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与阐释

日期：2019-11-18 09:37

王安忆作为中国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凭借其丰富的作品数量、多变的作品风格以及个性化的叙事奠定了她在中国当代文坛的显赫地位。1981年,王安忆的短篇小说《小院琐记》被收录到中国首部对外推介新时期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七位女作家》中,开启了王安忆作品在美国的译介序幕。目前,王安忆在海外发行的作品总数已达500余万字,被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荷兰语等二十余种文字,并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大奖。美国是王安忆作品译本数量最多、传播最为广泛、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学者称王安忆为“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女作家”[1](P9),《亚洲华尔街日报》更盛赞她为“属于上海的作家”[2],加之她对女性情欲爱恋突破性的描写以及对寻求民族文化之根的深入描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2017年,王安忆成为第三位获得美国华语文学最高荣誉奖“纽曼华语文学奖”的作家。王安忆作为中国当代文坛极少数在国内外都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女性作家,对她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文化场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多角度的、整体性的梳理,归纳、分析对她作品的研究焦点和接受原因,以期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以及研究走向提供典型的案例参考。

一、王安忆作品在美国的影响与译介

根据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以及世界最大的检索目录系统Worldcat对王安忆作品在美国的翻译出版进行统计整理,王安忆已有62部小说作品被译介到美国,涵盖了长、中、短篇及散文,这些作品主要通过五种形式被广泛传播。第一种是英文单行本的形式。主要有长篇小说《小城之恋》《小鲍庄》《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长恨歌》《米尼》《天香》,还有2部中短篇小说集《流逝》《小饭店》、1部自传体小说及散文集《忧伤的年代:王安忆自传作品选集》,共10部;第二种是文学作品选集的形式。以女性作家作品选集的收录为主,如《玫瑰色的晚餐:中国当代女作家新作集》《蜻蜓:20世纪中国女作家作品选》等,还有一小部分被收录到海外知名的中国文学选集中,如《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集》《春笋: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选》等,共19篇;第三种是文学期刊的形式。20世纪前,以国内英文文学期刊《中国文学》和《译丛》为主要译介阵地,共收录16篇;20世纪后,以美国著名文学期刊《无国界文字》《渐近线》为主要力量,共收录18篇。第四种是在线课程的形式。美国哈佛大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她的作品开发成网络共享资源。第五种是文学教材的形式。她的小说多次被节选编入美国高校的中国文学教程,已走进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中国现当代小说”、莱斯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学与艺术”等课程。

王安忆作品在美国的大量译介也引发着研究者们的持续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研究者就对她的作品展开研究,这与她的作品在美国的传播进程几乎同步。美国的汉学家、高等院校研究者、文学评论家是对她作品最为关注的研究群体。以“王安忆”作为关键词,通过JSTOR数据库、CALIS学术搜索、EBSCO数据库等进行检索,剔除重复及相关度不高的文献资料,最终共收集到有关王安忆在美国译介研究的文献100余部/篇。这些文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美国知名高等院校从事东亚语言文学研究的学者和汉学家撰写的专著。这些著作针对王安忆的创作专门开辟章节来进行分析评论,全面深入地体现了美国对她的研究特点和接受程度,共16部,有著名汉学家、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王德威教授撰写的《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美国莱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亚洲女性主义研究的塔尼·巴洛教授撰写的《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女权主义》等。其次,由美国高等院校硕博研究生撰写的毕业论文。目前搜集到博士论文6篇、硕士论文8篇,有肖继伟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女性和记忆:以沈从文、张爱玲、王安忆为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朱莉·尼尔博士撰写的《亚洲和非裔美国女性主义视角:姐妹关系的表征与自我的追寻》等。再次,由美国文学评论家、编辑、书评人在期刊、报刊发表的评论文章,文学期刊主要集中在专业文学期刊《世界文学研究》《新文学史》《第三世界季刊》和综合性期刊《中国季刊》《出版人周刊》《亚洲研究综述》等,共60余篇。最后,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卫报》《华盛顿邮报》等登载了30余篇相关评述文章。

