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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5-09 10:08

在近代中国“文学”成为中国学术之一科的过程中, 甲午以后日本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甲午、戊戌之间, 来自日本的学校分科观念虽已在维新群体中传播, 但限于与日本接触有限, “文学”的含义受不同观念影响因人而异。在“文学”的进一步演进过程中,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留日群体发挥了引介导向作用。

戊戌政变后, 梁启超逃奔日本, 大量接触日本书报, 思想观念发生巨大转变。目前学界对梁启超戊戌后受到的日本观念与名词术语的影响, 已有充分认识。惟对梁启超与“文学”关系的认识, 囿于已有的固定学科观念制约, 未能将其置于“文学”概念的流变中考察 (1) 。通过梁启超的说法解读其“文学”观, 可以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影响, 达其本义。同时将梁启超的文字著述置于整体历史中, 考察同时代人在引进新学论争中的观念异同, 可以多角度观察20世纪初“文学”在中国的流变, 以此审视梁启超在其中的作用。

一、新民与“文学”

戊戌东渡后, 梁启超曾自道:“既旅日本数月, 肄日本之文, 读日本之书, 畴昔所未见之籍, 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 腾跃于脑。如幽室见日, 枯腹得酒。” (1) 呼吁国人之有志新学者, 应读日本文。同年旅美途中又写道:“自居东以来, 广搜日本书而读之, 若行山阴道上, 应接不暇, 脑质为之改易, 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每日阅日本报纸, 于日本政界、学界之相习相忘, 几于如己国然。” (2) 彼时, 他大量接受日本新名词新观念, 其中就包括“文学”一词。

日本明治时期, 全面接受西洋学问, 新名词术语大量产生, “文学”作为专有名词的含义发生了复杂变化。幕府末期曾留学荷兰的西周助在其引介西洋学术体系的《百学连环》中literature有“文章学”“文章”“文学”三种对应译语。1881年出版的《哲学字汇》已经把literature明确地翻译为“文学” (3) 。在汉字文化圈学术话语中, 原本属于不同范畴的诗文、小说、戏曲等一并成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以西学分科的学校体系的建立, “文学”及“支那文学”成为独立科目, 但原本受汉语文化影响的日本国内, “文学”的内容也不尽一致 (4) 。

戊戌东渡后的梁启超对诗文、小说与“文学”的认识受日本影响, 发生巨大变化。东渡前, 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小学学记》中, 确定为学旨趣有“学文”一条, 他说:“词章不能谓之学也。”但也强调“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说理论事, 务求透达, 亦当厝意。若夫骈丽之章, 歌曲之作, 以娱魂性, 偶一为之, 毋令溺志” (5) 。彼时, 梁启超对词章并不重视。东渡后, 出于国民改造及谋求社会改革的政治诉求的需要, 梁启超的学术观念发生转变。他在创办《清议报》之初, 就在叙例中宣称:“共兴《清议报》, 为国民之耳目, 作维新之喉舌。”其宗旨为:维持支那之清议, 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 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6) 。

他对诗文、小说态度的转变, 一方面是受日本影响所致, 另一方面则与社会改造的诉求相关。在日本读书所得的笔记《饮冰室自由书》中, 有一条记载小说与日本明治维新、国民思想改造的关系:“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 小说亦其一端也。”他注意到在明治十五六年间, 日本国内倡言民权自由, 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革命之事者陆续译出。所举日本政治小说有柴东海之《佳人奇遇》, 末广铁肠之《花间莺》《雪中梅》, 藤田鸣鹤之《文明东渐史》, 矢野龙溪之《经国美谈》。他称:“矢野氏今为中国公使, 日本文学界之泰斗, 进步党之魁杰也。”使用了“日本文学界”一词, 注意到政治小说对明治维新及国民改造的作用, 并以施耐庵与之比拟 (7) 。

虽然已接触日本新名词新观念, 但梁启超对“文学”的使用还存在多样性。在一条评论世界人类文野等级的笔记中, 梁启超继承泰西学者把世界人类分为蛮野、半开、文明三等的说法, “文学”成为评判文野程度之准的, 指出第二等人类“文学虽盛, 而务实学者少” (8) 。“文学”指文明教化的意思。梁启超对世界文野等级的关注, 目的在提示国民思考自我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在社会改良思想作用下, 原本不重词章的梁启超, 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主张。1899年12月赴美途中, 梁启超在日记中写道:“不作诗则已, 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认为如此须具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 第二要新语句, 第三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诗。所谓新意境、新语句则以欧洲为绳尺, 自称虽不能诗, 将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作为将来之诗料, 提倡以欧西文思入中国文字, 发起“文界革命” (1) 。

