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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0-21 11:03

在后结构主义语境下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除了考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及东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关世界文学的论述外, 还应该关注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和启迪的批评理论流派在实践中的发展。众所周知, 20世纪50、60年代以来, 欧美各种民权运动, 诸如黑人民权运动和其他少数族裔权利运动等风起云涌, 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波浪潮卷土重来, 在文化上引发了后结构主义的兴盛和风靡。到了20世纪70年代, 各种试图打破疆界的文化研究使得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壁垒得以削弱, 并导致了诸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多种具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文化思潮的喷涌。在这些文化思潮的全面渗透和影响下, 人们对于世界文学的观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复兴的世界文学研究热潮正是在这种后结构主义氛围中开始的。我们在这里选取对世界文学影响最为明显的两股文学批评思潮———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来探讨后结构主义语境下世界文学在全球范围内被学界重新重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状况, 并由此进一步探索这些文化思潮在世界文学研究和世界文学选集编纂等实践中的体现及其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拓展。

一、理论的影响: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在各种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中, 新历史主义无疑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和启迪的。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一统天下的年代, 它高举“历史化”和“文化诗学”的大旗, 彰显了文学批评和研究中的历史与文化维度。新历史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学界, 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格林布拉特 (Stephen Greenblatt) 、蒙特洛斯 (Louis Montrose) 和法因曼 (Joel Fineman) 等, 他们和英国的文化唯物论者如多利摩尔 (Jonathan Dollimore) 、辛菲尔德 (Alan Sinfield) 等由于持有十分相似的文化分析策略、批评理念、逻辑思维方式并多以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为研究对象, 因而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新历史主义深受包括福柯理论在内的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和学科的影响, 因而它迥然有别于之前流行欧美数十年的新批评和传统的历史主义。从最直接的层面看, 新历史主义主要是对专注于文本细读分析这一批评趋势的反思和逆转, 是对历史路径和文化视域的更高层面上的回归。

新历史主义意在从具体作品产生时的文化、历史语境来理解传统的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经典, 试图打破文学文本与其他文化文本之间的疆界, 关注在文化整体中各种文本之间的互动与共鸣, 故而也称之为“文化诗学”。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 美国文学理论家J.希利斯·米勒 (J.Hillis Miller) 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 (MLA) 1986年年会上指出:文学研究正在经历一次转向甚至是突变, 它从对文学做修辞式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本“外部”联系的研究, 从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转向对产生文本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体制、阶级、性属、社会语境与物质基础的研究 (283) 。米勒不无惋惜地表达了一种对传统文学研究的泛化或者文化趋向的担忧, 一种对纯文学研究被掺杂的惶惑。无独有偶, 进入90年代, 美国文学理论家布鲁姆 (Harold Bloom) 更是尖锐地指出, 新历史主义等文化思潮忽视了西方传统中对文学美感的重视, 将文学文本和其他文化文本不加区别统一研究, 结果是将文学化简为历史的注脚;布鲁姆甚至以“憎恨学派” (School of Resentment) 来指称包括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在内的新兴批评流派。在布鲁姆看来, 这些形形色色的“憎恨学派”都试图向西方传统经典注入大量政治性的、边缘性的和女性作家的作品, 故而“稀释”了西方的传统经典;它们不太注重作品本身的文学性, 而这无疑会威胁到经典的纯洁性并最终带来其毁灭。布鲁姆由是指责这些“憎恨学派”由于“过度执迷于政治活动主义和社会活动主义而牺牲掉了文学的美学价值” (4) 。

布鲁姆的严苛批评也获得了西方学界很多学者的呼应和支持。但在笔者看来, 虽然新历史主义学者都以极为激进的姿态主张打破经典文本和其他文化文本之间的界限, 但是他们的落脚点依然是文学。格林布拉特在一次访谈中十分理性地指出, 虽然说将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教学截然分开并不容易, 但他“总还是一个英文教授而不是一个政客” (生安锋2010:180-181) 。格林布拉特近40年来一直潜心学术, 著作等身, 且应邀担任著名的《诺顿英文选集》《诺顿莎士比亚全集》的总主编, 这足以说明格林布拉特在英语文学研究领域内的影响力和权威性, 而绝不是一个毁掉文学经典的憎恨者, 更不是一个西方经典的破坏者。

