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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0-20 11:01

1. 引言

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实施,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域外的译介传播成为译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但长期以来, 吸引学者目光的主要是一些重要作家代表性作品的单行译本, 翻译选集这一文本形态没有获得足够关注。其实在海外, 有相当数量的中国文学作品以选集的形式存在。仅以美国为例,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 从1931年 (即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选集在美国面世的时间) 至2016年, 在美出版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达到80余部。此外, 中国文学出版社 (Chinese Literature Press) 在1980年代也曾推出过多部翻译选集。由目标语国主动编纂的翻译选集, 其编者多为所在领域的权威学者, 往往能产生较大影响。另一方面, 许多翻译选集常常是为教学而编译, 不仅有着庞大的接受群体, 更会左右学生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因此, 翻译选集对中国文学的呈现和言说方式引起我们的兴趣和重视。

然而, 国内对翻译选集的研究很少。就笔者所见, 只有少数几部由名家编纂的选集得到较多关注 (陈橙2010;顾钧2010;李刚、谢燕红2016) , 如斯诺主编的《活的中国》 (Living China: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ies) (Snow 1937) 、宇文所安主编的《诺顿中国文选》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Beginnings to 1911) (Owen 1996) , 以及刘绍铭和葛浩文合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au&Goldblatt1995) , 其他大量选集则乏人问津。对个别名家名集的研究自有其重要意义, 但若目光仅限于此, 则往往会导致认知上的片面性, 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够牢靠。有鉴于此, 本文将以新时期以来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当代小说 (文学) 选集为例1, 考察编者在文本选择和阐释框架上的演变, 以期从翻译选集的角度揭示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接受的一个侧面, 并加以分析。

2. 翻译选集:一种文学接受方式

“选集”的英文anthology由希腊语中的anthologia而来, 意即“摘取、采集花朵”。现代意义上的选集, 通常指编者依据预设的标准, 从一国文学的作品库中选择特定的作品后, 按照一定逻辑组合起来的合集。而翻译选集又是一种特殊的选集类型。德国哥廷根大学教授Frank (2004:13) 将翻译选集定义为“由翻译文本 (常常为文学性文本) 聚合而成的集子”2。但翻译选集绝非单篇译作的简单合集, 相反, 它是“最能给人深刻印象, 也最具启发意义的文化传播方式”, 其对文本的“‘安排’或曰‘配设’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要远远超过单个文本所能产生的价值和意义的总和” (同上) 。

一部理想的翻译选集应该以原作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代表性为选择标准, 选择那些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的作品, 编者应力求克服自己的个人偏好和前理解, 给读者展示原语国文学尽可能真实的形象。但在实际操作中, 这确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状态。因为选者首先是读者或曰接受者, 他总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 基于自己对原语国文学的认识来选择作品, 再以选本的形式呈现给读者。选家对原作的择取既勾连着原语文学的发展现状, 更与自己的编选动机、对原语国文学的认知和态度, 以及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因此, 翻译选集最终呈现的往往是选家心目中原语国文学应该有的样子, 正所谓“虽选古人诗, 实自著一书” (钟惺1992:469) 。比如, 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斯诺1934年编译《活的中国》时, 虽然当时颇为活跃的“新感觉派”作家写出了许多极具现代性且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 但斯诺对这类作品“一概不感兴趣”, “他不要文字漂亮的, ……文字粗糙点没关系, 他要的是那些揭露性的、谴责性的、描写中国社会现实的作品” (萧乾1978:216) , 因为只有这类作品才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革命现实, 而这是那些实验性作品所无法完成的。由此可见, 翻译选集编纂中也有“改写”发生, 编者的审美好恶、文学观念、对原语国的文化立场, 都可能左右其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和安排。鲁迅 (2005:138) 就曾指出, “选本所显示的, 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 倒是选者的眼光”, 这一论断可谓切中肯綮。