在重视诗文的前提下, 诗文被当作了“文学”。在1901年12月《清议报》第100册出版后, 该报因报馆失火而停办, 横滨新民社将该报文章汇编为《清议报全编》。在《清议报全编》中, 梁启超明确指出诗与“文学”的关系。书前介绍此全编有十大特色, 其中“附录《诗界潮音集》一卷, 皆近世文学之菁英, 可以发扬神志、涵养性灵, 为他书所莫能及” (2) 。出现“近世文学”一词, 专对于《诗界潮音集》而言。1902年2月, 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 更加明确地提出了“新民”的主张, 认为“欲维新吾国, 当先维新吾民”。第1号告白宣称, 该报“纯仿外国大丛报之例, 备列各门类, 务使读者得因此报而获世界种种之智识”。其门类划分为:图画、论说、学说、时局、政治、史传、地理、教育等二十五类。其中“文苑”类注解说:“诗古文辞妙选附录, 亦可见中国文学思潮之变迁也。” (3) 在此处, 诗古文辞与“中国文学”发生关联。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详细阐发了新民思想。他主张的新民之道, 不在尽弃旧有, 而在淬厉固有, 采补所无。其认为“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 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 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 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 祖父传之, 子孙继之, 然后群乃结, 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 (4) 。“文学”与道德、法律、风俗、习惯、美术等一同成为国民、国家精神的构成要素。

庚子之乱后, 朝野上下竞言教育兴学。梁启超认为提倡者未解教育之定义, 于是胪举欧洲各国之教育成案, 以定中国之教育宗旨, 所列有雅典、斯巴达、英吉利、德意志、日本等国。指出各国之教育各有特点, 中国确立教育宗旨应各有取法。“雅典偏于哲理, 溺于文学, 强武之气稍缺。其所养成者, 只能为市府的民族, 不能为国家的民族, 故雅典亡而其文学亦与之俱亡。”“使欲造成文学优美、品格高尚之国民也, 则宜法雅典。使欲造成服从纪律、强悍耐苦之国民也, 则宜法斯巴达。” (5) “文学”与强武对举, 涵义较前宽泛。梁启超此时偏向民族主义, 认为教育的目的应注重国民与国家的改造。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近世列强之政策, 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 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 皆迫于事理之不得然。”认为民族主义是近世国家之原动力, “此主义既行, 于是各民族咸汲汲然务养其特性, 发挥而光大之。自风俗、习惯、法律、文学、美术, 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 而与他族相竞争” (6) 。认为当日欲救中国应发扬民族主义, 进而入于民族帝国主义, 以与列强争存。

在梁启超构建的国家理论中, “文学”成为构成国家的重要元素。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强调, 中国为天然大一统之国, “人种一统, 言语一统, 文学一统, 教义一统, 风俗一统, 而其根原, 莫不由于地势” (7) 。梁启超认为中国南北峙立达千余年, 在“文学”上, 所受地理之影响甚著, “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 唐后则渐微。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 (8) 。分别叙述哲学、经学、佛学、词章、美术音乐在地理上的分布特点。此处所说“文学”即包括凡此诸学, 接近于学术的意思, 范围广泛, 被视为中国旧有之学。

二、新学术与分科之学

受日本分科的学术观念影响, 梁启超对中国学术的总结中, 打上了分科之学的时代烙印, 而“文学”所指有较大差异。他在《新史学》中指出, 中国史学因四蔽而生二病, 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 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而中国二千年来之史家, 有创作之才者惟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六人。受日本史学观念的影响, 梁启超用分科专门史的眼光分析中国旧史, 认为中国数千年唯有政治史, 至黄宗羲乃开创学史之格, 假使后人能师其意, 则中国文学史、中国种族史、中国财富史、中国宗教史皆可作 (1) 。把史学一科作为提倡民族主义的思想利器, “中国文学史”是新史学的一部分。

此时的梁启超已普遍接受历史分科的观念。他在自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 虚拟西历2062年, 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 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以及各种学问、宗教的联合大会。“单表内中一个团体, 却是我国京师大学校文学科内之史学部。因欲将我中国历史的特质发表出来, 一则激厉本国人民的爱国心, 一则令外国人都知道我黄帝子孙变迁发达之迹”。在博览会场中央占一个大讲座, 公举博士三十余人分类讲演, “也有讲中国政治史的, 也有讲中国哲学史、宗教史、生计史、财政史、风俗史、文学史的, 亦不能尽表。单表内中一科, 却是现任全国教育会会长文学大博士孔老先生所讲” (2) 。在梁启超构拟的京师大学堂文学科内有史学部, 史学分科有文学史一门。

盛俊受梁启超新史学观的影响, 认为在泰西科学中, 惟有史学在中国历史悠久, 泰西史学以十数, 而中国惟有政治史, 仅有郑樵之《通志》能称为完整无缺之历史。将《通志》二十略分别比附于分科的“新史学”之中, 所列有年表、种族史、文字史、天文史、地理史、宗教史、美术史、文学史、宪法史、财政史、物产史、人物史、外交史。“郑樵之文学史”对应的有乐略、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略诸门 (3) 。