在另一位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蒙特洛斯看来, 传统的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模糊, 以至于历史与文学、高雅与通俗、经典与普通之间的疆界需要加以重新划定, 所谓“文学前景”与“历史背景”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应被打破, 艺术生产与其他形式的社会生产也不再壁垒分明;“正是通过在一种文字实践和社会实践的不稳定的、充满争斗的场域中重新阐释‘文学’———通过重划文学研究的疆界接着再穿越那些疆界———我们才能在历史性的今天, 将人文学科阐发为一个知性上和社会上都十分重要的工作场域”1 (Montrose 416) 。而格林布拉特等主编的一部重要专题研究文集就以《重划疆界》 (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来命名, 显示出新历史主义者打破形式主义的内求细读套路, 穿越不同的文化文本疆界以另发新声的理想。新历史主义者认为, 文学与历史、社会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互为背景的关系;因而在考察文学的时候, 格氏总是主张将文学与其它形式的文化艺术形式联系起来一起研究, 将人类一切文化产品均视为考察的对象, 去研究这些文化构造物之间的共鸣 (Greenblatt 1980:4) 。而与美国的新历史主义遥相呼应的英国文化唯物主义则直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威廉斯的影响。威廉斯对社会历史十分重视, 在分析文学文本的时候, 也会紧密联系其社会历史语境, 对照与文本同时代的一些非文学性文本去揭示经典文本中所蕴含的主导性意识形态, 并发掘文本中的颠覆性和异他性因素 (Williams 94) 。

我们知道, 新历史主义所指的文本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学文本, 更遑论只去探讨经典的文学文本。格林布拉特经常在其文学论著中讨论各种非文学文本, 而他的批评立场不但得益于传统的文学训练和文化研究, 也受益于历史学、人类学、宗教学、政治学、哲学、心理分析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故无论是从研究对象还是从方法上而言, 这是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分析或曰“文化诗学” (Greenblatt 1988:19) 。受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摹仿论》 (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的作者奥尔巴赫 (Erich Auerbach) 的影响, 格林布拉特在其文化阐释中一贯用鲜为人知的逸闻轶事开篇, 然后再关联到经典的文本, 在分析中将二者在政治、文学、宗教甚至是经济的层面上打通, 最后再通过数种文化文本之间的共鸣, 阐发出经典文本的新意, 并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新历史主义者所用的逸闻轶事几乎包括一切文化产品, 如历史文献、医学资料、逸闻趣事、犯罪记录、雕塑、绘画、掌故等。在《触摸真实》一文中, 格林布拉特指出, 在文学研究中诉诸于逸闻既是对文学本体的僭越, 又是对它的回归, 既是要逃离传统的经典性, 更是对经典的复苏。此外, 诉诸于逸闻轶事可以使我们返回到日常生活的实践活动, 从而获得从经典的文学作品中找不到的真实感;逸闻是一种进入“接触区”的手段 (Greenblatt 2005:47-49) 。逸闻以其接地气的日常性、原生状态和“小历史”特征打断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宏大叙事, 在逸闻中所呈现出的历史不再是那种有序确定的历史和线性进步模式, 而是试图在正统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撕开一个豁口, 从边缘处对当时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提出质疑甚至颠覆。

