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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0-30 10:37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网络世界日益成为文学生产新的场域, 传统的文学生产模式产生了深度变革, 其中网络文学生产者的新变化与新特点更是不断凸显, 呈现出与传统文学作家不同的新特征。

马克思认为, 艺术生产最终受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 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形式, 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 (P74) 他不仅强调了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的独特性, 更强调把艺术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予以考察。因此, 我们当前的文学研究也不能离开“互联网+”时代这一社会历史背景。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普遍应用, 封闭式的作家写作已经变得难得一见, 网络文学的兴起使得传统作家的独立创作逐渐转变为社会化的文学生产。本雅明受马克思的启发, 强调从社会生产的角度来研究文学艺术。他在《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明确地把作者称为生产者, 并强调指出:“当唯物主义的批评面对一部作品时, 它通常会问, 这部作品和时代的社会生产关系有怎样的关系,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然而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指向作品在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生产关系之中具有的功能。换言之, 它直接指向作品的创作技术。”[2] (P6-7) 在本雅明看来, 技术的发展能够改变文学的社会生产关系, 文学生产的技术作为生产力是辩证分析文学生产者的切入点。因而, 我们也需要密切联系信息通信技术与互联网的特点来探讨“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生产者的新特征。

一、身份的自由性与交互性

互联网媒介的应用使文学生产的门槛大大降低, 每一个有创作冲动的人都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文学写作, 从而成为网络文学的生产者。他们在网络世界这个虚拟空间里进行着高度自由的自我表露, 其身份的自由性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首先, 从表层来看, 人们成为网络文学生产者的自由度极大, 很少受到社会条件与现实身份的局限, 可以自由地写作;其次, 从深层来看, 网络文学生产者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写作的自由度更高, 写作可以成为自由意志与自由心灵的直接表达。

传统的文学作者身份是印刷媒介时代的产物, “作者的概念和作品的个人所有权概念是同步出现的。……一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思想和言语, 他人必须付钱才能听到。这个概念标志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划时代意义的转折”[3] (P180) 。印刷媒介时代的文学作者在个人写作完成之后, 必须经过编辑、出版、印刷, 甚至还包括审查等层层限制才能面世。文学出版发行管理系统的存在使得普通人成为真正的文学作者的门槛很高, 并非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地书写从而成为作者。而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与互联网平台的开放性, 使得文学的生产机制由印刷出版发行变成了写出即是发表。换句话说, “互联网+”时代的任何人, 只要其本人愿意进行文学写作都可以自由地发表其书写的文字, 从而成为文学生产者, 网络文学生产者的身份不再专属于作家这一特定的群体。

网络世界的虚拟性使文学生产者的身份更加自由, 他们通常使用网名来进行写作, 由于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即使一些文学网站或论坛的用户在注册时要求填写本人的真实姓名, 事实上因为缺乏相关的审查机制, 网络文学生产者在网络世界基本上都隐匿了真实的身份, 其在写作中所表达出来的个人思想与情感如果受到了读者的批判, 也很少会对其现实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种身份的自由使他们可以更为自由地抒写个体生命的隐秘及其人生体验, 这种自由与开放的创作状态是传统的作家无法比拟的。互联网的开放性与隐匿性抹平了现实世界每个人的身份差别, 为人们进行文学写作提供了更为广阔、更为自由的空间与平台。因此, 网络文学生产者能够摆脱社会与自身的束缚, 其写作的自由达到了新的高度, 个人的自由意志与自由心灵能够更大程度地得到抒发。

但不容忽视的是, 这种身份的自由性背后却深藏着诸多复杂的问题。所谓自由的写作是相对的, 虽然人人都有成为文学生产者的可能性, 但是这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是现实中的必然性。考察网络文学生产的现实状况我们可以发现, 成为文学生产者的门槛只是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而不是消失了, 那些草根创作与平民狂欢的文学现象只是与传统的文学生产相比较而言的。实际上, 目前的网络文学生产者并非真正的草根, 大多是受过一定教育的文学青年。所谓写作的自由虽然能够使得网络文学短时间内生产出海量的文本,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网络文学中大量充斥的复制、仿制的现象, 它表面上带来了网络文学生产短暂的繁荣, 深层里却戕害了文学生产者的原创精神, 有可能带来网络文学生产者的侵权行为, 以及网络文学难以造就文学经典等一系列的问题。如2002年江南在互联网上发表了成名作《此间的少年》, 作品是以金庸武侠小说中的人物为主要角色的同人小说, 保持了原著中人物的性格和关系。2016年, 金庸状告其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 要求停止复制和发行并销毁该小说。因此, 网络文学生产者身份的自由性是相对的。

