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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03 10:40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有近百部, 他的文学思想丰富而博杂, 正是因为其文学作品深刻的思想性与高超的艺术性, 引发研究者持续不断地坚持探索其文学作品内在的逻辑与规律。他的文学创作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虚实相间的特色以及通和致化的兼容性, 概括地讲, 就是具有人文学的特点。

一、海纳百川的气度

大江健三郎在作品里呈现了丰富、多元与不拘一格的文学元素, 归纳为一个词, 那就是海纳百川的气度。我们研究他文学作品的特点, 首先会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容, 其次是“陌生化”问题, 还有文学非文学问题。

(一) 文学作品的内容

大江健三郎之所以有如此庞大的作品量, 与他长年坚持阅读不无关系。大量的各国文学作品都成了他的精神养分, 各种文学元素被他提炼整合成自己笔下的素材。正是海量的文学理论、文艺作品丰富了大江健三郎文学的品性, 他用虚怀若谷的胸襟提取世界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智慧。因此, 阅读是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元素丰富的内在原因。世界各国的各种文学作品汇聚在大江健三郎的头脑中, 令其具有了超乎寻常的国际化视野, 也有助于他创造出宏大的巨型话语。

大江健三郎积极地汲取世界各国文学理论以及文学作品的特点, 充分地体现了他文学创作的包容性。比如, 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水死》 (2009) , 这部小说的创作极好地展示出他博大的人文气度。他在小说中融入了多国文学的多部经典作品, 而这些作品与《水死》形成网状的交织, 勾画出纵深的阐释空间。正如兰立亮所言:“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 大江健三郎对小说的写作方法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不仅创作小说, 同时还坚持阅读文学、文化理论著作, 结合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 出版了许多文学理论著作和创作随笔集以及《小说的方法》《小说的企图知性的愉悦》《为了新的文学》《文学再入门》等理论著作。在日本当代作家中, 耗费如此多的精力坚持理论创作的作家凤毛麟角。大江健三郎的文学理论和小说创作一起构成了其文学的特色。”[1]

大江健三郎因为具有了大量阅读的基础, 他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可以自由地展开想象的翅膀, 不仅从理论角度阐释想象力问题, 而且在创作时也把想象融入写作之中。关于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想象力, 他学习和化用了萨特、巴什拉和布莱克等人的想象力理论。大江健三郎提出了“小说的文体”“意象的分节化”[2]9等观点。这些文学理论不仅使文学想象力活性化, 而且还弥补了日本文学领域里很长时间以来只求“真”的单边发展的跛行思维。除此之外, 大江健三郎还进一步提出了“政治的想象力”“核时代的想象力”与“民众共同的想象力”等问题, 这些文学观点弥补了日本文学作品求“真”的片面性, 释放了文学的“虚构性”。大江健三郎把“想象力”作为了文学创造的基本原理。在他看来, 只有通过有效使用想象的能力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链接, 人作为单个个体才能与他者之间建立关联。研究大江健三郎的想象力问题, 可以说触及了他小说创作的本质。大江健三郎不仅在文学理论中讲述想象力, 而且在创作实践中应用想象力。想象力不仅可以实现文学的丰富性, 也是在构建蓝图, 更是在思考日本社会的出路。因此, 只有充分地理解大江健三郎的想象力, 才能理解他的小说, 想象力是大江健三郎小说理论的核心概念, 也是他创作和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

大江健三郎在《核时代的想象力》 (1968) 一书中将“想象力”作为挽救日本政治危机最有效的手段提了出来, 他通过“想象力”这一思路将自己从个人的危机中解救出来, 即想象力作为大江健三郎超越自我向前发展的活力, 为他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思路。想象力有时就像中国文论里的“神助”, 它是突然出现、自由变化的。另外, 大江健三郎在《核时代的想象力》中指出:“所谓想象力无非就是语言。”这一结论说明语言就是将自身与世界联系起来的支柱。大江健三郎关于想象力的问题借鉴了萨特的文学理论, 还有巴什拉、布莱克等人对想象力的认识, 他的想象力理论是在不断变化中逐步生成的。对此, 我们的研究必须要将其放在文学理论体系中进行动态考察和定位。