同样兴起于20世纪70、8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思潮也强调商讨对话和穿越疆界, 倡导文化认同的“阈限性”协商, 欣赏一种文化的“居间性” (in-betweenness) , 将自己的批评视角定位在“第三空间”, 并认为正是对这一具有模糊性和混杂性的接触域的认可和阐释, 处于后殖民文化时代的人们才能实现一种理想的文化共存状态 (Bhabha 1994:4-5;生安锋2011:75) 。在巴巴主编的《民族与叙事》中, 一条十分明显的线索就是对西方文化优越论和种族中心意识的质疑和对本质主义民族观的批判。在巴巴看来, 该书的重点不是要关注个别的民族空间, 而是主张秉持一种“国家之间的维度”, 将民族空间的“疆界或限度转变为一种居间性的空间, 并通过这一空间来商讨文化权威和政治权威的意义”;该书对民族及其宏大叙事原则提出了质疑, 公民们通过叙事与话语而想象出的民族认同, 其实包含着固有的不确定性 (Bhabha 1990:4) 。巴巴由此提出“文化翻译”作为一个策略来对抗文化霸权主义或者殖民者的种族中心论, 推崇混杂性 (hybridizing) 策略和文化之间的沟通协商;通过这种混杂化的边界协商, 有可能出现一种“居间的”能动性, 并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利益群体”文化或社会运动的文化 (Bhabha 1993:167-168) 。巴巴认为, 文化作为一种存活策略具有两种特征:它既是跨国的又是翻译的 (Bhabha 1995:48) , 跨国 (transnational) 就是跨越国家或民族的疆界, 而翻译 (translational) 也就是转换, 包括文化、位置、意义和意识的转换, 甚至是身份认同的转换。在巴巴看来, 我们如今不应该到原来的殖民主义体制中或者当今的新殖民主义霸权中心去寻求文化的活力, 而是应该到文明的接触区和不同文明的疆界处去寻求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杂交文化, 也即一种充满新意的混杂性的世界主义文化 (Pollock、Bhabha et al.588) 。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 新历史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批评理念上和方法论上都有许多共通之处, 这是因为它们都深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都强调文化性和对单一性文本的超越, 对于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或者与任何其他人类文化形式之间的疆界都深感有打通的必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很多论者认为它们在广义上都属于文化研究 (王宁2002:166;[23]:90) 。如果说新历史主义意在回到历史语境去触摸文化之真实, 那么后殖民主义就是跨越殖民文化与被殖民文化、霸权主义中心与被压制的边缘性文化之间的疆界去追逐文化之“新意” (newness) 。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和理念一则要避免新批评的唯文本主义, 二则是要拓宽传统历史主义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 而推崇一种泛文化的文学批评观, 强调文本内含的颠覆性及不同文本之间社会能量的流通;而后殖民主义也试图穿越殖民话语与被殖民话语之间的壁垒, 倡导不同文化之间的混杂交通与共生性。在下面的两节里, 我们将首先追溯世界文学概念的发展历程, 然后探析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对世界文学概念的冲击、丰富和拓展, 以及对传统西方文学经典的重构作用。

二、世界文学概念的拓展

早在1827年, 歌德就指出:“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 (113) 这段具有超前意识的断语在当时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且在19世纪30年代后“在欧洲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 (刘洪涛266) 。即使在将近200年后的今天, 我们还在惊叹于歌德的文化前瞻性。在时隔约20年后的1848年, 文化的世界性观念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一次申述, 马恩是在论述当时正在兴起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市场及经济发展时推及人类文化的。在他们看来, 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新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 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也都变成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255) 。虽然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的文学”并不仅仅指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 而是指包括科学、艺术、哲学等在内的所有人类文化, 但毫无疑问, 马恩此处所言必然也是包含文学的世界性的。世界性的文学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经济贸易的繁荣是分不开的, 而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的全球殖民事业以及伴随而来的宗教传播、商贸活动等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日益频繁的全球性文化交往。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 英国比较文学学者波斯奈特 (H.M.Posnett) 、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 (Georg Brandes) 、印度诗人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德国比较文学家奥尔巴赫 (Erich Auerbach) 、法国比较文学家艾田伯 (Réne Etiemble) 等都分别对世界文学概念的起源、内涵, 世界文学内部民族文学的地位、世界文学所包含的矛盾和面临的困难等问题, 进行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 并试图做出解答。刘洪涛教授指出, “世界文学观念常说常新, 不仅有力地加强了全球文学一体化的意识, 对民族、国家文学建构在全球文学中的有利地位贡献卓著” (264) 。但从历史角度看, 在从1827年到1990年代之前的160年间, 无论从世界文学选编的内容到深层的理念上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前所言,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是比较文学学者们开始重新估价、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学概念的时代, 借助全球化的推波助澜, 比较文学研究界从此进入了一个再度重视世界文学的新时期。