传统的文学作品主要以印刷成册的书籍或期刊为传播载体, 作者与读者之间以此为中介进行交流。理论上两者之间的交流是双向的, 但是实际上这种交流往往受到了诸多限制而表现出明显的单向性。印刷媒介虽然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的中介, 却往往又成为两者双向交流难以克服的隔断与屏障。即使有些文学期刊设有读者来信的栏目, 以便于两者沟通交流, 但是真正有效的双向交流与互动却是少之又少, 更多的是作者向读者的单向传播。作者想要获得普通读者对其作品直接的反应与评价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来获得, 比如某些专业的评论性文章、媒体的相关报道或者其作品的市场销售情况等。

网络交流平台的即时性与互动性使网络文学生产者的交互性特征尤为突出, 这一方面表现为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双向的交流互动关系成为现实, 另一方面表现为网络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身份可以在网络世界实现不同程度的互换。移动互联网的开放性、自由性、互动性, 打破了现实世界时空的局限性, 实现了网络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多维互动。可以说“互联网+”时代两者之间实现了真正的交互性, 具体表现为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由二元对立转变为相互融合, 且两者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身份互换。

在信息通信技术与互联网平台的支持下, 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围绕着文学文本可以进行直接的“面对面”交流, 两者不再是传统文学那种施动与受动的对立关系, 而是转变为平等共生、互动对话的平权关系。虽然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是在网络虚拟世界中进行的, 但是双方依然可以展开如同在现实世界中的共时性交流, 甚至由于身份的自由而使这种双向交流更为直接和畅通。网络文学通常以连载的帖子的形式出现, 当主帖在网络上一经发表, 其消费者就可以随时随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跟帖, 这时跟帖就可能成为新的文学生产, 而生产者可以即时接受到这些反馈的信息, 并以此为参考在后续的写作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网络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流互动甚至还出现了更为彻底的方式, 比如两者合作生产网络续写小说、网络联手小说等, 这时的网络文学消费者就直接转变为生产者, 真正参与了文学生产活动。网络文学的这种生产流程, 使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共时同步成为一种现实, 因此网络文学生产者与传统文学作者相比具有更为突出的交互性。我们应该看到, 这种交互性一方面可能会使网络文学生产者不断探索写作的可能, 拓宽写作的广度以及挖掘写作的深度, 从而进行多元化的生产;但是另一方面也可能会造成网络文学生产者在众生喧哗中迷失自我, 导致其主体性在亦步亦趋中不断隐退, 缺少应有的人文关怀。

二、生产的多元化与产业化

从漫长的文学发展史来看, 文学的传播载体和传播媒介经历了数次变革, 从口传、手抄、印刷到电子与网络, 每一次媒介的更新转型, 都会带动文学生产的相应转变。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 网络文学生产者可以避开传统文学生产体制对其作品语言、形式、思想、内容的重重审核, 文学生产因此变得更加自由便捷, 他们更有条件进行多元化的生产实践。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各种媒介趋于融合, 更使得网络文学逐渐向产业化迈进。传统作家的写作一般是白纸黑字的形式, 他们更注意语言的使用规范与书写标准, 更注重文学惯例与创作规律, 追求作品的文学性、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 而网络文学生产者则不太强调传统文学创作的这些品性, 他们更善于以文学生产的广度而不是深度来吸引受众的眼球, 更倾向于追求以点击率、关注度等来获取的商业价值。