此时虽受到日本学科观念的影响, 但梁启超使用“文学”所指范围则广狭不一。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 认为学术思想之于一国, 犹人之精神, 欲觇其国文野强弱之程度如何, 必于学术思想上求之。在世界史上, 中华之学术思想在上世史、中世史时代皆为第一, 惟近世史时代相形见绌, 于是欲比较中国与外国学术思想之优劣以见其真。他指出, 黄帝时代之书著录于《汉书·艺文志》者二十余种, “其文学之发达不能到此地位, 固无待言。要其进步之信而有征者四事, 曰制文字, 曰定历象, 曰作乐律, 曰兴医药, 是也” (4) 。战国时代“列国士大夫之多才艺、娴文学者, 所在皆然矣” (5) 。“文学”指文明教化, 涵义比较宽泛。此外, “文学”还用来指分科的学问。梁启超认为先秦学派有史学、文学, “而其时光焰万丈者, 尤在文学。文学亦学术思想所凭藉以表见者也”。所说“文学”专指词章, 接着说道:“屈、宋之专门名家者勿论, 而老、墨、孟、荀、庄、列、商、韩, 亦皆千古之文豪也。文学之盛衰, 与思想之强弱, 常成比例, 当时文家之盛, 非偶然也。” (6) 三国六朝为道家思想言论昌盛时代, “其文学亦彪炳可观, 而发挥厌世精神, 亦最盛”, “虽我国二千年文学大率皆此等音响, 而魏晋六朝为尤甚焉” (7) 。他认为六朝隋唐为中国学术思想最衰时代, “当时儒家者流, 除文学外一无所事”。“儒学与文学适成反比例, 著《中国儒学史》当以六朝、唐为最衰时代, 著《中国文学史》当以六朝、唐为全盛时代” (1) 。而清代学术“以实事求是为学鹄, 颇饶有科学的精神, 而更辅以分业的组织”, 至晚近“实学益昌而学者亦益以专门为贵, 分科之中, 又分科焉。硕儒大师, 往往终身专执一科, 以名其家” (2) 。其评论姚鼐与戴震之交恶说:“姬传与东原论学数抵牾, 故经学家与文学家, 始交恶云。” (3) 他已用分科眼光看待中国旧学, 姚鼐因长于文辞而被称为“文学家”。

该文在《新民丛报》第3号上, 列出的目录中有十六章, 但仅刊至第八章, 此后部分还有“地理上之关系”“政治上之关系”等, 拟第十四章内容为“文学上之关系” (4) , 后来搜辑的文集中也未见其他部分, 这一部分的内容不得而知。

从其他文字著述来看, 梁启超使用的“文学”有专指诗文、小说等文体形式的趋向。受欧西、日本语言文字特点的影响, 梁启超认识到中国语言与文字分离, 是阻碍国民进化的重要原因。他在《小慧解颐录》中说:“俗语文体之流行, 文学进化之一征也。吾粤言语与中原殊途, 珠江女儿所常讽之粤讴一编, 知文者常叹为神品。” (5) 岭南流行的粤讴作为俗语文体, 是“文学进化”的表征。他在翻译法国焦士威尔奴 (Jules Gabriel Verne, 今译儒勒·凡尔纳) 的小说《十五小豪杰》时, 原拟依《水浒传》《红楼梦》等书体裁, 纯用俗话, 但翻译时甚感困难, 因此感叹“语言、文字分离, 为中国文学最不便之一端” (6) 。

《新民丛报》从第4号起, 开始连载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其中多次谈到对“文学”的认识。他在卷首说:“我生爱朋友, 又爱文学。每于师友之诗文辞, 芳馨悱恻, 辄讽诵之, 以印于脑。” (7) 乃在诗话中记录友朋诗文作品, 并施以评说。他认为“中国事事落他人后, 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 但长诗却不及欧西。古希腊荷马 (Homer) , 近世诗家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弥尔顿 (John Milton) 、田尼逊 (Alfred Tennyson) 等, 其诗动辄数万言, 而中国之长诗最可传诵者, “惟杜之《北征》, 韩之《南山》”。他认为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一诗超越古人, 堪称“诗界革命”之楷模, 赞叹道:“有诗如此, 中国文学界足以豪矣!” (8) 出现“中国文学界”一词。梁启超颂扬严复的诗, 认为“侯官严先生之科学, 学界稍有识者, 皆知推重。而其文学则为哲理所掩, 知者盖寡”, 于是作《广诗中八贤歌》以记之 (9) 。“文学”与“科学”对举, 诗包括其中。

梁启超以诗文为鼓动国民精神之具, 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无尚武精神, 其中一大要因在于中国向无军歌。“此非徒祖国文学之欠点, 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称赞黄遵宪《出军歌》四章之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 “诗界革命之能事, 至斯而极” (10) 。“祖国文学”一词, 体现出国家主义情结下的“文学”取向。受日本学校音乐教科的影响, 留学生逐渐认识到音乐之重要。其时, 杨度为中等学校作有《黄河》等歌词, 由曾志忞谱曲, 收入《教育唱歌集》。梁启超在诗话中评论说:“欲为新歌, 适教科用, 大非易易。盖文太雅则不适, 太俗则无味, 斟酌两者之间, 使合儿童讽诵之程度, 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 真非易也。”称赞杨度《黄河》《扬子江》诸作, 堪当“祖国文学之精粹” (1) 。

