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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4-01 09:33

1975年4月30日,一架直升飞机从美国大使馆的屋顶将最后一批在越南的美国人从西贡运往停在太平洋的军舰上。至此,一场旷日持久的与前法属殖民地越南的战争———一场从未向越南正式宣战的战争宣告结束。总统福特不无悲哀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一天,被北越打败,这是美国的悲剧。”战争戛然而止,然而这场历时之久的耗战并没有因为美军的撤出而真正结束,美国人在把越南战争变成美国战争的同时,也把战争的祸水引入了美国。越南战争与国内风声水起的反文化运动遥相呼应,一步步侵蚀着美国社会生活中传统的价值观。

事实上,如果不是越南战争在六十年代大规模的升级,多数美国人也许根本不能在地图上找到越南这个地方。菲利普·卡普托在《战争的谣言》中曾写到,当主人公在军官学校接受训练时,大多数的预备役军官还不知道越南在地图上的哪个位置。那么这个远在大洋彼岸,国土面积只相当于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小的国家是如何走进美国公众的视野,建构为“相互联结的意象”而存在于每个国民心目中的呢?笔者力图从政府意识形态宣传中的战争、新闻报道中的战争、影视文化中的战争和文学里的战争等四个层面来全面剖析到底什么才是一场真正的越南战争,揭开谎言之中的真相。

一、国家意识形态中的越南战争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不是游戏”,也不是“冒险家和嗜赌者的单纯的娱乐”,更不是心血来潮的产物。战争是一种政治行为,“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再现。”1斯拉沃热·齐泽克认为,政治无论就其哪个方面而论,本质都是彻底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意识形态”一词最初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于1796年正式提出并第一次把这个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西奥多·阿多尔诺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同一性思维”,无情地抹杀精神的差异性和他性。它“作为一种教条、一个思想、信念、概念等的复合体的内在的意识形态的概念,其目的是说服我们相信其‘真理’,而实际上服务于某种秘而不宣的特殊的权力的利益。”2特里·伊格尔顿指出,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它“表示人栖居于阶级社会的角色以及按照社会功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价值、观念形象中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而阻碍他们对作为总体的社会的真实的认识。”3从中可见,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深层互动。它关乎信仰,在思维中提纯理论又无法脱离实践,它游走于主体与客体之间,既影响和参与主体的认知过程,又蕴含于主体的价值评判之中。那么,美国政府是如何向公众传播意识形态的呢?

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教授马丁·范克勒韦尔德认为,在拉开战争的序幕之时有两种仪式最为重要:表达恐惧的仪式和展示力量的仪式。从五十年代插手印度支那事务以来,美国政府为了刺激公众的情绪和获得舆论支持不断地利用国家机器进行意识形态的恐惧宣传。从1952年赢得大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开始,美国政府就坚定地认为,越南作为“自由世界”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他的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越南的陷落将会导致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等地的蔓延,从长远来看,甚至会威胁到夏威夷和美洲大陆。1959年,苏共领导人“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宣言激起了美国文化和政治学者的敏感。肯尼迪更是宣称,美国将为打败共产主义“不惜任何代价,甘愿承担任何后果。”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曾号召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在肯尼迪激昂口号的蛊惑下,数以万计的美国青年热血沸腾奔赴越南战场。

这不仅是出于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更是美国作为“世界自由城墙看守人”的职责和义务。尽管这项任务是“痛苦、危险和代价昂贵的”,作为美国人仍然不可以有所倦怠。从五十年代中期直到1965年,美国公众对越南战争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宣传层面,直到1965年10月才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战游行。

1955年,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出版了小说《沉静的美国人》,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分析判断力准确地预言了美国日后将介入越南的命运。在小说中,作者以英国新闻记者汤玛士·傅勒的视角塑造了正派、诚实、沉静的美国人亚尔顿·派尔。派尔对约克·哈定那种“既不沾染共产主义,又不带殖民主义色彩”的第三种力量的理论深信不疑,挟带着《红色中国的进展》《对民主的挑战》和《西方的任务》鲁莽地闯入越南,固执地想把它变成现实。派尔深信“假如印度支那丢掉了……,暹罗也会丢掉。马来西亚会丢掉。印度尼西亚也会丢掉。”他被这套理论武装得水泄不通,幻想以自由和民主来拯救越南。