1999年, 深受沃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 法国文艺理论家卡萨诺瓦 (Pascale Casanova) 在其《文字的世界共和国》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中指出, 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文学生产和流通的“巨大结构”———“世界文学空间”, 该空间与政治经济发展相关但又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一空间是一个由中心和边缘构成的“不平等”空间 (刘洪涛271-273)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莫莱蒂 (Franco M oretti) 也认为世界文学体系是一个“有中心、有边缘”的不均衡“权力”体系, 但中心与边缘的位置并不是绝对固定的;世界文学的发展是“多样性”和“统一性”交叉共存的一种辩证关系 (刘洪涛272-273) 。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则从翻译的角度指出, 世界文学的流通并不只是主流文学对非主流文学的影响和改造, 也是主流被非主流“渗透”、“增值”和“重新创造”的过程, 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对立的或者单向度的 (刘洪涛273) 。更为显著的是,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伯恩海默 (Charles Bernheimer) 在1993年的《伯恩海默报告》中指出, 当今的比较文学学者不仅应该关注文学经典的重构, 而尤其要注重那些“富有争议性的、边缘性的和底层视角的阅读方式”, 其中就包括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的阅读方式;对于传统的英美和欧洲视角, 我们应该加强其多元文化的重新语境化, 吸纳边缘性声音, 并敢于质疑和抵制欧美传统上的主导性视角, 以此来“激发扩展经典之企图的活力” (Bernheimer 44) 。美国学者达姆罗什在这一时期对世界文学概念做了有意义的推进。在他看来, 对世界文学的定义原来存在三种基本的范式:作为文学经典、作为代表性作品和作为观察世界的窗口, 但世界文学并不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文学的总和, 而是在产生文学作品的源文化之外广泛流通的文学;我们在阅读世界文学时, 一定要保持距离, 并用一种超脱的态度去与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陌生世界或者他者文化进行接洽、交流与协商, 当然也可以是一种“交战” (engagement) 式的认知, 从而与之建立起一种密切的关联 (Damrosch 2003:281) 。这样一种对世界文学的定义方式反映出当代学者在经过了后结构主义种种思潮的洗礼之后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新理解。历经160多年的思考和探索后, 世界文学的观念从20世纪90年代终于开始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就其整体而言, 世界文学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控制不断削弱、向多元化的世界性文本不断开放的过程, 在实践中也逐步走向对边缘文化、下层文化、少数族裔文化等一切非传统性经典文化的接纳和包容。从1990年代起, 世界文学重新成为文学研究界的显学, 乘着全球化信息时代的传播快车, 从近乎蛰伏的状态变得十分活跃, 再从欧美学术中心地带迅速漫溢到世界各地。这里的世界文学实践首先包括在这一领域内大量研究性著述的发表、研究机构的兴建、以世界文学为专业的研究生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和世界文学课程的设置等。但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则是世界文学类选集的编纂, 因为这些著名的文集文选影响力极大, 既是学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直接影响到高层次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又是高校大学生和博硕士研究生的必用教材, 普及面甚广且影响力巨大。它们无论对于高校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学者的研究方向甚至文学经典的塑造等多个方面, 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学选编也反映了近年来的学术发展动向、研究成果、学术演化历程以及其他多种信息。下面我们就以格林布拉特担任总主编的《诺顿英文选集》、普契纳担任总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和达姆罗什担任创始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集》等知名度较高的文选为例来论述经典的扩展, 借以说明世界文学观念的松动对其实践带来的革新性效应。

