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方式

  • QQ:99515681
  • 邮箱:99515681@qq.com
  • 工作时间:8:00-23:00
  • 微信:codinghelp

您当前位置:首页 >> 代写留学文书代写留学文书

日期:2019-11-03 10:41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是继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丽丝·门罗”之后加拿大文坛的又一位杰出领袖,素有“加拿大文学女王”之称,其创作领域广,在诗歌、小说、评论方面皆有很高造诣,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20世纪60年代,阿特伍德凭借寓意深刻的诗集成为国际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她善于从历史神话中提取素材,并赋予全新诗意与哲理阐释。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写作生涯中,阿特伍德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突破了传统诗艺的束缚,语言简洁凝练,诗行长短不一。重要作品有:《圆圈游戏》(1966)、《苏珊娜·穆迪日志》(1970)、《权力政治》(1971)、《双头诗》等。诗文以无韵自由体为主,集中体现了人类面对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以及“逻各斯中心”导致的思想禁锢时,心灵深处不断蔓延的忧虑、孤寂、恐慌[1]。

跨界谋生的曲折经历,东西文化差异的情感撞击,以及对政治紧张关系的切身体验在阿特伍德身上逐渐凝结成多种隐喻性主题,并在文学创作中被不断地构建、解构与重生。女诗人笔耕不辍,诗文中大量渗透着对本民族文学与美学思想的深度思考,1972年出版的《幸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强调双重性与幸存主题,使加拿大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文学,诗人亦逐渐成为“边缘诗学”的代表性作家[2]。笔者拟通过对阿特伍德早期诗歌的开放性解读,彰显其在构建“边缘诗学”历程中的先锋力量。

一、“完美圆圈”的哲学思考

阿特伍德的作品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揭示了现代社会面临的诸多困境;大胆运用历史戏仿、语言实验等手法,使人物内心的惶恐无助显现无遗。诗歌充满了对“逻各斯中心”的质疑与反诘,控诉这一严重桎梏社会前进的根源。

孩子们在草坪上手挽手/转着圈儿跑动/每条胳膊挽住下一位的胳膊/围成完美的圆圈......他们在歌唱/但并非彼此对唱:他们双脚移动/几乎与歌唱合拍/我们能看见他们表情专注/他们的眼睛盯住虚空/那刚好在他们面前/移动的空间。[3]10-11

我们注意到,童真无邪的孩子们手挽手组成一个完美的圆圈,嘴里哼着歌儿,围绕一个原点迂回跑动。这本是一个人人皆知的传统游戏,阿特伍德却从中揭示了游戏规则的灵魂核心“逻格斯主义”,及其对精神层面的隐形束缚:孩子们目不转睛地围成圆圈跑动,沉浸于心中过往的事物,无法把视野投向未来。眼中映现的是缺乏实质内涵的虚空,全然忽视了脚下的草地、周围的树木,以及流动的湖水。此时此刻,时间的流逝,以及“存在”之世俗性被彻底忘却,世界只是机械地围绕着某一“原点”不停旋转。

我们可能误以为这种/绕圈跑动是快乐的/但是没有快乐在其中。[3]24

根据传统的游戏规则,参与者们需要不间断地重复转圈。然而单调乏味、匮乏新意的动作无法带来期盼中的快乐,相反,孩子们慢慢陷入了一种思想泥潭———追求柏拉图“原点”的形而上学,在无意识中修筑起一座禁锢思想的玻璃监狱。[2]玻璃,这一现代科技文明的产物,被熔化成粘稠的胶状物,将原本形态各异、性格鲜明的个体存在熔化成一个圆形的整体,相互之间的差异性被消融殆尽。不难发现,女诗人笔下“完美的圆圈”和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的“全景敞视机制”在本质上不谋而合。与此同时“你的观察将我改变成了一座骨头监牢里没有骨气的女人,被兜底翻遍的荒废的堡垒”[3]。这无疑是在控诉与讨伐这一扼杀天性、冷冰冰的监控机器。