(二) “陌生化”问题

通过研读大江健三郎的《小说的方法》, 我们可以知道, 他对俄国形式主义、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人类学等要素的吸收和借鉴。大量文学理论的汲取与应用正是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晦涩难懂的根源所在。

大江健三郎将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概念应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大江健三郎既是“读者”又是“作家”, 他认为“陌生化”是非常有效的文学创作手段, 因此, 大江健三郎将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这一概念当作讲述文学“方法”时的关键词来使用。在以“陌生化”为文学基本手法这点上, 大江健三郎的“理论性”框架本身是有局限性或盲点的。比如, 大江健三郎的《为了新文学》中“陌生化”概念是“书写方法”带来的效果还是“读取方法”带来的效果, 他对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是模糊的。他在阅读时体会到的“陌生化”, 这种阅读快感是因人而异的。 创作是创作, 阅读是阅读, 有些刻意为之的点, 不是所有读者都可以感受到的。尤其是通俗化、娱乐化、简单化的文学生态现状决定了大江健三郎的小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 只能是小众的读物。再比如, 大江健三郎的“神话形象”, 尽管他已经在小说中进行了有效的论述, 但是文学原型与文学的思想要素是紧密相关的, 需要读者具备与之匹配的阅读能力, 才能体会到作者的写作用意。对此, 我们不能要求作者降低自己的写作水准来迎合当下的读者诉求, 只能寄希望于大众阅读品位的提升, 或者说, 大江健三郎小说是写给知音的, 可遇而不可求。

大江健三郎提出“陌生化”的概念, 在日本文学圈还是比较新颖的。当时, 俄国形式主义和巴赫金文艺理论的译介尚未充分展开, 也几乎没有作家有意识地将其作为写小说的方法来使用。大江健三郎的独特之处就在于, 他在《小说的方法》一书中证明了文学理论不只是文学研究、评论的专利, 也可以由作家主动用于写作, 使之变成一种手段, 他的这种思路是研究型的创作。大江健三郎从实际创作中导出理论, 并根据实际创作来展现理论, 体现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二个特点, 那就是具有科学的态度。

大江健三郎在《小说的方法》中提出“陌生化”“意象的分节”“骗子、小丑模式”“边缘”以及“荒诞现实主义”等词汇, 这些都是发端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的术语。由此可知, 《小说的方法》是一部探讨“文学语言是什么”的理论著作。大江健三郎将语言分为“诗语”“文学语言”和“日常实用语言”三大类。接着, 他又进一步将“文学语言”再细分为“散文语言”和“诗语”两类。我们研究大江健三郎的文学语言特点, 不难看出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阐述几乎是同时进行的。

(三) 文学非文学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文学具有独立性, 文学作品应该与政治、历史与哲学截然分开, 然而, 文学不是孤立的学科, 文学作品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时代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最初, 大江健三郎应媒体之邀写过一些评论和随笔, 但后来他的文学写作便是有意识地结合时事、社会事件进行创作。

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的内容涉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读者通过阅读他的作品, 可以感受到他对日本政治、社会问题的关注。 二战后, 日本社会的宪法与民主等各种问题都是大江健三郎所牵挂的问题, 他对日本社会的虚无主义倾向与社会现实的直视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的关切。青年时代其作品中表现出了他对日本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好奇心以及积极参与的愿望, 他对政治状况的敏感性, 也体现了其所处的时代环境。