王安忆文学作品在美国的译介研究历程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英译本数量多、传播时间久、形式多样且译介途径多元化。从1981年首部作品的英译至今,一直有新作不断被翻译出版。这些作品既有通过传统的出版渠道发行,又有运用网络技术的创新推广。二是文学选集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这些文学选集主要由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知名学者如葛浩文、刘绍铭等编选,依托兰登书屋、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著名出版机构,有效地提升了作品的海外影响力。三是海外期刊分布广泛。这些期刊既是收录王安忆文学作品最多的载体,又是对她作品研究文献数量最多的载体。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开始逐步关注王安忆作品的美国文学期刊,以影响面广、时效性强以及流通灵活等优势加速着作品的海外传播。四是走进海外大学课堂增强研究的深广度。王安忆的作品走进美国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学课堂,较好地提升了受众的接受层面和接受素养。大学的研究者和学家也正是对她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群体,在教研互动中引领了对她作品的传播和研究方向。五是具有一定的传承性。作为美国著名汉学家王斑的弟子肖继伟,延续了王斑对王安忆作品的无常、记忆与神秘展开的剖析,进一步将其与张爱玲、沈从文的创作特色进行比较研究。这既是将研究不断传承、深化,取得更深入研究成果的有效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海外对此研究的持续性。

二、王安忆作品在美国译介研究的聚焦点

王安忆的作品在美国以多种形式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们在不同时期对她的作品有着不同的研究焦点,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又伴随着相互交织的发展趋势。通过归纳分析王安忆作品在美国不同译介阶段的研究聚焦点,她作品的海外研究演进呈现出较为全面的发展脉络。

聚焦点之一,以“寻根意识”为发端的译介研究。20世纪80年代,王安忆的创作深受中国当时非常重要的文学文化思潮“寻根”的影响。1988年,她的首个英文单行本《流逝》译介到美国后,随即引起了小说评论家阿梅尔·侯赛因的关注。侯赛因在《第三世界季刊中》发表了评论文章《变革催化剂》,他认为:“作品主人公欧阳端丽在中国“文革”时期命运浮沉之中的角色转型完成了个体对自我生命的追问,渗透着浓郁的寻根意味……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主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契合。”[3](P217-219)次年,被美国评论家誉为“寻根文学经典之作”的《小鲍庄》在美国的发行,进一步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当代作家创作手法的固化形象,唤起美国研究者们对王安忆作品的研究向纵深向发展。研究者们一方面着重从文化寻根角度来解读王安忆笔下的叙述风格;另一方面将焦点集中在将她与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比较研究。寻根意识作为西方解读王安忆作品的入手点,为海外研究者对她研究视角的转向和拓宽奠定了基础。

聚焦点之二,以“地域书写”为推进的译介研究。随着王安忆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转型,美国研究者对她的关注也转向其有着寻根意味的地域写作视角。这里的地域并非是物理概念上的地域,而是指王安忆作品中呈现出来的文学地域。美国学者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被著名汉学家李欧梵誉为“上海史诗”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所呈现出来的上海地域特征。作为海外汉学领军人物、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的王德威,在《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论》中将王安忆定位为“海派文学传人”,并纵观了该作品的上海叙事,从此掀开了美国对她的上海书写研究的大幕。随后,《纽约时报》《今日世界文学》《出版人周刊》等主流媒体都对《长恨歌》中的怀旧、上海主题给予关注,从中来探究她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联系。与此同时,王安忆作品中的异域书写促使着美国研究者对她作品的研究从小众走向了主流。

聚焦点之三,以“女性主义”为贯穿的译介研究。王安忆作为中国实力派女性作家的重要代表,“她的创作超越了传统中国女性的文学创作、颇能证实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自我蜕变”[4](P359)。因此,这也成为海外从推介她的作品之初到现在一直深受研究者们青睐的研究视角。美国研究者们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阐释了代表着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典范的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文本特色以及价值取向等。美国莱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致力于亚洲女性主义研究的塔尼·巴洛是美国最早对王安忆的女性书写特征展开研究的学者。早在1988年,巴洛在《简介:性别,写作,女权主义,中国》一文首次提出王安忆独特的女性视角是对父权制社会文化的解构,并对她的《小城之恋》中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进行阐释。在巴洛后续撰写的《现代中国的性别政治:写作女权主义》著作中专门开辟了章节对王安忆作品中的后革命时代现代性女性的自我意识与身份构建进行评述。王安忆作品中的女性主义研究视角始终吸引着海外研究者的目光,直至21世纪美国研究者更加侧重从女性形象、两性关系来揭示王安忆笔下的女性生存状态和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海外研究者们认为王安忆作品中的这些女性形象都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隐喻色彩,使他们对中国女性作家的文化价值观有了重新的认知。

三、王安忆作品在美国的接受阐释

将近30年来美国对王安忆作品译介研究所呈现出的聚焦点贯穿起来可视为是对王安忆创作过程的一个深度挖掘的过程。这一研究过程不但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可循性,而且这其中所显现出的中美差异也蕴含着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探究与反思的接受因子。