以上分析表明, 翻译选集对文本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文学接受的表征。除了“选”之外, 另一个体现编者对原语国文学接受倾向的场所是翻译选集的副文本。翻译选集副文本主要包括序言 (或/和跋语) 以及正文前的作家作品介绍。选集的序言跋语会直接阐述编选的缘由、宗旨和文本选择标准。但是, 翻译选集的目标读者与原作之间的文化距离会造成一定的接受障碍, 因此与非翻译选集相比, 翻译选集往往会利用副文本对所选文本, 乃至对整个中国文学做出一己的阐释。编者的阐释看似以冷静的“观察”为基础, 但在“观察”之前往往有某种“观看之道”先行在场, 并促使编者“提醒了他之以为然, 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 (同上:139) 。体现在选集副文本中的特定阐释逻辑会支配选者对作品的选择, 而如此选择的作品又必然会反过来印证这种阐述的合理性。比如, 夏志清编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选》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Stories) 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传统自1949年以来在大陆没有得以延续” (Hsia 1971:IX) , 因此代表该时期的作品全部来自台湾, 这便给人一种现代性绝迹于建国后中国大陆文学的印象。这类选集有着毫不掩饰的倾向性, 因此, 有学者认为不便将其“作为那些敏感学生的指定读物” (金介甫2006b:141) 。选本“无声的选择”与“有声的阐释”相互配合, 对读者的影响不像一般的文学批评那样给人枯燥说教的感觉, 而总是“润物细无声”, 读者在潜移默化中也更容易接受翻译选集对他国文学世界的绘制。

综上, 从作者到选者再到读者, 形成了一条以翻译选集为纽带的接受链。首先, 翻译选集的编纂过程其实是编者对原语国文学认识的物化过程。从原语国文学作品库中选择怎样的作品, 如何阐释和解读这些作品, 无不体现着编者关于对象国文学的认识。其次, 翻译选集的读者对原作的接受是一种“二次接受”, 即他们面对的接受对象本身就是一种经过接受的结果。考虑到许多读者是通过作为教材的翻译选集真正开始认识外国文学, 教材特有的话语权威性又能使它得到读者的高度认同, 对翻译选集的研究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接下来, 我们分三个阶段考察新时期以来在美出版的中国现当代小说 (文学) 选集:八十年代 (1980-1989年) 、九十年代 (1990-1999年) 、新世纪以来 (2000-2016年) 3。

3. 八十年代:文学选集作为展示中国“现实”的媒介

综观新时期第一个十年即1980年代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当代小说 (文学) 选集, 一个鲜明特征是编者队伍主要不是由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 而是由研究中国历史、社会与政治的学者所构成。比如, 林培瑞 (Perry Link) 师从费正清 (John K.Fairbank) , 其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史;萧凤霞 (Helen Siu) 是美国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李义 (Yee Lee) 是政治批评家兼记者;Mason Wang从事中国学研究;白杰明 (Geremie R.Barme) 是历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

这一时期的编者构成之所以呈现如此面貌, 与当时的历史语境密切关联。在1980年代中叶之前, 西方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尚属区域研究的一部分, 而非纯粹的文学研究 (张英进2016) 。在区域研究中, 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居于统治地位, 而文学文本之所以引起区域研究者的关注, 主要在于它可以作为“熟悉你的敌人”的“历史原材料” (Link 1993:4) 。学者们越过文学的虚构与想象, 将文学文本看作是对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现实的确切反映” (Lee1983:8) 。当具有如此学术背景的学者编纂中国文学选集时, 着眼点显然不会是文学本身, 其主要动机是用文学文本证明自己研究发现的有效性和正确性, 他们更看重文学作品在传达自己的中国观——而不是中国文学观——方面的工具之用。换言之, 此类选集中的选文只是一种证据性的存在。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选家会利用副文本, 在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建立“真实”对应的联系。比如李义在《新现实主义》 (Lee 1983) 的引言中, 分别将《李顺大造屋》《乔厂长上任记》《将军, 你不能这样做》作为一种依据, 对应论析当时中国农村、工厂和官场的“现实”。这种阐释方式在金介甫 (2006a:70) 看来只会让西方读者觉得“与文学价值比起来, 中国新时期文学更关心社会批判”。其二, 虽然被冠以“文学”选集, 但该时期选集也会收入政府文件、新闻报道、私人信件和个人采访等非文学文本。比如《新现实主义》就收入了因创作《苦恋》而受到批判的作家白桦的五封私人信件;白杰明的《火种》 (Barme 1988) 收入了多篇对异议人士的采访。凡此种种的做法模糊了虚构的文学与真切的现实之间的界限, 其借用文学作品展示中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意图显而易见。其三, 将“现实主义”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共名。该时期多位选家选择用“现实主义”统摄中国当代文学, 比如李义和萧凤霞的“新现实主义”说以及杜迈克 (Michael S.Duke) 的“批判现实主义”说。事实上, 随着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思潮的涌入, 1980年代的中国文坛早已不是“现实主义”一家独大, 而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双峰并峙。选家之所以将风格并不整一的作品归于“现实主义”的共名之下, 背后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在反映一国的“现实”方面, “现实主义”作品相比其他风格的文学作品更加直接有效。