三、从文学选集看经典重构与世界文学的实践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20世纪初的世界文学概念中所体现出的所谓“世界性”其实不过是一种更高形式的本土主义 (Damrosch 2003:123) , 或者说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扩展版———欧美中心主义而已, 那时的世界文学并没有将欧美之外的地区包括进去。无论是1909年由洛奇 (Henry Cabot Lodge) 编辑出版的10卷本《世界经典精萃》 (The Best of the World's Classics) , 还是1910年出版的由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W.Eliot) 主编的50卷本《哈佛经典》系列 (The Harvard Classics) , 其实都还是以欧美文化为中心、以英语读者为主要对象的文选。即使到了20世纪中期弗兰克·马吉尔 (Frank M agill) 主编的《世界文学名著摘要》 (Masterpieces of World Literature in Digest Form) , 也仍旧是一种以西方文学为主体的经典文集, 在1008位作家中, 仅有非西方作家23位, 占作家总数的2.7%。知名度较高的《诺顿世界名著文选》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 所谓的世界其实也主要是指欧美国家, 而且开始时全部为欧美的主流男性作家, 直到1976年第3版才增加了一位古希腊女诗人萨福 (Sappho) ;并且直到1992年的第6版才增加了少许非西方作家。

这种守旧闭塞的情况到了1990年代终于有了改观。在出版于1994年的《哈珀柯林斯世界读本》 (The Harper Collins World Reader) 中不但收入了包括中国、日本、印度、新加坡等非西方国家的作品, 而且其在收入的文类上也有了很大革新, 如包括了孔子、波爱修 (Boethius) 和哥伦布等人的日记体作品以及非洲和美洲的土著口头文学等等 (Damrosch 2003:128) 。在学界久负盛名的各种诺顿文选一向被认为是所谓经典的守护者, 1995年版的《诺顿世界名著文选》也顺流而动, 在保留原来的经典著作的同时增加了2000页的非西方经典的材料, 同时也注重欧美国家内的少数族裔, 如印第安人的口头文学和女性作家等。到了2002年, 《诺顿世界名著文选》则直接改名为《诺顿世界文学选集》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 内容上更加丰富多元, 所涵盖的亚非拉作品更多, 所选作品体裁更加多样化, 意在淡化西方传统中的经典性, 在内容和文类上均增加了包容性 (Damrosch 2003:129) 。

《诺顿世界文学选集》 (第3版) 的主编是格林布拉特在哈佛大学的同事马丁·普契纳 (Martin Puchner) , 尽管他既非新历史主义者, 也不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 但他却表现出了与格林布拉特十分相近的选编理念。在笔者看来, 这是后结构主义影响下的整个大文化环境使然, 也是世界文学发展的大势所趋。此版《诺顿世界文学选集》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一、注重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文化接触在文学中的体现, 编者认同“接触区”概念, 并提出“异花授粉” (cross-pollination) (Puchner“Preface”xvii) 的理念, 这其实就是重视疆界的跨越及其带来的文化交叉和杂糅状态, 以及随之出现的各种文化变体、发展出不同的文化表达模式, 如伊斯兰教在传播到非洲、亚洲等地后出现的文化和宗教混杂状态及其文化表现, 与后殖民主义所讲的文化混杂性 (hybridization) 思路十分接近。另一种文化接触或者遭遇形式是殖民, 如欧洲人对美洲的殖民所带来的复杂文化现象 (Puchner“Preface”xviii) , 而此处与格林布拉特和巴巴对殖民地的关注皆有相通之处。二、注重翻译和翻译的文学, 认为翻译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条件, 是文学流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世界文学不仅有赖于翻译, 而且实际上因翻译而繁盛” (Puchner xvii) 。三、跨越文学与其他文本的疆界。新版的诺顿文选极大地拓展了所包含文献 (literatures) 的文类, 除了传统的文类之外, 还增加了诸如政论文、宗教性文本、哲学文本、童话故事、创世神话、智慧文学等多种文类的文本。

