并获得采纳等”,并要求提供“4个代表性案例”,由同行专家评估。就外语学科而言,有必要发挥多语种、跨文化优势,提供资政、咨商、启民服务,引领学术发展,提升社会外语能力,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一方面,一流外语学科要发挥智库作用,资政、咨商、启民,为国家与地区政治经济决策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有调查显示,美国约75%的智库附属于世界一流大学(李祖超、马陆亭,2016)。语言作为一种软实力,具有基础性、社会性和全民性的特点,而外语更是中外人文交流的桥梁纽带和战略资源。在“一带一路”“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可围绕中国企业“走出去”、孔子学院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文化概况等进行,通过调研报告、咨询报告等形式解决现实问题,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譬如上海外国语大学突出“多语种+”特色,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平台建设,打造具有较高战略地位和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不仅服务于上海“四个中心”和科创中心建设需求,而且为国家相关部委及企业提供决策咨询、政策建议、形势分析、案例分析等智力支撑。

另一方面,一流外语学科要发挥引领辐射作用,搭建高水平教学学术平台,提升学科的国际国内影响力,促进社会整体外语能力的提升。外语学科在多语种人才培训、跨文化培训、职业培训、社区教育等方面亦可发挥重要作用。具体而言,外语学科可以发挥学科研究机构与知名专家的影响力,举办顶级国际学术会议或论坛,引领学术发展;与权威出版基地合作主办国际或全国性外语教学大赛、全国性外语骨干教师高级研修班,出版“文化走出去”系列出版物;构建高级翻译服务平台,提供一流的同声传译、会议口译以及学术精品翻译等服务;加强非通用语种等普及化外语培训,针对不同学习对象提供不同层次的外语服务,构建多语种知识服务平台;加强公益性外语服务,为大型国际活动等提供一流的志愿者;打造多语种网站,加强外语数据库等优质数字化资源的共享等。

5. 一流学科管理

学科管理融于学科建设中的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师资队伍建设与社会服务过程中。宣勇(2010)指出,从文化角度来看,学科组织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学科文化为“范”的学术组织,学科组织的存在及发展即是对文化学术范式的遵从,既遵循知识的逻辑,又在根本上维护知识的尊严。笔者认为,从学科的组织论角度来看,一流外语学科管理应坚持规范性、服务性、国际化、信息化原则,注重学科文化的传承培育、学科制度的完善规范、学科的国际合作交流以及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一流外语学科应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发展中的指导规范作用。教育部于2014年发布《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旨在推动高校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治理体系,更好地发挥党委、校长、教师、学生等几个主体的作用。建议各高校外语学科设立一级学科与二级学科学术委员会,根据相关规程或章程发挥能动作用,规划学科布局与发展思路,促进教学改革、学术研究、教师专业发展和学风建设。

其次,一流外语学科管理应提倡服务意识,即推行服务性管理。在高校教育体系中,学生、教师、科研人员是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学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虽然学校行政管理部门有评估监督职责,但最终目标在于促进教学与科研发展,提升学科的国内外影响力。这就需要行政管理人员在规范常态评估、引入第三方评估、实施学科建设问责机制的过程中,树立专业服务意识,提供相应保障支持,营造良好的教学、学术环境和学术文化,以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科研、培育一流师资、提供一流社会服务。

·再次,一流外语学科管理坚持国际化原则。目前外语学界很少关注学科管理,更遑论从国际视角探讨外语学科管理的理念、方式与路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有必要加强国际对比研究,归纳总结国际一流学科的管理经验,探讨间接管理、宏观管理、教育治理等理念,并将之融入外语学科管理中。同时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推介我国的外语学科管理成果。需要强调的是,在对各二级学科进行评估管理时,可适当引入国际评估办法,对社会需求少、培养质量差、就业率低的学位点,及时进行调整。

最后,一流外语学科管理应坚持信息化原则。《美国2016教育技术规划》倡导,技术为重塑学习打开想象空间,提供现实支持,以培养面向21世纪全球化世界中具有竞争力的人才,实现教育公平的美好愿景。教育技术的重要性从中可见一斑。在“互联网+”背景下,在数据密集和驱动性研究的范式下,学科孤岛难以为继,学科大数据平台建设与共享势在必行。事实上,无论是教学改革还是学术研究,大数据的支撑至关重要。各高校外语学科有必要确定统一的技术标准,完善技术服务体系,促进资源的共享与交流。

结语

学科生产力是一流大学的基础,在“双一流”背景下,外语学界有必要探讨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外语学科,提升其国际影响力。本文讨论了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外语学科的内涵及发展路径,强调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师资队伍、社会服务为学科建设重点,学科管理提供相应保障支持。希望该研究对一流外语学科与一流外国语大学建设有一定启示意义。至于一流外语学科与一流大学之间的关系,不同类型大学外语学科的发展定位、路径、评估机制等,尚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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