从派尔的经历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政府借助国家机器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中,没有提供有关越南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倾向的相关信息,而是始终将冲突限定在冷战的视域范围之内,被陈述为危及国家安全的,甚至具有精神意义的。例如:政府宣称美国正在领导“自由世界作战,抑制侵略成性的共产主义”;而保卫南越是“反对苏维埃俄国的代理人军队”。在战争中,惨无人道的行径仅仅被描写为“失败”“越轨”,当越南战争在学术界和媒体评论界被视为一场“灾难”的时候,官方竟然也认为这场灾难“主要是由于正义和无私的仁慈过头”和“做好事鲁莽犯错”,是一次“失败的十字军东征”。这样标准的宣传伎俩不仅形成了当时文化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同时也塑造了派尔这样“天真”的拥趸者。

自以为救世主的使命意识是美国扩张性军事思维的文化驱动力,而这种使命意识是依据内在的道德优越感而维持的。为了证明这种道德优越性,美国媒体采用的方法就是对越南人展开妖魔化报道。罗宾·莫尔于1965年出版的小说《绿色贝雷帽》在发行之时大受追捧,甚至在2007年再版时也受到很多美军士兵的欢迎。小说除了记述特种部队在越南的种种英雄壮举之外,还对越南极尽侮辱之能事。在莫尔的叙事中,与之合作的南越军官怯懦、贪婪、无能;与之敌对的越共残忍、卑鄙、好色。他们不过是一群聚集在动物园里的猴子和猩猩罢了。这样的描写伴随着美军的英雄壮举在小说中随处可见。

这种权力话语的传播使美国人自然而然地就认定越南人天生卑贱,命如草芥。因美莱大屠杀而接受军事审判的凯利在回忆录中写道:“在美莱被毁灭的并不是有理性的会思考的人类,而是一种无形的意识形态……南方人如何看待黑鬼,我就如何看待共产主义。”4官方意识形态的敌对宣传和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的结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带给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无尽的伤害。

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对美国政治文化中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势力量特别警觉,这股力量靠语言符号控制美国人的价值取向。他认为这种美国式的话语中充斥着奥威尔士的“新语”。他指出,“语言被系统地用来遮掩、扭曲事实,从而服务于美国官方的意识形态以及动辄诉诸暴力的外交政策。”5这甚至成为政府随手可用的一个公式。乔姆斯基甚至认为这绝非创新的发明,而是历史的惯例。这种惯例可以追溯到驱赶印第安野蛮人的那些日子,“是一种极其容易被吸收进自我捧场的官方文化的行为。”6此时,有关越南的事实就这样被满是高尚理想和崇高品格的虔敬语言重新装扮在大量的文章和舆论报道中进行紧锣密鼓的宣传。

菲利普·卡普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小说《战争的谣言》中主人公卡普托就曾提到,他之所以加入军队部分原因就是被卷进了肯尼迪时代的爱国主义浪潮,从而“认为自己被赋予了神圣的权力来扮演警察的角色可以去对抗那些共产主义的强盗,在全世界传播我们的政治信念。”包括主人公在内的很多美国青年都对自己怀有的政治使命笃信不疑,越来越多的拥护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理想主义者坚定地相信,“美国对‘落后’国家的剥削,不仅会使该国家获得商业繁荣,而且还会最终给它带来政治上的民主。重要的清教领导人也将美国的扩张主义活动视为一种传教活动,即按照西班牙十六世纪的‘信仰与黄金’政策的方式,向未开化的国家传播福音。”7因此,大批妄想逃离平庸生活的年轻人欣然跟随美国国旗进驻到印度支那地区。