对于有学生入东京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一事, 梁启超赞赏称, 诗歌音乐是改造国民品质、精神教育之要件。他认为中国自明以前有韵之文皆可以入乐, 《诗》三百篇皆乐章。“盖自明以前, 文学家多通音律, 而无论雅乐、剧曲, 大率皆由士大夫主持之”, 自清朝以来, 音律之学无复过问。“读泰西文明史, 无论何代无论何国, 无不食文学家之赐, 其国民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 而中国之词章家于国民却无丝毫之影响。在他看来, 中国词章家与泰西文学家的差距在于, 后者有利于国民性之改造。而导致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中国诗与乐分离, 以至于诗、词、曲皆成为古玩, 词章家沦为社会之蠹。诗文词曲等“文学”具有了改造国民的特殊功效。恰逢其时, 《江苏》杂志上有中国音乐改良之论, 后又有人谱出军歌、学校歌。梁启超评论说:“读之拍案叫绝。此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也。”希望留学生学习乐学者, “委身于祖国文学, 据今所学, 而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 并以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弥尔顿 (John Milton) 与之比拟 (2) 。“中国文学”指词章, 被当作改造国民的要素。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追忆曹泰的八股文, 认为八股文“亦五百年来中国文学之一种也” (3) 。自称将别其流派, 著一书以存于后世。可见, 梁启超使用“中国文学”指诗文词已比较常见。他还把戏曲、小说当作“优美文学”之一种, 说道:“欧美学校常有于休业时, 学生会演杂剧者。盖戏曲为优美文学之一种, 上流社会喜为之, 不以为贱也。” (4) 梁启超评论小说《迦因传》称:“《迦因传》者, 近人所译泰西说部, 文学与《茶花女》相埒者也。” (5) 以“文学”形容小说之价值。他把戏曲、小说看作“文学”, 应当是受到日本引介的西洋学术观念的影响。

三、“小说乃文学之最上乘也”

小说成为“文学”是近代中国“文学”观念演变的一大突破, 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留东人士的引介作用最为显著。中国历代对小说的认识不尽一致。大体上, 自《汉书·艺文志》被列为诸子十家之一, 后世将之归入子部, 其性质又近于史, 被认为可补正史之缺。虽有如明代王世贞使用“说部”一词, 以之入集, 特立于文体之列 (6) , 但究其实与文辞有异, 士大夫多鄙薄小说, 认为有碍世道人心 (7) 。

近代受西学与日本学术观念的影响, 中国人对小说的认识发生变化。众所周知, 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被看作是近代中国小说理论变革之发端。该文从是否易于流传普及立论, 认为说部之流传与影响深远, 出于经史之上。古人之作说部, 各有精微之旨, 而浅学之人尽得其腐败堕落, 于是天下不胜其毒, 而欧美、东瀛开化之时, 往往得小说之助 (8) 。国闻报馆有鉴于此, 乃于该报附印小说。在二人的观念中, 小说的地位有所提升, 但尚未与“文学”发生关联。同时期, 康有为编《日本书目志》时, 对小说与“文学”的关系有模糊的表述 (1) 。梁启超在1897年完成《读〈日本书目志〉书后》, 未见他对小说的专门论述。

东渡受日本影响后, 梁启超重新意识到康有为小说论的重要性。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指出“政治小说之体, 自泰西人始”, 凡人之情大都惮庄严而喜谐谑。从适于普及的角度立论, 引述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中的话, 强调小说对国民改造的作用。他指出欧洲各国变革多藉小说之力, 而政界之日进, 则政治小说之功为最高。引英国某名士之言说:“小说为国民之魂。” (2) 因此, 拟在该报译印政治小说, 作为改造国民之助。该报后续刊出的政治小说有日本柴四郎的《佳人奇遇》与矢野文雄的《经国美谈》。

留东同人对小说与国民改造的关系几乎达成共识。蔡奋认为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大端, 欧美小说系公卿硕儒所作, “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 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 其立意都在益国利民。而中国小说之立意多在消闲, 少有含政治思想者, 小说界之腐败已极 (3) 。劝人善用小说。

梁启超接触“日本文学界”消息后, 着手翻译政治小说, 并创办专门的小说杂志《新小说》, 阐发自己的小说理论。1902年8月, 《新民丛报》第14号登载《新小说》创刊广告, 称其为“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民丛报》对小说与“文学”关系的认识受到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 该广告说:“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 必以小说首屈一指, 岂不以此种文体, 曲折透达淋漓尽致, 描人群之情状, 批天地之窾奥, 有非寻常文家所能及者耶!”将中国“小说”的历史上溯至先秦时代, 认为《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九流, 但汉唐以后学者拘文牵义, 困于训诂、心性之学, 而于人情事理切实之迹, 毫不措意, 于是反鄙小说为不足道。其比较了中西小说的地位差异。