《诺顿英文选集》的前6版总主编都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经典《镜与灯》 (1953) 的作者艾伯拉姆斯 (M.H.Abrams) 。艾氏从1962年的第1版开始直到1993年的第6版, 一直担纲诺顿英文选的总主编, 到第7版开始聘用格林布拉特为其副手, 到第8版的时候格氏则成为名副其实的总主编, 开始放手实施自己的编辑理念, 并逐步展开重修经典的学术工程。《诺顿英文选集》第6版将女性作家增加到了36位, 其中包括“来自法国的玛丽” (Marie de France) 、夏洛特·史密斯 (Charlotte Smith) 、玛丽·雪莱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盖斯凯尔 (Elizabeth Gaskell) 、多萝西·华兹华斯 (Dorothy Wordsworth) 和勃朗特姐妹, 以及多位之前不为人注意的少数族裔作家。从1990年代末期格氏参与编辑的第7版 (2000年出版) 以来, 其态势更加开放, 对英美传统经典以外的其他英语作家, 如加勒比海作家、后殖民作家、女性作家和少数族裔作家等的作品更加关注。在《诺顿英文选集》第8版 (2006年出版) 中, 编者更是在序言中开篇就展露出英语文学要打破所有传统疆界的魄力, 因为在编者看来, 英语文学已经不再主要是关于一个单一民族的身份的了, 而是早已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现象” (Greenblatt, 2006:xxxv) 。

《诺顿英文选集》第8版不仅选入了很多英国本土之外的作家, 如莱斯 (Jean Rhys) 、奈保尔 (V.S.Naipaul) 、阿契贝 (Chinua Achebe) 、德萨伊 (Anita Desai) 、穆瑞 (Les Murray) 、沃尔科特 (Derek Walcott) 、库切 (J.M.Coetzee) 、拉什迪 (Salmon Rushdie) 、马尔登 (Paul M uldoon) 和索因卡 (Wole Soyinka) 等著名的后殖民作家的优秀作品, 所收入的女性作家的人数也达到67位, 超过第1版中收录女性人数的8倍还多, 收入了如哈钦森 (Lucy Hutchinson) 、多萝西·沃 (Dorothy Waugh) 、贝恩 (Aphra Behn) 、蒙塔古夫人 (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 等人的作品。2《诺顿英文选集》第8版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文类的扩展。除了传统的戏剧、诗和小说等文类外, 还收进了讽刺文、沉思录、预言、传记、民歌、演讲词、政论文、新闻报道, 甚至讣告、祷文、布道辞、狂想等等多种文体的文本。二、疆界的跨越和拓展。一方面编者通过选编实践一如既往地质疑并试图重划文学与非文学的分界线, 另一方面, 所选的作者也超越了传统英国, 甚至原来大英联邦的辖域, 扩展到了南非的纳丁·戈迪默 (Nadine Gordimer) 、加拿大的爱丽丝·门罗 (Alice M unro) 、西印度群岛德里克·沃尔克特 (Derek Walcott) 、特立尼达奈保尔等等。三、增加女性作者分量, 从第1版的6位增加到第8版的67位, 其中16位完全是新加的, 如兰叶 (Aemilia Lanyer) 、卡瑞 (Elizabeth Cary) 、利珀尔 (Mary Leapor) 、巴鲍德 (Anna Letitia Barbauld) 、兰登 (Letitia Elizabeth Landon) 、卡文迪许 (Margaret Cavendish) 等等。

格林布拉特在《诺顿英文选集》的“前言”中指出, 他们收入了爱尔兰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希尼 (Seamus Heaney) 重新翻译的《贝奥武夫》, 而这一翻译提醒我们, “最近的作品能够原路返回遥远的过去, 而那些早已归为尘土者所写下的文字依然能够以令人吃惊的直接性向我们说话!” (Greenblatt 2006:xl) 这听起来与格氏约20年前那句著名的“与死者对话” (Greenblatt 1988:1) 如出一辙。而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 在普契纳主编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的“前言”中, 不但提到后殖民主义的议题, 并像新历史主义者那样强调文学的流通和翻译, 而且还指出:那些很久以前的、貌似十分奇怪的文本“仍旧以其雄辩的口才和新鲜的活力对着今天的读者诉说” (Puchner“Preface”xxii) 。当然, 与新历史主义手法更为契合的地方是:普契纳的“前言”采取了典型的新历史主义论述手法———逸闻轶事法:以一个17世纪的土耳其贵族去欧洲的维也纳游历的故事开始他们的论述。