二、新闻报道中的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新闻报道最及时、最全面的战争,也是一场被媒体广泛介入的战争。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绝大多数的报纸、杂志紧密配合政府,热衷于制造“威胁论”,支持政府介入战争。

美国介入印度支那事务的初期,美国的大众传媒对此并没有提出质疑,甚至迎合政府做了鼓吹战争的宣传。美国的《时代》开辟“新闻界”专栏为战争进行辩护。曾报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公开承认自己是“鹰派”,主张无论在何处,必要时可以用原子弹击退共产党人。《时代》杂志的编辑主任富尔布林格也是越战的重要支持者,此时杂志的论调也基本与五角大楼保持一致。大众传媒在政治上塑造美国的自由民主形象,在经济上宣传其制度的合理性,在文化上宣扬普世文化的理念。在无形中成为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政治科学家们都相信,“尽管传播媒介不可能告诉人们想什么,却可以引起公众想到些什么。”(2)

1968年之前,有关越南战场美军的暴行很少见诸美国媒体。其中一方面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和军方对新闻的管制。1967年约翰逊总统专门成立了一个管理新闻事务的跨部门委员会,通过宣传让美国人民意识到美国正在越南战场取得胜利的“事实”,引导美国公众对越南战争的认识和理解。在越南,军方经常扣押不利于民众保持对美国政府越南战争最终会成功的信心的消息,并且精心炮制统计数字来证明白宫和五角大楼决策的正确性,“制造出一种除了在人造的情景之外子虚乌有的常规战争的幻觉。”8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莫利·塞弗和《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都曾因如实报道战争而遭到战争支持者的激烈批评和愤怒的指责,前者还差点丢了饭碗。

大多数美国人对传媒的事实报道和政治评说的独立性都持有肯定和基本信任的态度。报纸和杂志是早期主要的大众传媒,二战之后,电视媒体凭借着独特的视听形式、空间跨度和及时性无可争辩地成为当时最有力的传播信息的媒介,并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作为美国社会生活中一支独特的力量,传媒虽然没有被法律赋予任何责任和义务,但它却能够营造政治氛围,影响公众的政治倾向,使公众了解并接受社会的政治信息。有时候因为某种特殊的政治目的,甚至可以故意歪曲地传达一些信息。总之“没有大众传媒不遗余力的宣传和塑造,美国这样一个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国家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并肆无忌惮地在世界各地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仰是难以想象的。”9

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各大传媒也开始审视自己对战争的报道,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自己的论调。然而,在反思之中新闻媒体也迎来最猛烈的批评。批评者认为,新闻记者过分依赖官方的消息来源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迈克尔·黑尔在《快件》中写到,新闻记者获取信息的渠道不是亲临战场而是依靠每天下午五点在新闻中心举行的被称之为“五点钟疯话”的新闻发布会。整个发布会充斥着冠冕堂皇的陈词滥调。黑尔认为那些语言“在理性的世界里已经不包含任何意义和希望。”而大多数的新闻记者从未对此加以质疑。

诺曼·梅勒也曾借小说《倾倒万言》攻击新闻界“对权力过分崇拜”,攻击它不能从“有关细节的确切实际言词”中找出事实真相来。梅勒认为,真正的作家与记者不同,记者虽然“亲临现场”,但“不是现场的一部分”,他们“受到无数新闻检察官”的限制,“这些检察官大部分就在他们自己的心中”,于是,他们“学会去写一些他们本来并不相信的东西”。

那么,什么样的方式才可以确切地表述这场后现代战争呢?弗·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或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认为:这一场可怕的后现代战争“决不可能借助于任何战争小说或战争电影的传统典范”10来讲述。后来,汤姆·沃尔夫、吉米·布雷斯林和诺曼·梅勒等作家开始尝试用一种新闻采集的全新方法“New Journalism”来报道时事。不再依靠一般采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问题的手法,而是利用写小说的技巧来获取对某一事件的内部观点。莫里斯·迪克斯坦对新新闻体做了如下的阐释:我所说的“新新闻”并不仅指汤姆·沃尔夫和他的仿效者,而是指更大范围内的背离新闻教条———响应60年代的文化格调,甚至帮助确立这种格调的离经叛道倾向。它具有被传统新闻忽略的内容:气氛渲染、个人情感、对事件的解释、宣传鼓动、各种观点、小说式的人物塑造和描写、少量的淫秽内容、对时髦事物和文化变革的关心以及政治见识。11也就是说新新闻体不再拘囿于传统新闻的刻板常规,它甚至改变了新闻报道者与事件之间的关系。可以借助多种手段,融入主观色彩以期达到一种更高的真实。