“全景敞视式监狱”围绕象征着最高权威的瞭望塔搭建起一个环形建筑,全部犯人被镶嵌在内,不能随意调换位置。设计者精心构建的瞭望塔得以让统治者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监控视线范围内的所有事物[4]。不言而喻,犯人在透明的环形铁笼中做出任何微小举动都逃不脱监控视野。受控者自始至终处于监视者的睽睽目光下,内心丝毫的“不端企图”都会被及时扼杀在萌芽状态。简言之,这是当权者借助规训机制的霸权地位,实施对统治对象的精神控制,进而消除一切差异性,生产出驯服于现有体制的有用主体。

《圆圈游戏》中由森森白骨建成的“堡垒”令人骇然,与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相比,它更增添了几分恐怖气氛,具有更强大的威慑力。当权者为消除一切异端苗头、实现对社会成员的有效控制,绞尽脑汁将其纳入“无所不能”的全景敞视监狱,让权力效果在无形中直达受控者内心的薄弱之处,使之永远无法挣脱被摆布、驯服的结局。一旦洞悉当权者的阴暗心理,受控着就会被立即消灭。诗人勇敢地表达了自己对其卑劣行径的强烈愤慨,以及挣脱精神枷锁、追寻思想自由的决心。

我要打碎这些骨头/你囚禁的节奏 (冬天, 夏日) 所有的玻璃罩/擦掉所有地图/敲碎你旋转的歌唱的孩子们的防护蛋壳/我希望这圆圈被打断。[3]25

诗人笔下“禁锢封闭的圆圈”象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类与自然的冲突、男权社会的压迫,女性的困境与异化[5]。“完美的圆圈”十分巧妙地隐射了排斥异端的逻各斯中心,一度鲜活的生命力在周而复始中被一点一滴地消耗,直至完全泯灭。诗作中的玻璃罩、地图、防护蛋壳皆是桎梏孩子心灵放飞的重重障碍。诗人渴望打碎“圆圈牢笼”,释放被囚禁在四季轮回之中的人类灵魂,一系列铿锵有力的言语,譬如“打碎———骨头”,“擦掉———地图”、“敲碎———蛋壳”恰如其分地彰显了诗人不畏艰险、斩钉截铁的战斗意志。

从笛卡儿到康德,再到黑格尔,理性原则始终是人文精神和美学思想的核心尺度。人类自诩为宇宙的中心,上升为理性的代表,摇身一变成为衡量万物的唯一标准。这一时期,西方思想家的共同理想就是用理性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命名”和“记忆”是西方传统文化维护形而上学,实施逻格斯统治的主要途径[6]。人们坚信,在语言与存在之间有着某种与生俱来的天然联系,人类语言是完美的命名语言,名称与对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应关系,名称的意义就是其指称的对象。倘若差异源于历史、时间的散播,“命名”则是吸收与同化差异的最佳途径。确切地讲,每个词都拥有足够的能量去解蔽自我对应的现象本质。

可我记得你说过/孩童时你是个地图绘制员/在河流的河道之上/不同色彩标出山脉的上升/一种命名的记忆 (将这些地方固定在它们适当的位置)/我却被固定住/被粘好/被你眼睛的淡蓝色图钉/钉住。[3]17-18

人类企图用自圆其说的因果逻辑把万千世界散乱的表意行为统一起来。而“命名论”的实质就是把一种理想化的因果律强加给“存在”,彻底摒弃事物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偶然性或特殊性。语言凭借其符号功能,将世间万物纳入人类想象的意义空间,通过为事物命名来制定规则,维持秩序。原生态自然环境在外来入侵者眼中,俨然就是一派混乱、无序的状态,亟需被现代文明改良。于是出自一种“救世主”心态,他们企图将眼前“令人厌恶”的一切纳入形而上学框架,强制性地将其并入现代文明的“秩序”轨道,使之成为可以被支配、掌控的对象。

命名是西方传统文化维护“逻格斯中心”神圣地位的重要途径。诗文中拓荒者的疯狂行径将这一企图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入侵了大片“无名”之地,在强大武力的护航下,利用亚当式的“强行命名”将其占为己有,从而实施精神殖民。阿特伍德揭示了传统语言学一向崇尚的“命名论”给人类思想进步带来的严重桎梏,她在诗中感叹“命名人”淡蓝色的眼睛犹如尖锐的图钉,将“我”牢牢地锁定,世间从此再无自由的灵魂。所有可能导致异化的因素被一一剔除,受控者屈服于高压态势,丧失抵制压迫的力量,直至被慢慢地驯服,彻底沦为安于现状的顺民[7]。