当然, 诺顿这一经典拓展工程不是孤立的, 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朗文文选》也在应和时代的要求, 通过“开放经典”来守护经典了。2004年出版的6卷本《朗文世界文学选集》收入了60多个国家或地区230位作家的1000多种作品。内容既包括传统的欧美经典, 也包括了大量非西方传统的各类作品, 如日本、中国、印度、越南等国家的传统经典著作, 也包括穆斯林国家、中南美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作品。此外, 此版朗文对所收入作品的文类上也有更大的拓展, 除了传统的几大文类外, 还包括了寓言、童话、书信、故事、文学理论及哲学、神学、历史和政治等方面的名作。世纪之交, 作为美国两大经典文选的诺顿和朗文在开放性和包容性上表现出竞争态势, 竞相收录后殖民作家、女性作家和传统上的边缘性作家以显示自己的开放性和学术民主性, 由是推动世界文学向着更为包容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并带动整个学界走向一种越来越开明的、去欧美中心主义的学术风气。

这两种知名的经典文选都在与时俱进, 通过对经典的选编伸张自己的时代理念, 进而对经典进行重构。新一代的文选编者如格林布拉特、普契纳及达姆罗什等都是经过后结构主义思潮洗礼的新一代学者, 他们的文选都开始注重图文并茂, 这不仅是为读者提神醒目, 而且源于他们深信:不同类型的文化文本如绘画、雕塑、器具、建筑等等之间能够产生共鸣并互相阐发;他们在积极考虑文选的可教性、书店需求、市场份额、师生认可度、竞争力、经典的稳定性与变动性之间的辩证等因素的同时, 无疑更想在文选中体现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一方面减少了传统的经典作家作品的分量, 一方面将所涵盖的作家作品的地域扩展到了亚、非、拉美和南美等地, 包括了一些所谓边缘性的作家, 如少数族裔作家、后殖民作家和女性作家等的作品, 或者明显加大了他们作品所占的比重等等 (生安锋2010:218-220) 。

四、结语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 一句话, 人们的意识, 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 (270) 。这当然是不错的, 但是, 任何观念和思想的改变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世界文学概念产生后的近200年间, 它经过了漫长的酝酿和发酵, 在全球化进程加剧和信息化时代到来的20世纪末叶, 终于被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后结构主义思潮重新激活, 并以拓展后的新形象和更加丰富的内涵再次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世界文学从理念层面到实践层面上的扩展和解放已经体现在多个方面:从一个遥远的理想到不断丰富和修正的现实;从模糊的框架和展望到清晰的落实和具体化 (包括以世界文学为主题所出版的著作论文和召开的会议、世界文学选集和期刊、机构建立、课程设置等) ;从一个文学或文化中心到多个中心;从欧洲中心论的本土主义到涵盖各地、各国、各族文学的世界主义理念;从以男性作家为中心甚至只有男性作家的文学到涵盖不同性别的作家的作品;从较为单一的传统文类如诗歌、戏剧、小说等到日记体、传记、序言、游记、口传文学、祭祀文、历史文本、政治文本、哲学文本等非传统文学文类;从一套经典的文学文本到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方式;从一维的印刷文本到多维的多媒体网络版文本;从狭隘的地域性文学观和文化观到更加包容、开放和多元的文学与文化观;从单数的世界文学到复数的世界文学等等, 不一而足。

世界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复兴及在世界各地学术圈的不断升温, 无疑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普及有关。人类科技的加速度发展态势所造成的技术进步, 如通讯技术、运输技术、电子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所促成的信息时代的到来是世界文学得以迅速发展的得力推手。换言之, 世界文学的复兴是随着全球日益成为地球村而出现的一个必然发展趋势;世界文学概念的拓展是随着世界的日益缩小和文学的“文化化”或者是对literatures一词原初意义的回归而出现的。但是后结构主义氛围下的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思潮也是促使世界文学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概念上迅猛拓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观念的形成与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但一旦大气候形成, 就再难以回到过去。现在人们想起文学、文化、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等概念的时候, 与1970年代之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也渗透、冲击进而改变了人们对经典的认识以及对人类文学与文化的认知, 这一“转向”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在文学研究、文学选集和教科书等实践层面的改变, 而更加无处不在、更为深远的则是对人们在看待传统西方经典、文学史和世界文学的观念上的深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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