获得1969年普利策奖的《夜幕下的大军》是新新闻体的一部力作。报道记录的是1967年10月向五角大楼进发的大规模的抗议越战的游行示威活动。作品分为上下两卷,分别题为:作为历史的小说和作为小说的历史。在《夜幕下的大军》中,梅勒对传统的新闻报道自诩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小说写道:“各种新闻媒介围绕进军五角大楼事件所作的宣传造就了一片模糊的森林,挡住了历史学家的视线,而我们的小说则提供了看清事实的可能性。”梅勒的尝试获得了成功,《夜幕下的大军》不仅获得了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还获得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莫里斯·迪克斯坦在《剑桥美国文学史》中指出:“只有梅勒将小说写作、新闻写作和自传写作糅合在一起,把自己化作故事的主人公,通过自己命运的沉浮来透视历史,把整个60年代都利用起来,为创作自己这部带有喜剧色彩、经过翻新的传奇服务。从‘梅勒’斯人抽身出来,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大的、公众的世界上,作者以这样一种方式,正像当年的亨利·亚当斯一样,在一个决定美国命运的时刻,将个人的种种癖好成功地化为一番与美国的对话。”12

迈克尔·黑尔在1967年至1968年间以《绅士》杂志的记者身份前往越南,将在越南的所见所闻进行碎片式的拼贴,呈现出一个与传统的新闻报道和官方叙述迥异的越南战争书写方式。《快件》也同样因为采用了新新闻主义的写作手法而广受好评,被誉为反映越南战争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小说中迈克尔·黑尔将官方的宣传比喻为对美国大众表演的杂耍。黑尔认为记者对战争的报道影响了公众对战争的立场和态度。因而,在这场战争中记者“不仅是媒介,还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公众记忆的创建者。”13所以,战地记者有义务去伪存真,构建出战争的真实。对于所采用的形式,黑尔直言不讳地说:“正如传统的火力不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一样,传统的新闻报道也同样不能完整的表现它。”

詹明信认为,黑尔的作品不仅打破了传统叙述的典范,呈现出全新内省性的阅读空间,更显示出一个经历过战争的退伍士兵“欲求以人所共通的语言来表达他独有的经验”14的重重困难。他还认为黑尔在语言和叙事形式的创新中将“当前社会最突出的集体语型”容纳其中,在这一点上《快件》堪称为“后现代的巨著”。

三、影视文化中的越南战争

对于任何一种社会来说,在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体系内维系其国民的基本信仰是至关重要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意识形态维系基本的社会形态是通过一种看不见的方式进行的。它渗透进制度体系、风俗习惯、行为模式、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等这些社会存在的具体形式,以一种恒定的、自然和正常的方式呈现,并且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那样,意识形态不是凭借观念而是根据形象特别是结构来起作用:思维结构、讲故事的结构、表达的结构。根据这种定义,电影就不再是远离意识形态的东西,相反它成为意识形态作用过程中最好的栖息地。

据载拿破仑曾经说过:“三张敌对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每一种媒介都是一件强大的武器。电影提供了一种对现实中特别匮乏的东西的补偿,面对着现实生活中的匮乏、沉闷、疲倦、被控制和分裂,影片则提供了富足、精力充沛、生机勃勃、高透明度与和谐统一。维姆·文德斯曾说:“当战争变得越来越不可思议和无法想像时,世界成为一个特殊的整体,世界流行的娱乐也越来越明显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政治的延续’。”15