二、“动”与“静”的抗衡

我们为名词所迫,名词,直到我们的舌头迟钝,好似橡胶……这些词语放慢了我们, 在我们之中磕磕绊绊, 麻木我们……我们的梦不过是自由, 一种对动词的饥饿。[3]339

阿特伍德独出心裁地从词性角度(名称和动词)来剖析“命名”的深层危害。名词有着与生俱来的静态属性,决定了它在表达思想感情时容易产生滞后感,使我们对外界变化的感受力逐渐麻木、钝化,进而丧失思考与质疑的能力。诗人将砸碎形而上学的桎梏、冲破思想牢笼的梦想,出人意料地转化成对“动词”或“动作”的渴求。任何时候,行动永远都是人类改造自我、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与满足于静态的名词相比,动词自身具备的属性能够让人精神亢奋、充满激情,敢于把内心真实想法付诸于现实,在对世界永无止境的探索与创新中追求自由、实现自我。

“边缘诗学”提倡创作无单一模式可循,以阿特伍德为代表的先锋派作家不遗余力地寻求被“逻各斯”刻意隐藏、掩盖与消音的话语,使之生命力得以复活、彰显。“动静之辨”恰如其分地体现了阿特伍德在诗歌创作和文化批评中一贯秉承的批判意识与开拓精神,后者在女性主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女诗人,阿特伍德自然对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活境遇十分关注,女性与传统道德、与男权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是其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在诗歌意象和超常联想中得以充分展现。譬如,在《一件红衬衫》中:

献祭。一个女孩应该是/一块面纱,一片白色阴影,苍白/似水中月;不/危险;她应该保持沉默并避免/红鞋子,红袜子,以及舞蹈/穿红鞋子跳舞会要了你的命。[3]351

历史、宗教、文化等诸多原因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女性长期处于被动、静止的状态,被剥夺了话语权和选择权,面对被边缘化、备受压抑的生存状态只能默默承受[8]。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理想女孩应当像“水中月”一般,散发出淡淡的柔光,给这个冷漠、强硬的男权世界洒上一层薄薄的温情面纱,发挥些许服务性的点缀功能,当然不会对其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产生任何威胁。在传统理念中,沉静、顺从、阴冷是一个完美女孩必备的特性,激情、追求、火热只能归属于男性世界。因此爱情与婚姻是女性生活的全部,女性的理想角色是妻子与母亲。阿特伍德在散文诗《嫁给绞刑》中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有着入木三分的刻画。

他只是想要这种简单的事物:一张椅子,有个人脱掉他的鞋子,当他讲话时,有个人看着他,带着崇敬与害怕,如果可能,也带着感激,有个人在家里,能让他自己全身心休息并回复精力。这些事物能最好地通过与一位因向往美丽而被其他男人判了死刑的女人结婚得到。这是个宽大的选择。[3]316

18世纪魁北克流行着一个规定:一个女人在被判处死刑后,可以通过申请嫁给绞刑而轻松地免除死罪。于是,婚姻可以挽救一个失足的女人,而得以逃脱死刑的女人必定对给予其新生的男人感恩涕零,全身心地为之服务。诗文中,这位失足的女孩原本是一名女仆,仅仅因为爱美,从雇主那里偷了衣服便被判处了死刑。由此可见,男权对女性的压迫已严重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女孩遭遇爱情的欺骗,陷入极度被动的境遇。爱情在阿特伍德冷峻的笔触下,被异化为前所未有的权力政治,女性彻底丧失自由意志,沦为男性欲望的战利品。

诗人从不同视角展示了女性在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发展变化,话题主要围绕女性对性爱、生育、政治,以及就业等方面权利的追求展开,体现了女性为实现自我价值和男女平等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如此,她还鼓励现代女性应当大胆地与所谓的“宿命”决裂,在同男权压迫的坚决抗争中选择属于自我的真正人生。阿特伍德借助“红色”的象征意义,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孩子们不该穿红衣,/一个男人曾告诉我。/年轻的女孩不应该穿红衣。/在一些国家,这是死亡的/颜色;有些国家是激情之色,/有些代表战争,有些代表愤怒,/而有些则表示流血。[3]351