由于网络文学生产者身份的自由与隐匿, 他们可以在一种相对轻松自在的心态下进行写作, 因此他们选取的题材的范围与传统文学相比就更为广泛。首先, 网络文学生产者更容易选择一些极度个人化或极强私密性的题材进行写作。人类普遍具有被压抑的欲望和想倾诉的冲动, 但是往往受到现实世界的种种限制, 而互联网提供的虚拟世界则使人们有了敞开自己心扉、描述自我本真生存状态的自由空间。其次, 网络文学生产者多样的自由身份与复杂的人生经历, 使得他们可以把以往传统作家难以了解的特定领域的题材纳入文学生产的范围, 例如在传统文学创作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科幻小说在互联网中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再次, 网络文学生产者更敢于涉猎那些传统文学题材回避的问题, 更倾向于针对时下的社会热点进行文学加工, 例如网络文学中出现的一些内幕小说、都市小说等。网络文学生产者还可以在与网络世界中多元化的消费者的互动交流中, 使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广度和认识水平也随之得到拓展和提高, 从而能够不断地修改之前的文本, 并且可以在之后的写作中不断调整方向与策略, 甚至进一步挖掘文本的内涵与深度。反观传统文学作者, 他们采用的封闭式的写作方式就难以做到这一点。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建立了自身独特的符号系统和话语体系, 也就是电子超文本, 它能够容纳各种不同的符号与文本, 突出表现为多媒体相互融合的特征, 文字、符号、图形、声音、图像、动画等多重媒介通过数字化可以共同构成一个新的超级文本。超文本不仅是网络文学生产活动的新载体, 更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文本形式。与传统文学作者注重语言文字的文学性不同, 网络文学生产者在写作中更倾向于使用各种媒介符号来表情达意, 因此各种表情符号、网络流行语、随便的错别字甚至声音、图像等都可能在网络文学文本中出现。网络文学生产由此呈现出打破文学传统的形式和体例等特点, 甚至出现了刻意求新求奇以提高网络文学消费者的关注度与点击量的现象。这也促使网络文学生产者不得不寻求多元化的表达技巧。

网络文学生产者往往为了吸引文学消费者的关注而不得不迎合广大消费者的审美趣味。但是网络文学生产者大多是非专业的, 总体来说其文化程度和文学素养并不是很高, 再加上他们对文学消费者喜好的过于看重, 决定了网络文学虽然在题材和语言形式上追求多元化, 但是在写作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模式化和类型化的问题。当前, 网络文学虽然涌现了大量的穿越、架空、玄幻、仙侠、武侠、魔幻、同人、耽美等诸多新型小说, 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但是网络文学生产者偏重消费性而忽略文学性的写作倾向导致其写作模式基本相同, 造成了网络文学生产过于类型化的缺陷。

网络文学生产者在写作之初大多是非职业的, 但是他们对网络文学商业价值的追求却同样强烈。随着网络文学生产的逐渐繁荣, 从2012年开始至今位居中国作家富豪榜首位的都是网络文学生产者。2012年是唐家三少, 其版税收入甚至超过了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2013年是江南;2014年和2015年唐家三少蝉联榜首。这充分说明网络文学创造的商业价值逐步攀升, 并且大有超越传统文学的趋势。从传统印刷文学“光晕”的消失到如今数字网络文学的发展, 文学经历了从独一无二向可复制、可修改, 从读者个体凝神观照向消费者的群体娱乐消遣等一系列状况的转变, “互联网+”时代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的爆炸式增长更甚于机械复制时代, 并且呈现出了网络文学商品化、文学生产产业化的特征。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2016年6月, 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3.08亿, 较去年底增加1085万, 占网民总体的43.3%, 其中手机网络文学用户规模为2.81亿, 较去年底增加2209万, 占手机网民的42.8%[4]。网络文学市场以网络文学为核心IP来源逐渐形成了产业化, 网络文学文本依靠互联网低传播成本的优势可以迅速成为消费热点, 并吸引大量忠实的消费者, 进而以此为基础在电影、电视剧、游戏等领域进行改编来实现更大的商业价值。例如, 张嘉佳2013年在微博上发表33篇睡前小故事, 并被转发超200万次, 超过4亿人次阅读。同年, 这些故事结集成书籍《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出版, 获得2014年亚马逊年度图书总榜第一、kindle年度电子书收费榜第一;并且以此为基础被改编成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和《摆渡人》于2016年上映, 张嘉佳由此又成为编剧和导演。

在网络文学产业化的生产过程中, 生产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写作者, 而是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群体, 他们不再局限于单纯地用文字进行写作, 而是使用多重媒介进行跨界生产。在“互联网+”时代新的文学场域中, 文学生产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变, 网络媒介能够及时、便捷地提供关于文学消费的大数据, 文学生产者能够以此为依据来迎合消费者的需求, 从而可以避免文学生产的盲目性。然而, 随着文化产业资本的强势入侵, 到底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造就了网络文学的神话也成为亟需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新问题。

三、隐退的主体性与人文性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生产逐步走向产业化的过程中, 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变得越来越同一化。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直接是消费, 消费直接是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 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5] (P9) 文学生产不仅创造了消费对象, 更重塑了文学消费的主体, 而文学消费者反过来也制约着文学生产者,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生产, 因此文学生产应有的主体精神与人文关怀不断被文学消费的商业化与娱乐化所遮蔽。