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好莱坞的一些影片就开始大肆渲染核战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保险装置》(1964年)和《怪癖博士》(1964年)正是因这一特点而轰动一时。苏珊·桑塔格指出,这类电影激发了观众“对灾难的想象力”和参与感,并使他们“沉浸于幻想之中,幻想自己死而复生,甚至历经城市毁灭、人类灭亡之浩劫而幸存”。一方面,电影可以颂扬战争和刺激公众的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迎合公众对流血和荣耀不可枯竭的兴趣而赚钱。

西部片是美国在世界安全格局中独撑危局的现代性寓言。美国人衷心地喜爱这些全能的荒野英雄。好莱坞明星约翰·韦恩适时地对政府的意识形态的宣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1940年代起,约翰·韦恩在《威克岛战役》(1942年)、《他们是可以报销的》和《硫磺岛之沙》(1949年)中塑造了坚韧不拔、骁勇善战的美国勇士形象,这是美国人一直珍视的英雄形象,也是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美国年轻的一代人大多数都是在韦恩的西部片中成长起来的,他们都不同程度地患有“约翰·韦恩综合症”。1961年的一份调查表明,彭德尔顿军营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有百分之五十是在看了《硫磺岛之沙》后决定入伍的。事实证明,约翰·韦恩是美国军队最好的宣传员。他的桀骜不驯、他的无所不能无愧于美国海军陆战队授予他的“金迈克”勋章。1965年,韦恩选择了美国的非凡精英“绿色贝雷帽”作为他表现越南战争的影片的片名。影片中约翰·韦恩利用先进的技术和百试不爽的伎俩潜入越共的秘密指挥所绑架了一个越共将军;他宽恕了自由派专栏记者的政治罪过;慈父般地抚慰一个伶俐可爱的越南孤儿。韦恩还以画外音评论这个孤儿说:究竟为了什么而落得这样呢?

韦恩的形象深入人心,卡普托在《战争的谣言》中曾对即将奔赴战场的士兵做过这样一番描写:“我们翘起帽子的一边,嘴里叼着香烟,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幻想自己是这场战争电影中的明星,附近榴弹炮的爆炸声就是喧嚣的背景音乐。”所以,每逢军官布置作战任务时都要不断地强调:我们到这里不是来扮演约翰·韦恩的。托比·赫佐格认为在“编织越南浪漫的幻想中,韦恩深入人心的形象一直被年轻一代参战的美国士兵所信奉。”16在这一点上,约翰·韦恩和肯尼迪政府是殊途同归的。

《战争谣言》中主人公卡普托本人也受到约翰·韦恩主演的战争片《硫磺岛之沙》的感染,在军事训练教室里学习战略时说:“我想要学的是我所观看的影片中播放的实战技巧,如《瓜达尔卡纳岛战役》和《决不撤退》等。”军官训练学校的一位学员曾对卡普托说:“战争的麻烦就在于那里一点背景音乐都没有。”这些战争影片所描绘的智勇双全的英雄故事使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深信:战争是勇气的试验田,是逃离平庸生活最好的方式。他们渴望到战场上释放他们好莱坞式的激情和幻想。

约翰·韦恩的形象充分体现了大众传媒对政府操控公众舆论的协同作用。美国政府将意识形态的宣传隐匿在电影、电视等现代化的媒体中。与过去单一的传播模式相比,宣传作用不但不会减弱,反而在无形中得到了加强。因为,它以人类情感活动最高级的形式———审美的方式,不知不觉灌输到大众的心中,形成全民的集体无意识、政治无意识,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相信电影的言说。电影是政治文化的利器,由它所传达的信息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文化是意识形态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最有效的方式。美国的政治理念和策略受到文化的牵引和指导,误导人们进入到一种幻觉或误识状态,从而达到一种想象的满足。