论者对小说地位认知的转变, 根源于小说对国民性改造的作用。《新民丛报》登载该报“条例”宣称, 该报之宗旨在借小说家言, 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 激励爱国精神, 因此“所登载各篇著译各半, 但一切精心结撰, 务求不损中国文学之名誉”。其小说观受到转手自日本的欧美小说观念的影响, 将小说分为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等种类。又称:“本报全编皆文学科所属也。” (4) 《新民丛报》第15号刊登《新小说》征诗广告, 称:“《新小说》报中有新乐府一门, 意欲附车酋轩之义, 广采诗史传播宇内, 为我文学界吐一光焰。” (5) 小说在“文学”中的地位上升, 其还着眼于对转移社会风气的作用上。《新民丛报》第19号有《新小说社征文启》, 说道:“小说为文学之上乘, 于社会之风气关系最巨。” (6) 因此向海内名流征集杰作。以国民改造为价值尺度, 小说不仅成为“文学”, 而且成为“文学”之最上乘, 是其他“文学”形式所不及。

此义在《新小说》中表达得更为明确。1902年11月, 《新小说》第1号发行。同日发行的《新民丛报》第20号对其介绍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 近世学于域外者, 多能言之。”但在中国此风未盛, 大雅君子犹吐弃不屑措意, 称此编为空前之作, 其结构之难数倍于寻常说部。“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 务以振国民精神, 开国民智识, 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必须具一副热肠, 一副净眼, 然后其言有裨于用。名为小说, 实则当以藏山之文, 经世之笔行之。” (1) 此编分自著与翻译两种, 宣称自著处处皆有寄托, 以开导中国文明进步为目的。

《新小说》不仅刊载小说著译本, 而且发布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 创刊号上即有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梁启超在该文中大声疾呼,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 欲新一国之民, 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认为小说之吸引人有二因:一在导人游于他境界, 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 不为现实所拘束;二在能表达人所怀抱之想象及所经阅之境界, 其感人也深, “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小说之支配人道, 有熏、浸、刺、提四种力, 故当日欲改良群治, 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2) 。

《新小说》尚在酝酿中就引起极大反响。在中国古代的正统文章论中, 小说因与“文以载道”的观念不合而受到鄙弃。当《新小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宣言发布后, 其轰动性可想而知。当得知梁启超筹拟发行《新小说》杂志后, 黄遵宪在复函中赞叹道:“怪哉!怪哉!快哉!快哉!雄哉!大哉!崔嵬哉!滂沛哉!何其神通, 何其狡狯哉!彼中国唯一之文学之《新小说报》, 从何而来哉?东游之孙行者, 拔一毫毛, 千变万态, 吾固信之。此新小说、此新题目, 遽陈于吾前, 实非吾思议之所能及。未见其书, 既使人目摇而神骇矣。” (3) 自称生平论文, 以小说为最难, 亟欲先睹为快。

重视小说在“文学”中地位的观点, 受到外来观念的影响, 起初对持有旧观念的中国人造成较大冲击。狄葆贤《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一文称:“吾昔见东西各国之论文学家者, 必以小说家居第一, 吾骇焉。”当看到日本人著《世界百杰传》将施耐庵与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 而日本诸学校之文学科有所谓《水浒传讲义》《西厢记讲义》时, 感到骇异。继而思之, 则认识到“小说者, 实文学之最上乘也。世界而无文学则已耳, 国民而无文学思想则已耳, 苟其有之”, 则小说家之位置不可等闲视之 (4) 。狄葆贤认为“以文学之眼观察”, 梁启超二种德、四种力之说, 不能尽小说之妙谛, 凡文章常有两种对待之性质, 一曰简与繁, 二曰古与今, 三曰蓄与泄, 四曰雅与俗, 五曰实与虚。所谓良小说者, 具有繁、今、泄、俗、虚五种特点, 故取天下古今种种文体而中分之, 小说占其位置之一半。认为当日中国文界, 得百司马迁不如得一施耐庵、金圣叹, 得百李白、杜甫不如得一汤显祖、孔尚任。

1903年, 梁启超与平子、蜕庵、璱斋、彗广、均历、曼殊相聚, 梁启超出示读《桃花扇》所作笔记, 众人纵论小说, 各述心得, 后辑为《小说丛话》刊于《新小说》, 汇集了对各种“文学”体裁的评述。《小说丛话》卷首说道:“谈话体之文学尚矣。此体近二三百年来益发达, 即最干燥之考据学、金石学, 往往用此体出之, 趣味转增焉。”至如诗话、文话、词话、四六话、制义话、楹联话, 多有作者, 惟小说尚阙如。此编之作, 欲为小说谈话体之开端。

众人首先对俗语文体展开讨论。梁启超认为“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 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 靡不循此轨道”。因推崇俗语文体之故, 六朝、唐代之文被视为在“文学史”上皆无如何之价值, 而“自宋以后, 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宋以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 其一为儒家、禅家之语录, 其二为小说。彗广则认为:“各国文学史, 皆以小说占一大部分, 且其发达甚早。而吾国独不尔。”认为其原因“虽由俗语文体之不发达”, 另一原因则在于中国之思潮, 分南北两大宗, 北宗主严正实行, 北宗胜则小说受到蔑弃。其时, 夏曾佑的《小说原理》认为著小说之目的惟在开导妇女与粗人。狄平子对此并不认同, 举例指出英之索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法之福禄特尔 (Fran9ois-Marie Arouet) 以及俄罗斯虚无党诸人, 其小说所收之结果, 仍以上流社会为多。“西人谓文学、美术两者”, 能导国民之品格、理想, 日迁于高尚 (1) 。欲导国民于高尚, 则小说不可以不高尚, 不必限于士夫以外之社会。