因此, 在1980年代独特的编选背景下, 除了一部文学史配套选集 (即夏志清主编的《现代中国小说选》 (Hsia 1981) ) , 以及个别旨在介绍尽可能多的新近中国文学的综合性选集 (如Hsu (1980)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之外, 该时期多部选集体现出了以文学为媒介展示中国“现实”的意图。而在中国现实的各个面向中, 最为选家所关注的又是中国的政治现实, 该时期选本编纂中的泛政治化倾向即是明证。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 文本的选择。1980年代的多部选集十分关注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作家, 刘宾雁、王若望、白桦等争议作家很受选家青睐。在具体文本的选择上, 该时期选集收入了不少“令人震惊”的作品 (金介甫2006a:70) , 如《在社会的档案里》《人妖之间》《将军, 你不能这样做》等。其实正如杜迈克意识到的, 新时期以来, 中国文坛已出现了不少主题新颖、“技术创新”的作品 (Duke 1985:5) , 如《哦, 香雪》《美食家》《黑骏马》等, 但这类作品却无法进入该时期的选集 (杜氏自己编译的选集亦莫能外) 。林培瑞则明确表示尽管当时中国有着“很多更重要的作家”, 但他“特别关注受欢迎而又有争议的作品” (Link 1983:25) 。

第二, 副文本的设计。篇目选择之外, 该时期多部选集副文本中的政治色彩同样鲜明。首先, 选家在为选集命名时, 多会选用一些具有隐喻意义的、暗示性强的语词。比如stubborn weeds、seeds of fire、Mao’s harvest、roses and thorns、Cultural Revolution等, 是选集名称中的高频词。其次, 多部选本的序言不是从文学的角度解读文本 (text) , 而是从政治的角度论析社会语境 (context) 。例如, 《毛泽东的收获》 (Siu 1983) 在引言中用大量笔墨介绍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文革”的发展过程、“文革”后政治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等;《火种》的引言则主要围绕多位异议人士的事件展开。

杜迈克在回顾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英译情况时曾说:“选择哪些中国小说翻译成英语, 从理论上来说, 理想的情况应是由具备良好艺术鉴赏力的读者来选编语言艺术高超、有翻译价值的作品。但遗憾的是, 迄今为止, 这种理想化的情况仅是例外而不是常规”。现实情况是, “只有少数翻译作品是按照真正的艺术标准被选中的。其余的作品之所以被选中翻译”, 则是“因为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某一个重要方面”, 这其中, “政治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 而文学审美标准则被忽略了” (杜迈克1990/2015:55) 。回头来看, 杜迈克此言既有些夫子自道的意味, 同时也是对该时期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译介特征的恰切总结。

4. 九十年代:“为文学”编选的原则回归

进入1990年代, 中国文学选集的编者构成较之1980年代有了明显变化:区域研究学者的占比明显下降 (白杰明和萧凤霞是该时期仅有的两位“非文学研究型”编者) , 而以王德威、刘绍铭、葛浩文等为代表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构成了该时期编者队伍的主体。这一变化与北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变有着深刻联系。

从1980年代中叶开始, 英语世界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总体上开始与北美的文学研究同步发展, 而不再跟随区域研究 (张英进2016) 。正如刘康所言, “在经过了与古典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主导的学术汉学霸权数十年的艰苦斗争之后, 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是在最近才被认可为一个独立的领域” (Liu 1993:13) 。这一研究范式转变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是1993年美国《现代中国》 (Modern China) 杂志推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与理论”专号。此专号中, 学者们一方面指出了此前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弊病 (主要是历史实证主义倾向和政治气氛浓烈的区域研究模式) , 同时也讨论了该领域出现的新动态, 即西方的文学理论开始被大量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当中。虽然学者们就如何借用西方理论阐释中国文学经验态度各异, 但对“文学研究回归了文学本身”予以一致肯定。这一研究范式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编者构成变化, 也反映在了该时期的选集编纂中:编者开始以文学艺术的标准选择和阐释中国文学, 泛政治化的编选倾向明显减弱。