阿尔都塞也将艺术归结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种,属于美学意识形态的范畴。艺术是一种隐蔽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当人们以审美的角度欣赏电影的时候,往往处在一种超然的状态中,沉醉于其中而割断了与真实情境的联系,构建了“真实的谎言”。“每部影片都具有某种倾向性,具有既定的意识形态观点,把此人物、事情、行为、动机视为令人钦佩的。而把相反的一些斥为令人厌恶的。”17通过这种方式成功地把权力集团的真正诉求和目的隐藏在幕后。

如果单纯地认为,电影只是政治或政府的附庸,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电影的一种误读。1978年,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主题就是“好莱坞对战争说不”。越战题材的反战片《猎鹿人》和《归来》获得了1978年多项奥斯卡提名。此后,奥利弗·斯通执导的越战三部曲《野战排》《生于七月四日》和《天与地》形成了好莱坞对越南战争进行反思的基本观点。

四、文学叙事里的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文学是美利坚民族对这段历史最为重要的情感记忆方式,呈现出有别于政府宣传、影视文化和新闻报道中的战争。尚在战争进行之时,描写越南战争的文学作品就开始出现,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以越南战争及相关因素作为主题和题材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这其中小说的数量最多,在约翰·纽曼1996年主编的《越战文学注释书目:关于在越作战的美国人的虚构作品》(John Newman,Vietnam War Literature: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Imaginative Works About Americans Fighting in Vietnam)中收入的小说文本多达600多部。美国作家对越南战争的叙述从约翰·韦恩的电影中的戏剧性情节,渐渐演变成对个体及群体道德意识的一种探索。

大多数美国评论家津津乐道的第一本美国越战小说并不是出自美国作家之手,而是英国人格雷厄姆·格林于1955年出版的小说《沉静的美国人》。小说1956年在美国出版时广受指责。许多美国评论家认为小说中流露出浓重的反美情绪,曾两次被改编成电影登上好莱坞的银幕。小说以英国记者傅勒、美国人派尔和越南舞女凤儿的一段三角恋情隐喻了美国对越南的入侵。派尔对凤儿自以为是的“爱”就如同美国对越南的执着。格林也在小说中预言了美国卷入越南的命运,“天真是一种疯狂”,而疯狂必然导致毁灭。

美国和越南之间的这场战争催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国内就出现了一批颂扬战争的文学作品,其中以《绿色贝雷帽》影响最为深远。罗宾·莫尔在小说中为美军特种部队在越南的所作所为披上了神圣的外衣。“绿色贝雷帽”的智慧、勇敢和无私奉献让读者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报名参加特种部队,志愿要为越南这片古老、野蛮的土地带去民主和繁荣。虽然,小说在出版之时就受到了追捧,甚至在2007年再版时也受到很多美军士兵的欢迎,但事实却证明,这类小说明显缺乏历史的和文化的深度,甚至缺少一种基本的道德视角。杰奎琳·劳森博士在谈到美国越战文学时,认为这类作品虽然文学性不高,但同样值得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这些作品“倾向于突出战斗经历,不注意通过这些经历来总结教训,得出结论,也没有把战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与产生它的更大的文化力量联系起来。如果说的更严重些,这些作品歪曲了战争,给读者一个错误印象……而且,很多作品还夸大其词,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倾向。”18

士兵们带着幻想来到越南战场,却发现战争远非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而浪漫。他们所遭遇的是陌生的土地、无言的焦虑和恐惧以及不期而遇的死亡。之前所有的幻想都荡然无存,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信念、对战争、对自己的存在加以重新审视。菲利普·卡普托的《战争的谣言》、梯姆·奥布莱恩的《追寻卡西亚托》、罗伯特·斯通的《亡命之徒》和诺曼·梅勒的《我们为什么来到越南》都是这方面的力作。

奥布莱恩的代表作《追寻卡西亚托》获得了1979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小说也被公认为是表现越南战争最好的小说。记述的是美军士兵保罗·柏林在瞭望塔哨上从深夜到黎明单独执勤六个小时的沉思、回忆和幻想。奥布莱恩认为作家在道德上有义务去讲述战争的真实,但这种真实不仅仅是发生的事实,更是一种情感的真实。所以,他在写作中摒弃了传统的叙事模式而是运用多重叙述线索、开放式结局和现实与虚构的并置等亦真亦假的叙事方式传达出战争毫无意义的荒凉感和焦虑感,“恰如其分的捕捉住战争所引起的幻觉心境、由丛林作战带来的古怪离奇的氛围,毒品泛滥以及美国卷入越战所引起的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困惑。19