红色象征着激情,隐藏着“不安分”“反叛”的行动因子。红色容易激发女性内心深藏的危险元素,使其处于难以遏制的动态中。倘若女孩钟情于红色,必然会有损其纯洁、贞静的本性,有悖传统道德准则。所以世俗社会极力避免用红色服饰来装点与女孩相关的事物。然而阿特伍德在文中笔锋一转,指出钟情于“红色”,即向往光明和温暖是不可剥夺的人类天性,而非局限于男人的专属。

但是,红色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色彩,是紧张的快乐与溢出的/痛苦之色彩,它使我们彼此连接……[3]152

衬衫做好了:鲜红/绣着紫花和珍珠/纽扣。我的女儿穿上它/拥抱这颜色/对她来说不意味着什么/除了它温暖/而明亮。[3]355

痛苦与快乐永远相伴相生,如影随形,凤凰唯有经历了浴火洗礼,方能获得涅槃重生。面对“逻各斯中心”长达几千年的精神禁锢,女性需要做出极大牺牲甚至以生命为代价,才能摆脱被歧视、被压制、被异化的生活状态。结合自身经历,阿特伍德对女作家承受的精神压力深有感触,表示自己在诗歌创作初期,就因触及政治、女权等敏感性话题而被视作“异端分子”,不仅不为传统势力相容,反遭频频追问何时自杀。诚然女性从事任何职业都要付出超常努力,但相比之下投身于艺术领域的女性处境更加严峻。

女性从事精神领域的创造性工作注定将遭受群体歧视与世俗压制。在逻格斯中心社会里,女性一旦与艺术结缘,并选择以写作为生,出于对“男性被阉割”的恐惧、惊忧,正统力量必然会对闯入创作领域的异类进行批判、打击,试图从精神与肉体上浇灭其生命之火。所以在男权社会里,从事艺术创作的女性不仅丧失了女性的基本特征,还被严重妖魔化,俨然就是变态女人,抑或复仇女神的化身。被蛇身女妖“美杜莎”附身的女诗人注定会在爱情与艺术之间不断加剧的张力下,跌入心理分裂的癫狂深渊。“自我毁灭”似乎是女诗人难以挣脱的宿命,西方许多著名女诗人,包括世人耳熟能详的迪金森、勃朗宁夫人等,无一例外地过着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凄惨生活,要么长期隐居,要么疯狂自杀。尽管前方路途艰险,阿特伍德仍然鼓励女性要勇敢地投身到打破性别歧视,追求自我价值的战斗中,从沉默变为控诉与反抗,在血色抗争中实现自我价值,散发出流光溢彩。

三、“绝对理性”的消解

二十世纪初,曾极度自信的科学理性面对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时却略显力不从心。“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以及“蝴蝶效应”成为彻底击溃“线性思维”与“因果等当性”的重要利器。人们在后现代视域下纷纷将目光转向被长期忽略的非理性世界,大胆地挑战“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并渐成蔚为壮观之势。两千多年来西方思想史上坚不可摧的“理性大厦”在多重张力的对峙下摇摇欲坠,曾被奉为至高权威的理论根基遭到前所未有的质疑。阿特伍德在著名诗篇《城市规划者们》中亦针对“绝对理性”进行了口诛笔伐。

观览着这些适于安居的周日/街头在干燥的八月阳光下/让我们不快的,恰恰是合情合理:房屋排成学究般的行列……没什么比/一台电力割草机的理性悲号更粗暴/在受挫的草地上切出一行笔直的痕。[3]8-9

诗歌的核心部分蕴藏着一股致力于推翻霸权主义的强大暖流,反叛力量从无到有,慢慢积聚,宛如星星之火一般在广袤大地上无限延伸,不断渗入社会各个机体,使其从量变到质变,悄然瓦解了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诗人竭力展示一个无需外人理解、认同的原生态世界,人们与世无争,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没有理性、规则、秩序的强硬约束。在这块土地上,包括抽条的树枝、无名的种子以及不被外人理解的话语在内的所有事物无一不凝聚着原始智慧的光芒。然而在工业机器阵阵粗粝的轰鸣声中,与人类息息相关的自然生态环境惨遭破坏,世代相传的生活模式被强行扭转。