首先, 在作家作品选择方面, 先锋文学成为了该时期选集的绝对主角。莫言、残雪、余华、苏童、韩少功、格非等先锋作家最为选家所关注。《山上的小屋》《舒家兄弟》《追忆乌攸先生》等具有很强实验性的作品被频频选入。王蒙是唯一一位在1980和1990年代均保持较高入选率的作家, 但需要注意的是, 1990年代用以代表王蒙的已不再是《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样的社会批评类作品, 而是充满了语言实验的《来劲》和意识流小说《选择的历程》等。在1980年代颇受选家青睐的刘宾雁、王若望等作家在1990年代则无一作品入选。随着选家将目光转向追求技术创新而较少直接介入现实的先锋文学, 该时期中国文学选集的“文学性”也大大增加。

其次, 在文本阐释方面, 编者开始从文学的角度、用文学的话语阐释中国文学, 更加强调中国文学的审美价值而非认识价值。比如《中国现代小说大观》 (Duke 1991) 认为, “随着作家创作和出版自由的不断增加, 艺术创新也在加强。作家们开始关心语言和结构艺术, 他们努力创造新的文学表达模式”, 也“开始实验一些非传统的叙事形式, 比如无情节叙事、非线性叙事、多元叙事者、意识流、元小说等”, 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中国特质和中国社会方面的探索已经超过了此前最优秀的小说” (同上:x) 。《狂奔》的编者王德威指出, “至于那些习惯于将现当代中国小说看作社会史的补充或社会政治的‘民族寓言’的人, 1980年代的中国小说完全是另一番情景。……当代中国作家孕育着世纪末的中国想象新的、生动的开始” (Wang 1994:242) 。再比如, 《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认为, “如果斯诺今天编选 (中国文学) 的话, 他不必做任何辩护4, 因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和诗歌是无需道歉的。新一代作家尽管也如他们的前辈一样关心国家, 但他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早已斩断了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联系, ……进入了一个充满各种叙事可能的崭新世界, 从而可以运用丰富的形式和技巧 (如寓言、拟戏、现代主义、先锋主义以及最近的魔幻现实主义) 来解释现实” (Lau&Goldblatt 1995:xv) 。其实, 对中国现当代小说艺术价值的肯定在1980年代末的选集中就已初露端倪。李欧梵1989年为《春竹》撰写导言时就指出:“这部选集中的小说看上去‘很不中国’:这里没有革命意识形态的痕迹, 没有政治宣传, 甚至也没有道德说教”, 这些作品“值得关注的地方不仅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缺席, 更在于作家们在努力探索新风格, 在情节、人物刻画和语言方面进行着实验” (Jeanne 1989:xi) 。

总之, 进入1990年代, 关注并认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艺术价值成为了编者们的共同选择, 选集编纂中的“非文学”因素大大减少, 编者在选择和阐释中国文学时, 开始了向“为文学”的回归。该时期的翻译选集也因此塑造了新的中国文学形象, 即蕴含独特艺术魅力的文学。

5. 新世纪:风格多样的编选译介格局

自新世纪以来, 英语世界对引介中国文学的新声音和新主题兴趣渐浓, 出版商开始意识到已经被翻译成英语的中国小说“无法代表今日中国文学的多样性” (Leese 2013) 。纸托邦 (Paper Republic) 的创办者Abrahamsen也表示, 虽然他们的选材“会受制于出版行业的偏好”, 但他们依旧“热衷于展示 (中国文学的) 广阔图景, 而不是仅仅择取个别作家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 (Cornell 2012) 。此外, 国内的一些团体和组织也以创办英文期刊 (如《路灯》 (Pathlight) 、《天南!》 (Chutzpah!) ) 和网站 (如纸托邦) 的方式主动参与中国文学在海外的版图绘制, 这类平台的一个共同点是尤其关注那些尚处文学场边缘的新锐作家。在此背景下, 新世纪中国文学翻译选集的编者在阐释框架和作家作品选择方面开始走向多元化。在严肃文学被继续编译成册的同时, 一些无法进入文学史庙堂的作家作品开始走进编者视野, 中国现当代文学被译介的范围不断扩大, 风格多样的选集多角度展示了中国文学的丰富图景, 从而形成了一个风格多样的译介世界。

首先, 在此前的译介活动中几乎被忽视的通俗文学开始获得编者的关注, 出现了多部通俗文学选集, 比如首部小小说选集《喧吵的麻雀》 (Mu et al.2006) 、首部闪小说选集《珍珠衫及其他》 (Qi 2008) , 以及影响广泛的《哥伦比亚中国民间与通俗文学选集》 (Mair&Bender 2011) 等。这类选集所选文本多为供茶余饭后消遣娱乐的闲适之作, 内里较少宏大而沉重的历史叙事, 更多的是对生活“趣味”的追求。比如《礼拜六小说》 (Wong 2003) 收入的小说均是关于“言情”“殷勤”“公案”“滑稽”等, “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如徐卓呆、包天笑、冯叔鸾、周瘦鹃等悉数入选。“通俗文学是认识中国文学的关键一环, 它给读者提供的范围广阔的材料对于完整理解中国文学至关重要”, 会“让那些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读者更好、更彻底地了解中国文学” (Victor&Mark 2011:xiv) , 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学轻松诙谐、闲逸自适的一面, 进而丰富目标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认识。