在1975年获得全国图书奖的小说《亡命之徒》中,罗伯特·斯通采取了一种与其他作家相迥的方式来控诉这场战争及其为净化集体感性认识所做出的努力。罗伯特·斯通曾坦言,“不管是这场战争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也好,还是间接后果也好,反正社会结构———套句老话来说———受到了冲击,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这是在损伤社会,部分是在经济方面,部分是在精神方面。我想人人都一定意识到这个社会如今比越战前动荡不安多了。我试图在《废物兵》中考察这种落在美国头上的打击过程。”《亡命之徒》一反常态地打破战争小说家从美国走向越南的模式,将故事的叙述主线从越南转向美国,将人们的视线从激战正酣的越南战场转向一场为“缉毒”而穿越西南部沙漠地带的残酷追逐和对抗。“在斯通的小说中,越南是一块残忍之地,它最终强迫这些向边疆推进的美国人专注于审视自我投射的形象,这个被剥去了梦想与神话的形象,除了残忍的行为外,一无所剩。”14康弗斯的创伤性自我发现在某种程度上就隐喻了美利坚民族在越南的创伤性的民族经历和反思。

诺曼·梅勒的小说则在反思中提出了人们的普遍质疑:我们为什么来到越南?1967年梅勒出版的小说《我们为什么来到越南》长期以来被文学评论界视为影射美国越南战争的政治寓言。小说采用了与海明威和福克纳相同的狩猎主题,记述的是达拉斯青年D.J坐在即将奔赴越南战争的告别晚宴上,回忆起与父亲到阿拉斯加狩猎远征的经历。阿拉斯加作为美国的最后一块边疆,正如越南成为美国的新边疆一样,变成了美国科技力量与美国意志的试验田。

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的猥亵、支离破碎和东拼西凑的言语。“屁眼属于埃及人”、“每次把你的屎留下一些”、“阴茎是希伯来人的奴隶”等等。在梅勒本人看来,淫秽的语言就是拯救的武器,具有解放和反叛的功能。谷红丽教授认为诺曼·梅勒的“淫秽语言体现了他嬉皮士般的反叛精神和暴力倾向,虽然这种暴力倾向只存在于语言层面上。这也是诺曼·梅勒借以抨击极权主义统治下人们的顺从意识的尖利武器。”20通过这样的表达,梅勒传递给读者一种阴沉悲观的责任感和负罪感。

正如弗兰西斯·菲茨杰拉德在《湖中之火》中所言,美国可以离开越南,但越战将永远缠扰美国。奥布莱恩的小说集《难释重负》《恋爱中的托马斯》和《郁林湖失踪纪事》以及拉里·海涅曼的《帕克的故事》都描写了创伤难愈的战后岁月和老兵们的艰难回归之旅。丹尼斯·约翰逊关于越战题材的小说《烟树》在2007年还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面对着战后政府和民众的哑然失声,知识界的精英们不断地以自己的方式来记录这场战争,以自己的创作行动来警醒美国政府和民众:忘记过去,背叛历史将会使美国再次跌入战争的深渊。

越南,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就在这四个基本层面上被虚构起来,从而驱使数以万计的年轻人为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在越南战争结束的三十八年之后,与那场战争相关的话题似乎显得渐行渐远。然而,当看到美国这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的所作所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场战争仍旧与当今世界具有密切的相关性。2004年,斯拉沃热·齐泽克借弗洛依德“借来的壶”的典故,深入分析美国发动战争的“政治无意识”层面。他警醒我们不仅要揭开事实,也要对事实背后的潜在动机和深层目的进行发觉,去除遮蔽和误导,才能真正理解一场战争从而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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