《小说丛话》一直连载至1906年1月《新小说》第24期, 其他参与讨论者还有浴血生、昭琴、侠人、定一、解脱者、吴趼人、知新主人等, 对小说与“文学”的关系及对国民改造的作用多有阐发。晚清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 自由、民权、科学等等新观念如潮水般涌现, 其根本动因皆源于对现状的不满。原本被视为小道、为主流文化所排斥的小说, 因为亦庄亦谐, 易于深入社会各阶层的缘故, 被视为改良社会的不二法门, 因而成为文学之最上乘。这种思想在《小说丛话》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侠人比较中西小说之优劣, 认为西洋之所长一, 中国之所长者有三, “吾祖国之文学, 在五洲万国中, 真可以自豪也”。曼殊则认为, 凡人之稍有思想者, 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谈理不如指事之能感化人, 圣经贤传、诗歌词曲之所不能达者, 小说能达之, “其有一种之特别势力也, 以其为一种之特别文学也” (2) 。

在《新小说》杂志周围聚集了同好者参与小说理论的讨论。其时, 海天独啸子著有《女娲石》, 由卧虎浪士评点。海天独啸子认为中国人民思想多以妇女为中心, 欲改革社会须求妇女之改革, 而改革妇女又以小说最有效力。其不满于中国已有小说“欲遍搜妇女之人材, 如英俊者、武俊者、伶俐者、诙谐者、文学者、教育者撮而成之, 为意泡中之一女子国” (3) , 后乃创作小说《女娲石》。“文学”成为对女子的形容词。《新小说》《新民丛报》刊登了该书广告, 以《女娲石》与《水浒传》《红楼梦》相比, 认为有转移社会之力, 称:“《女娲石》者, 科学家言也, 泰西二十世纪未来之科学也。《女娲石》者, 文学家言也, 中国千余年来遗传之文学也。” (4) 将科学与文学对举, 该小说兼具二者特性。

金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指出写情小说与改良国民的重要关系, 认为“情之出而占位置于文学界者, 亦东西洋民族之所一致也”, “取小说之力与夫情之一脉”沟通东西两隔绝之社会, “则文学家不能辞其责矣”。欲取文明小说, 如“《西厢》、《红楼》、《淞隐漫录》旖旎妖艳之文章”, 以更新国民之脑界 (5) 。周树奎翻译英国小说《神女再世奇缘》载于《新小说》, 在序言中介绍该书“为英国文学巨子解佳所著”, “与近世科学, 最有关系”。并说道:“科学Science在西国与文学并重。” (6) 对文学与科学作明确的界分。

《新小说》欲以浅近文字普及于下流社会, 以达国民改造之目的, 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1903年, 《大公报》报道, 外务部奉旨致电驻横滨领事封禁小说报馆, 以息自由、平权、新世界、新国民之说, “并云该报流毒中国有甚于《新民丛报》, 丛报文字稍深, 粗通文学者尚不易入” (7) 。清廷官方认为《新小说》之为害大于《新民丛报》, 着眼点也在小说对普通民众的影响。

此后, 沪上各小说报的发行多受到《新小说》的影响。“三楚侠民”主持沪上风潮, 欲开化大多数之国民, 组织创办《新新小说》杂志。《新新小说叙例》接受了小说对社会改造作用的观点 (8) , 从该报命名亦可见梁启超《新小说》的影响。《新新小说》从第1期开始连载吴梅村遗稿《秣陵春传奇》, 将吴梅村称为“明季大文学家” (9) 。该刊把小说分类为政治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怪异小说、心理小说、写情小说。该著被归入“写情小说”一类, 对明代小说家的认识附带了新时代的色彩。

1905年, 定一在《小说丛话》中说道:“晚近士人皆知小说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自《新小说》出, 而复有《新新小说》踵起, 今复有《小说林》之设。故沪滨所发行者, 前后不下数百种。” (1) 亦可见《新小说》肇始之功。

四、新学竞争中的“文学”认识

20世纪之初, 沪上报刊林立, 多以引进新学为宗旨, 在东、西学交汇的背景下, 不同途径所接受的新学知识往往存在差异, 在引进新学中不免产生竞争。《大陆报》与《新民丛报》的论争就关涉“文学”概念。关于各报之分歧, 学界研究多已揭明 (2) , 此节仅就其关系“文学”一题者略述原委, 以见时人观念异同。