其次, 新世纪编者在篇目选择方面十分注意作品风格和作家群体的多样性, 希望将不同类型作家创作的风格各异的作品呈现给读者, 且特别关注当下正在发展中的中国文学, 大量初涉文坛的作家成为了选集的主角。比如《成盐之声》 (Song&Yang 2016) 为那些因新概念作文大赛而进入大众视野的80后作家提供了一个集中亮相的舞台。《红色不是唯一的颜色》 (Lanham 2001) 则将镜头对准了中国同性恋文学。《新企鹅双语版中国短篇小说》既收录有表现农民诚实朴素的故事, 也有揭露当代城市社会阴暗面的作品, “这些充斥着农村方言、城市俚语的小说, 风格多样、观点迥异”, “给学生提供了一个阅读多样化中国当代文学的机会” (Balcolm 2013:封四) 。《天南!来自中国的新声》则聚焦徐则臣、盛可以、任晓雯等新锐作家, 希望通过展示新一代中国小说“丰富的想象力、无限的创造性”以及“万花筒般的乐趣”, 来粉碎“中国常常似乎是铁板一块, 同声一辞”这一来自西方的幻象 (Ning&Austin 2015:封四) 。

再次, 编者提醒读者要重新审视自己对中国文学的解读偏好, 克服关于中国文学的惯性认知, 从鲜活的现实——而不是从成见——出发去认识中国文学。南非诗人Breytenbach在《裂隙》的前言中写道:“缺乏经验的非中国读者必须要特别注意, 不要透过自己被调制过的眼镜去观看中国文学。由于‘距离’造成的安全感, 以及对‘差异’的好奇, 我们一直以来被‘异国情调’等陈词滥调所蒙骗着” (Zhao 2001:12-13) , 这部选集的优点“不仅在于它能擦亮我们的眼镜, 让我们感受到现代性的‘普遍’, 更在于它构成了一个表达当今中国文学创造性的平面。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内心生活、外部生活、公共生活以及历史的多样描绘, 但几乎没有道德说教, 也没有刻意暗示自己的与众不同” (同上) 。《看不见的星球》也认为, 中国作家的视界如今已不再局限于中国自身。相反, “与世界各地的作家一样, 今天的中国作家同样关注人文主义、关注全球化、关注技术革新、关注传统与现代、关注家庭与爱情、……关注人生的终极意义”, 而西方读者“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作家只关心政治, 这不仅是傲慢的, 也是危险的” (Ken2016:16) 。因此, 编者一开始便提醒读者不要透过地缘政治的棱镜观看中国文学, 不要将“亲西方式的颠覆”作为解读中国作品的标尺 (同上:15) 。

需要指出的是, 在新世纪, 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政治性解读的做法依然偶有发生, 选集编纂中的政治化倾向也并未完全消失。黄运特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大红书》 (Huang 2016) 就是一例。编者对每个时期文学的评判, 主要不是基于文本本身, 而是以彼时的政治事件为主要——甚至唯一——标准。蓝诗玲 (Lovell 2016:21) 曾对这种编选方式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和许多之前的批评家一样, 黄运特将中国文学定义为一种政治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画上等号, 无异于给它套上一件紧身衣”。令人欣慰的是, 这种泛政治化的编选方式在新世纪已远不是主流。

6. 结语

翻译选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文学跨文化接受的有效视角。通过耙梳新时期以来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现当代小说 (文学) 选集在文本选择和阐释框架上的总体特征, 我们发现,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美接受的演变轨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新时期第一个十年, 中国文学被接受主体当作展示中国“现实”的媒介, 对中国文学的选择和阐释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1990年代, 文学选集回归了“为文学”的编选原则, 中国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取代认识价值成为受关注的焦点, 编者开始纠正1980年代形成的关于中国文学的刻板印象;新世纪以来, 虽然政治性解读依然是中国文学短期内难以摆脱的窠臼, 但随着中国文学的“边缘”“当下”以及风格各异的创作群体获得关注, 一个风格多样的编选译介格局业已形成, 中国文学的图景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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