在学究式的统一规划下,一幢幢房屋以相同的倾斜度展现自我;一排排环保树木在现代工具的不断修剪、打磨下整齐地呈现在眼前。电力割草机作为科学工具的化身,在降低劳动力消耗的同时,一跃成为理性之代表。极端理性是导致世人铲除异己陷入“同一性”窠臼,彻底丧失生活原态的罪魁祸首。一旦“合理性”成为衡量事物不可变更的基本框架,简单纯净、爱意洋溢的人类文明就会在所谓科学理性的侵袭和撞击下渐渐崩塌[9]。

诗人在组诗《变性者之歌》中多次触及“形而上学”“同一”与“差异”等话题,在对“形而上学”“绝对真理”展开全面批驳的过程中,悄悄酝酿着一股颠覆力量。曾经不可一世,被供奉于神坛之上,笼罩着神秘光环的“形而上学”在后现代主义一连串的诘问中轰然倒塌。在阿特伍德鄙夷的目光下,与世人不屑一顾的“靴子”哲学相提并论,地位反差之大令人结舌。尤其在《蚯蚓之歌》中,诗人勇敢宣称:

厌恶靴子底,那皮制的严厉信仰。我们知道一只靴子看起来像什么/如果从底部看,我们知道靴子的哲学,他们踢出去与登梯子的形而上学。/不久我们会像杂草那样侵袭,四处蔓延,但很缓慢。/这种被征服的植物将和我们一起反叛,栅栏会倾倒,砖墙会泛起波纹而倒塌,不再有靴子了,其间,我们吃着泥土睡去。[3]232-233

诗人用靴子惯有的“踢出去”和“登梯子”两个动作形象地概括出形而上学的内在本质,即:消除异己,固守等级。最终,“栅栏”“砖墙”等严重禁锢人类思想解放的障碍物在民众的齐心协力下不得不接受土崩瓦解的命运,“靴子”哲学被毫不留情地抛弃。被奴役者重获自由,砸碎精神枷锁,回归纯净的原初世界,远离“理性”思维的困扰,陶醉在泥土的自然气息中。众所周知,加拿大拥有特殊的地域面貌和发展历史,是在多重张力的诱惑下始终荡漾着生命亮彩的活跃地带,即便面临美国大熔炉的威胁亦能摆脱被同化的命运,并成功保留民族文化之“马赛克”属性,始终以“非中心”和“边缘性”为荣。

人类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心灵深处始终保留着一块柔软、敏感的地带。这是一个未被“逻各斯”污染,崇尚多元化、包容性,为爱而生的单纯世界,它尊重主体价值与个体欲望,自始至终活跃、跳动着五彩斑斓的生命意识,几乎脱离理性思维的掌控。这里没有现代机器对人类生活的粗暴干涉,没有永无止境的贪恋欲望,以及由此而生的勾心斗角、相互倾扎。归根溯源,伴随着“圆圈魔咒”的消解,世人得以挣脱“逻各斯”中心的束缚,重返纯真、朴质的生活。

“边缘诗学”是对加拿大20世纪后期文艺理论发展态势的特殊称谓,倡导在诗歌创作中运用历史戏仿、语言实验等超验主义手法,对人类神话进行反传统式阐释。阿特伍德一直充满激情地活跃在文艺前沿,独具匠心地将“跨越边界”的隐喻具像为“新-旧世界”“北美-欧洲”“神话-虚构”之间的紧张态势,使加拿大特殊的社会历史境况得以真实展现。不仅如此,其崇尚差异、陌生与非中心的“边缘风格”还逐渐从诗歌蔓延至散文、小说等创作领域。主题不仅直指日渐异化、颓废的病态社会,影射出“正常”中的鬼魅,具有显著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而且哲思深刻,揭示了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和内心世界的惶恐担忧,在质疑与诘问中投射出对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温情关怀[10]。


相关文章

【上一篇】:到头了
【下一篇】:没有了

版权所有:留学生作业网 2018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方式:QQ:99515681 电子信箱:99515681@qq.com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内容从网络整理而来,只供参考!如有版权问题可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