1904年9月, 《大陆报》第2年第8号有一篇题为《中国大生计家与大文学家》的文章, 讽刺梁启超善于营生, 说道:“自古文人学士, 未有不穷愁潦倒者也, 有之自梁文豪始。” (3) 对梁启超“大文学家”之称有讥讽其善文之意, 双方的论争大有来由。

在众多西学门类中, “文学”与“科学”已成为学问之两大类。1903年2月, 《大陆报》第3期发表《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一文, 从西文语源辨析了“科学”“文学”的来历, 指出:“文学者何?所谓形上之学也。科学者何?所谓形下之学也。‘科学’二字, 为吾国向所未有。盖译自英文之沙恩斯Science……又出于拉丁之沙倭Scio。沙倭云者, 知之谓也。至十六世纪, 沙恩斯一字, 乃与阿尔德Art一字相对峙。盖沙恩斯为学, 而阿尔德则术也。至十七世纪, 沙恩斯一字, 又与律德来久Literature一字相对峙。盖沙恩斯为科学, 而律德来久则文学也。兹义实传至今日, 传至东方, 传至我国。”源出欧洲话语的“文学”与“科学”, 成为当时人对新学术的整体认识, 且以之为世界共有之学。该文指出, 古代文明国“有以文学著者, 有以科学著者, 有以文学与科学并著者”。印度人婆罗门佛陀之学, 伊兰人洛亚斯德之学, 希伯来《旧约全书》《约百记》《诗篇》诸学, 罗马“奥格斯德时代之文学”, 都是以“文学”著称的。“文学”与“科学”相对, “文学”指哲学、诗歌、史学、传奇等今日所称人文科学的范围, “科学”则指天文、几何、算学、医术等自然科学的范围。

作者此篇意在强调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 尤其针对中国人避实就虚, 不喜科学的弊病。认为文学与科学相互为用, “政教之衰颓, 公德之扫地, 人权之放失”皆与“文学”有关。“文学”“科学”都用来指中国旧有之学。文章指出, 中国古代有黄帝之医术, 羲和之天文学, 周公之算经、指南车, 皆发明科学之理, 至当日仅有“文学”而无“科学”。“且即以文学言之, 汉魏不如周秦, 元明不如唐宋, 降及今日, 仅余科举之文、公牍之文, 并弹词小说之文, 则支那虽曰仅有文学, 实并无所谓文学也。”强调当日欧亚交通, 西学东来, 正值“支那文学、科学之大革命”时代, 须博取西学之长。其所说“支那文学”又偏指中国古代之文, 从“支那文学”一词可见日本的影响。

《大陆报》从语源出发, 对文学、科学作寻根究底的探究, 强调根底之学, 有意针对梁启超作新学术的抱负, 称当日士大夫及加新学之虚衔者都无论矣, “即当世所崇拜为通人, 而彼亦自命为通人者, 亦不过剽窃东籍中一二空论, 庞然自豪于众。若询其根底之学, 则亦茫然未有以应也” (4) 。

《大陆报》此番言论即针对梁启超一方, 这与《新民丛报》好评骘新学同行不无关系。1902年10月, 《新民丛报》第18号评介《新世界学报》第1、2、3号, 认为该报分类颇欠妥惬, 心理学、哲学、法律学等栏目名实混淆, “各学界说虽在泰西诸国学术极发达者, 犹难论定”, 况中国尚在萌芽时期 (1) 。鼓励学界再接再厉, 谋求进步。1903年2月, 《新民丛报》第25号开设“学界时评”一栏, 栏目解说更为激烈地批评道, 近一二年来之中国学界, 似颇有蓬勃之气, 然多“徒摭皮毛, 不务实际”, “甚者剽窃一二生涩之名词”, 以炫人耳目, 其性质之良恶, 尚有待观察。“学界时评”之创设即有针砭新学界时弊的用意。该期批评上海《翻译世界》, 称其“所出广告, 满纸皆日本字面, 几于不能索解”。尤其针对该刊告白中“二十世纪之支那, 翻译之时代也”一句, 《新民丛报》认为此刊创刊之时, 不过为二十世纪之第二年, 难以说剩下的九十八年仅为翻译之时代。

“文学”作为可以与“科学”平分天下的学术之一端, 成为各报论争援据的有力武器。《新民丛报》的批评还涉及各报翻译好用日本新名词, 认为这种行为是无爱国心的表现, “凡爱国者, 未有不宝其祖国之文学者也。中国事事落他人后, 惟文学殊不让泰西”。若严复翻译之《天演论》, 文辞与原本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其余如诗词曲本, 虽理想不如人, 而文采或过之。批评当日新学界崇拜日本文词, 称其“无自立性, 是之谓奴隶” (2) 。“祖国之文学”乃国粹之一大端, 在引进新学时, 应保存中国文词。

《新民丛报》第26号又刊登《丛报之进步》一文, 评论新学各报之优劣, 认为就程度而言, “《译书汇编》为最, 《浙江潮》次之, 两湖之报次之, 《新世界学报》、《大陆报》又次之”。持论则好以各报之文词为断, 认为“《新世界学报》颇有能文之人, 然大段亦涉空衍, 且多外行语, 为方家所笑者。《大陆报》无甚外行语, 优于《新世界学报》, 而其文更不逮之, 敷衍篇幅者居全册之半, 无甚精彩” (3) 。