(一)从作品寻根意识中唤起文学接受的期待视野

“寻根”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非常重要的文学文化思潮,深刻影响着王安忆的创作。王安忆早期对外译介作品中展现出的有着中国叙事的寻根意识给美国文学场域注入了异域文学色彩,吸引着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其作品中的寻根叙事来揭开东方民族思维和审美的神秘面纱。王安忆作品中的寻根意识被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是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直接影响而形成的创作风格,呈现出与西方文学创作风格和手法近似的寻根因子,如霍华德·乔伊指出:“《小鲍庄》中有着《百年孤独》的影子,孤独主题的书写以及魔幻色彩的呈现透露着对人类苦难的思考以及中华民族仁义之道背后所蕴含的悲剧性主题……这种另类叙事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主旨如出一辙”。[5](P72)美国密歇根大学文学院致力于中国女性作家研究的梅仪慈在撰写的《意识形态、权力、文本: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自我表现与农民“他者”》一文中对此也持有相似观点。在乔伊及部分美国学者看来,王安忆对孤独的表达与马尔克斯在精神上的诉求有着相通之处,叙述的根源都是对现实生活的隐晦折射,作品中的隐喻象征、夸张变形等魔幻现实主义艺术手法与西方文论的本质特征有着一定的契合性。

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姚斯提出:“文学接受是以满足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为基础,以接受者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型为先在结构”。[6](P46)魔幻现实主义作为源起于现代拉丁美洲文坛的重要文学流派,西方读者在接受王安忆作品之前对此已积累了一定的文学经验,并由此形成了在接受其作品之初就被唤醒的经验性文化视野。这促使着西方读者在阅读其作品过程中将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这一预设的文本风格为期待来找寻与其相似的文学因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美国读者在寻求与本土文化互证、互识的接受过程中对异域文学的陌生感。

(二)从作品地域书写中构建异域文化的审美想象

王安忆的异域书写给西方提供了一个了解遥远东方大国的重要渠道,海外读者在阅读中了解中国的民族特质、文化心理乃至诸多社会问题。王安忆被其作品《长恨歌》的英译者、研究者白睿文称为:“能够体现出上海都市文化与上海地域因素合力的中国女作家,可从她作品详尽描述勾勒的上海市民生活来找寻一个现代性的上海想象”。[7](P26)美国研究者也正是穿越王安忆《长恨歌》中有关上海书写的词语密林去探求和构建上海意象。既有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张旭东从宏观展开研究,他在全球化语境下用作品中自我构建和他者想象的两者关系来隐喻第三世界的处境,从与现实社会相融、碰撞的上海移民文化中来剖析王安忆上海叙事的文化意义,又有学者从城市书写的独特之处来展开微观研究。对此,研究者们一方面集中在城市文化的探究,如上海纽约大学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莉娜·舍恩在他所撰写的《上海文学想象:变革中的城市》一书中专门设立章节对该作品衣食住行的民俗生活所隐喻的浓厚文化意蕴来揭示上海文化认同之象征,在对遥远东方古国的上海想象中来分析民族特质和文化心理[8](P176);另一方面集中在对城市书写的独特创作手法的考察,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艾琳·斯拉马普指出:“以三小姐王琦瑶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四十年的琐碎日常生活的变化来展现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变迁,有意避开了以宏大历史背景和政治叙事描写为线索的传统叙事模式,用再现现实的整体叙事体系来构建城市书写。”[9](P34)

西方读者在阅读中感受王安忆地域书写所带来的文化新鲜感和惊异感的同时,也激发着西方读者在此启发下主动获得对她作品的全新审美想象。审美想象为西方读者认知王安忆作品中的地域文化提供了一种新型的认知和感受方式,为两者之间构建一个富有生机的、互动的再创造过程提供了契机,这促使着西方读者从被动的接受状态转向为积极的主体性存在,也进一步拓展了王安忆作品在海外的读者群。一方面,审美想象为王安忆作品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力量,使地域书写的文本意义得到了有效的扩充和完善;另一方面,审美想象改变了西方读者对中国地域文化的认知和感受方式,为西方读者欣赏中国文化元素提供了指引,但由于审美想象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审美对象本身的规定和制约,也有少数西方接受者对王安忆作品中的这些异域元素有着狭隘化、过度化的解读。以《长恨歌》中最具上海鲜明文化坐标色彩而存在的“弄堂”的接受阐释为例,北卡罗莱纳州大学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罗宾·维瑟认为:“弄堂作为结构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它是记载和形塑中产阶级逃离历史残酷进程的避难所。”[10](P10)