文学生产理应是一种充满了人文精神的创造性活动, 但这种创造性活动一旦被纳入文化产业系统, 难免会被文学消费所支配。当网络文学生产者不再以审美愉悦、文化传承、人文关怀为己任, 而是以大众消费、商业盈利为目的时, 为了追求以点击率、曝光率为主导的商业价值, 文学生产者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会不断地根据消费者的反馈意见来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策略, 为了最大限度地赢得文学消费者的青睐, 他们甚至不惜使网络文学中充斥着各式各样的表情符号、俏皮的网络语言以及无厘头的剧情等。当文学应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持久的审美价值不再是文学生产者的内在追求时, 文学生产者应有的主体精神与人文关怀也就逐步被商业性所消解。面对网络文学的产业化, 原本热衷于独立自主进行精神性创造的文学生产者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他们被以网络媒介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机构强势掌控, 其原本具有的自主创造活动变得越来越不由自主, “在电子媒介交流中, 主体如今是在漂浮着, 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的不确定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建构”[6] (P16-17) 。正是由于生产主体被重构为文化产业的一个组件, 网络文学生产者的主体性被迫逐渐隐退。

“互联网+”时代网络文学生产者越来越依赖信息通信技术与互联网传播技术的力量, 文学生产以及文学消费大多数是以电子超文本的形式进行, “信息方式促成了语言的彻底重构, 这种重构把主体构建在理性自律个体的模式之外。这种人所熟知的现代主体被信息方式置换为一个多重的、撒播的和去中心化的主体, 并被不断质询为一种不稳定的身份”[7] (P83) 。超文本的生产会导致生产者的不确定性与多重性, 数字化符号与白纸黑字相比使文学文本由相对固定的语境转向了不确定的语境。在网络世界中, 超文本可以在用户之间不停转换, 每一个用户都能够在超文本上留下自己的见解。正是这种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互性, 使网络文学生产者的主体性被主体间性所取代。在超文本写作未完成之际, 网络文学生产者总是不断地受到消费者的干扰, 他们往往人数众多而又意见相左, 要么预设情节, 要么褒贬人物, 难免会影响生产者原有的写作思路, 导致他们无法独立自主地完成写作。如果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意见视而不见, 坚持自我的个性精神, 消费者可能会因此失去跟帖的兴趣, 导致这一文本在海量的网络文学中沉入海底。如果网络文学中的人物性格以及故事发展最终都按照消费者的臆想进行, 生产者就谈不上自主写作与生命表达,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恰恰是一种很大的损失, “正因为屏幕上播放的全都是粉丝想看到的东西, 粉丝也就失去了看到创新性文本变异的机会, 从而被封闭在他们自己严格设定的价值观、本真性、文本等级和连续性中”[8] (P88) 。超文本的这种互动写作方式增强了网络文学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双向交流, 却造成了生产者主体性的逐步隐退, 电子超文本与印刷文本相比, 多了技术理性却少了人文精神。网络文学生产在主体性与技术性、商业性与人文性的较量中失落了文学应有的生命意识与主体精神。

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 但是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是人学, “互联网+”时代的文学同样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人文根基。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特殊的精神生产,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 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文学所张扬的主体精神与人文关怀都不应隐退。“互联网+”时代的文学生产者不应满足于作为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 而应有成为艺术家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即使因主张“媒介即讯息”而被一些学者认定为“技术决定论者”的麦克卢汉, 亦再三强调“艺术家是具有整体意识的人”, “艺术家在新技术的打击使意识过程麻木之前, 就能矫正各种感知的比率”, “艺术家有办法预计和避免技术创伤所产生的后果”[9] (P89) 。

况且, 信息技术与网络媒介的发展带来的不只有消极影响, 更具有积极意义。譬如一篇网络文学文本从最初写作上传, 要经历不断更新, 可能会连载数年才能最终完成, 文学消费者需要一直追文、一同参与, 并与文学生产者共同完成此文。在此期间, 两者彼此认同, 获得了情感与精神上的交流互动, 消费者的主动性被大大提高。可以说, 正是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与热捧, 成就了网络文学生产的发展与繁荣。

总之, “互联网+”时代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发生了新的变革, 通过与传统作家的比较, 我们发现网络文学生产者呈现出复杂而鲜明的新特征, 这是当下文学发展的新趋势, 而我们原先持有的历史积淀和建构的文学观念, 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坚守、有所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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