针对《新民丛报》的批评, 《大陆报》起而反击, 指梁启超责人有余, 而自知不足。针对梁启超论中国学术认为上世史、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 都以中华为第一的观点, 《大陆报》反驳说, 希腊圣贤皆与中国不相上下, 即使以中世史时代相比, “唐代文学之最发达者曰诗, 然亚剌伯人之诗学、意人谈惕、英人曲塞尔之著作”, 都可与李白、杜甫相比。“宋明文学之最发达者, 曰性理学, 然亚剌伯之文学有心理、哲学、神学、法学、史学、地理、诗学、小说等, 亚剌伯之科学有天文、医学、代数、三角、物理、解剖等, 且当时有罗马法, 有基督教, 有可兰经, 有斯哥拉学派之哲学, 有贝根麦格内斯之科学”, 都可与宋、明时代作者相比。在作者看来, 诗学、性理学、心理、哲学、神学、法学、史学、地理、诗学、小说都属于“文学”。对于《新民丛报》对各报文字的批评, 《大陆报》继续反驳说, 梁启超所自命为不外行者, “仅区区文词之末”。又以东京专门学校高田早苗评梁启超有文无学之语, 讥刺梁启超所用以自豪者, 仅文章末务, 而非学问。

两报之争当有党派政治见解的分歧, 但攻辩仍以学术为理据。《大陆报》揣测梁启超之所以仇视该报, 是因为《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文末对“通人”的批评, 戳中梁启超痛处, “故不胜其怨毒以至于此” (4) 。

该期《大陆报》还有“新民之旧友”《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一文, 认为梁启超的文字多取材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 指其为行窃者。文后有《大陆报》主笔附言, 重申该报注重科学学理输入, 不以文词论英雄 (5) 。后续的论战还有《大陆报》第6期刊登的《新民丛报批评之批评》, 第7期东京留学生“今世楚狂”来稿《论广东举人梁启超书报之价值》, 第2年第1号《异哉新民之宗旨》等文。在论战中, 对梁启超擅文而少学的批评是主要攻击点。

结合《大陆报》攻讦言论与其对新学的引介, 该报在输入泰西学理方面确有所长, 其中即涉及西洋文学知识的输入。该报第2年第1号有《文学勇将阿密昭拉传》一文, 介绍法国“文学大家”阿密·昭拉 (émile Fran9ois Zola, 今译为埃米尔·左拉) 在诗、小说上的成就。介绍外国文学之余, 以中国小说家与之比较, 认为《水浒》《儒林外史》能契合阿密·昭拉小说理论之旨趣。随后又指责晚近之效颦者, 绝无精采可言, “即如某小说社之主人, 素以大文豪自矜者, 亦不过东偷西袭”, “从未闻其能独运心思, 成一奇特之著, 足以戟刺国人之感情也” (1) 。此“某小说社之主人”即指梁启超。

从《大陆报》与梁启超的论争文字来看, 双方对“文学”的认识存在共同之处。“文学”既可与“科学”对举, 指广泛的人文学术;又呈现出专指文辞、戏曲、小说的趋向。尽管招致《大陆报》的批评, 但梁启超及与之相关的留日学界对日本“文学”的引介作用不容抹杀。《新民丛报》第4年第5号上有渊实“从东文译出”的文章, 考辨中国诗乐变迁与戏曲发展的关系, 乐府、诗余、元代杂剧、传奇都成为“中国之文学史”的一部分。梁启超跋文称:“其中所言沿革变迁及其动机, 皆深衷事实, 推见本原, 诚可称我国文学史上一杰构。” (2) 显示当时人受日本影响, 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共识。

中国古代并无界限分明的分科学术, “文学”在古代并无固定含义, 大体而言具有文教、学术等宽泛的含义, 也有专指文章的用法, 具体视环境而变化。甲午以后日本学科观念的输入, 是近代中国“文学”概念演变的一大转折。因戊戌东渡的机缘, 梁启超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他的文字著述中, 对“文学”的使用因时而异, 既保留了指广义学术的用法, 又可与“科学”对举指西学科目, 同时呈现专指诗文、戏曲、小说的倾向, 并非一成不变。在中国知识体系中, 原本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诗、文、戏曲、小说, 成为“文学”的重要成分, 并进一步成为研究对象, 可谓为中国学术思想的一大解放;另一方面, 面对已经发生结构性转变的知识体系, 如何破除后来成见, 认识它们在旧学中的位置及本来面目, 则是梁启超及其时代所遗留的问题。

从梁启超与“文学”概念的转变来看, 中国学术之近代演进与外部环境关联密切, 学术成为社会改造的工具, 超脱自身的独立价值, 融入社会血脉, 而其自身亦随世变而变。整体上接受西式框架尺度之余, 旧学新知不同程度地发挥影响, 以“文学”为例探寻不同因素作用下中国学术发展取径的利弊, 对于把握其走向当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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