(三)从作品女性书写中满足对当代中国的认知需要

王安忆作品被推介到美国的初期,正值美国第三次女权运动,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书写与美国当时女性主义文学所倡导的打破男性话语权、从女性视角看世界的理念有着一定程度的契合,这为促进西方研究者对她作品的关注提供了文化大环境。王安忆作为在中国当代文坛享有盛名的女作家,她的作品给西方社会了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了解当今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一个重要渠道,吸引着海外读者从阅读她的作品来满足对中国社会认知的需要。斯维皮特克在著名汉学家杜博妮的指导下撰写了《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与主体性》一文,他主要探讨了王安忆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合称为“三恋”三部曲的《荒山之恋》《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女权主义意识的表达。[11](P302-321)还有美国学者注重从两性关系来透视中国社会的变迁,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致力于女性与性别研究的凯特·罗斯对王安忆“三恋”三部曲中性爱描写的“度”提出了质疑,她认为:“王安忆毫无保留地性爱描写是对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压迫的女性的释放,传达出中国女性在解放叙述中颠覆传统男性话语的反抗声音。”[12](P38-49)阿什利·摩根还提出运用美国诗人、女权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提出的“女同志连续体”理论对《弟兄们》进行解读。[13](P29-36)

虽然美国学者为海外读者了解王安忆笔下的女性生存状态和她的女性主义思想拓宽了道路,但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为迎合西方读者阅读兴趣而套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对王安忆用女性生命体验进行书写的误读分析,如文学评论者埃琳娜·恩博瑞认为:“王安忆隐去历史大叙事的写法,是在刻意地用一个委婉和隐晦的方式对中国男权文化的政治进行批判,渲染出的肉体狂欢是对中国文革运动荒诞性的嘲讽。”[14](P43-51)从美国评论者的披露中可以看出西方固化观念对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深入骨髓的政治意识的误读。一国文学在传播到他国后,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收之后的深层次变异体现在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已经在根本上被他国所化。[15]

(四)王安忆作品接受中的中西对照

王安忆作为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之一,对于她作品的研究始终也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热点。对照中美两国对王安忆作品的接受,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学界对她作品研究的成效以及存在的问题。

首先,为研究提供了新理论。美国玛卡莱斯特学院的阿什利·摩根运用“女同志连续体”理论,以新中国成立后出现的女学生叙事为脉络,揭示作品《弟兄们》中脱离了男性和社会而构建起的女性情谊并非源自性的嗜好,而是代表着中国女性突破传统道德规范追寻自我解放的历程。该理论是中国对此研究尚未涉及的新理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王安忆女性书写的研究领域。

其次,与国内相关研究同步,有着一定程度的互补。王安忆作品传播到美国后基本上是随即引起美国学者的关注,这与国内学者对此研究几乎同时发生,且重点关注的研究主题与国内具有一致性。美国研究者们以20世纪80年代王安忆译介到美国初期作品的寻根意识为发端,逐步向20世纪90年代以地域文化的书写研究为推进,在对她的作品展开纵深挖掘的过程中又始终贯穿着女性主义研究,这些研究焦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丰富了国内的研究内容。

虽然美国对王安忆作品的译介研究推动了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扩大了研究视角,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可忽略的问题。首先,缺乏整体关照的研究。美国学者对王安忆作品关注的焦点多以单一的研究视角来展开,而对她创作的时代背景及文化语境有所忽略,缺乏历时、纵向的观察分析,导致对作品的理解局限于表面化的叙事,如罗宾·维瑟将弄堂视为中国的文化缩影来窥探上海中产阶级的生存方式,埃琳娜·恩博瑞将王安忆作品的女性意识归属到“女权主义”的大旗之下等。相对而言,中国学者更能紧扣社会发展变迁的大背景对王安忆的作品进行客观地分析,更期待的是由作品中的弄堂揭示出中华文化的书写价值以及都市精神内涵、由女性形象去发现经历文革洗礼后中国女性意识的复苏和觉醒,从而呈现出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的渐进式变化和发展。其次,研究者的职业过于多元化。美国对王安忆作品的研究者是由美国知名大学体系内与中国当代文学相关的研究型学者、汉学家、期刊文学编辑、文学评论家以及翻译工作者等多元职业构成。虽然多个领域的研究者为王安忆的作品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与空间,但是在文学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以及科学性等方面难免会产生一些偏误。中国对王安忆作品展开研究的学者则主要以高校文学研究者为主,他们多具备扎实的文学基础知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对王安忆的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特征赋予相对更加专业、准确的研究。

四、结语

王安忆作为为数不多的在美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关注的中国作家,她的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既可视为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日益崛起的表征,又可以视为当代女性文学在海外接受和影响程度的坐标。美国对王安忆作品的译介研究不仅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和视角,还在一定程度促进了文学的创作、丰富了研究的内涵,但在接受过程中由于受到的多重译介要素影响而引起的文化误读也让我们意识到王安忆作品走向“世界文学”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良性互动、双向互补仍值得我们为之不断地去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