大江健三郎创作《水死》 (2009) 时, 已经是74岁的高龄, 这部作品充分地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态度。也正是因为已经步入晚年, 他关心的是日本社会以后的出路。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反思日本的“天皇制”, 他70余年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生命、记忆和历史的深刻感悟是其创作的根基。他的个人记忆与重塑自我认知是自己想完成的目的。作家从考上大学离开故乡, 到晚年带着儿子回归故乡的一个轮回中, 通过对家族历史和个人回忆的修正和重塑, 完成自己的使命。小说的故事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显性的, 即寻找父亲的死亡之谜;一条是隐性的, 即克服心理危机, 走向未来。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人羊》 (1957) 体现了其精神自由思想, 这部作品描写了日本人在美军占领时期的生存状态, 它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日本人民在美国占领军的殖民统治下沦为被奴役对象的事实, 抨击了美军对日本国民自由的戕害。日本人面对美国士兵的迫害, 表现出的懦弱与退缩, 激发了作家的责任与勇气。大江健三郎为日本人民不敢抵抗美国占领军的殖民压迫而焦虑, 但是在高压环境之下, 人又必须要做“牺牲的羊”, 以此来争取真正的自由。[3]

二、通和致化的契合

栾栋认为:“人文学的思想特点就是通和致化的契合。契合, 是交接、交叉与交流的过程。”[4]28大江健三郎在其作品中, 既描述了日本传统神话故事的印记, 又关照了现代社会都市文化的孤独与焦虑;他的写作能够自如地在传统与现代的切换中, 化纠结于无形。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不是简单地呈现日本的传统故事, 而是将其转化成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当代小说。

大江健三郎在其文学作品中频繁引用日本民俗文化, 他对神话故事的运用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大江健三郎借用神话的框架, 在层层套嵌的叙事结构中, 将作者、主人公和民族共同体的命运融为一体, 记忆和历史的权威性与真实性被重新拷问。这种跨文化神话原型在大江健三郎的笔下成了一个支点, 不仅撬动了近代日本历史的军国主义外壳, 更成为重建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点, 凸显出神话仪式对于文化共同体的价值。

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水死》, 其题目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含义:被洪水冲走, 最终导致死亡;神话意义的“水死”。在此处, 笔者重点将论述“水死”的神话意义。

首先, “水死”是日本的一个“预言”式的传说故事:“一个人如果被河水冲走, 淹死了, 就不多讲;如果是被人遇到, 获得了救助。即是如此, 这个人迟早也会离开村子。”小说《水死》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父亲被洪水淹死了, 与父亲一起的“我”后来也离开了村子, 定居东京。这些事实几乎证实了这个预言。作家对父亲被洪水淹死的事一直存有疑惑, 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 但他却始终不能释怀。父亲的“水死”是题眼, 贯穿了整部小说的始终。

另外, 日本学者折口信夫曾指出:“在四天王寺, 自古就有所谓日想观往生的风俗, 诸多虔诚信者的灵魂, 向往西方之波涛, 深深沉入海中。在熊野地区, 将与此相同之事, 称为普陀落渡海。信其颇有在观音净土往生之意, 划开淼淼之海波, 终将到达, 此乃悲哀之事。”大江健三郎在小说《水死》中引用折口信夫的观点, 表明他也相信这样的传说, 即“水死”是通向“往生”的一个路径。

关于“水死”, T.S艾略特在他的诗歌《荒原》中写道:“水死, 海底的潮流, 在悄声细语中拾起那遗骨。随波浮沉之际, 越过老年和青春的各个阶段, 继而被卷入漩涡之中。”河水的流淌就像人的不同阶段, 也像万物生衰的规律, 人死后, 就像沉入水底。但是活着的亲人对死者的记忆不会消亡, 历久弥新。艾略特关于死亡的意象, 是一种“不生不死, 即生即死, 生不如死, 死即是生”的状态。大江健三郎在小说《水死》中引用艾略特的诗歌, 也体现了他对死亡的思考, 以及他对死亡的观念。

大江健三郎进入人生的暮年, 追忆早已去世的父亲是人之常情。同时, 他还是一位父亲, 他在思念父亲的时候, 也会考虑如何寄语儿子。不幸的是, 患有脑智障的儿子“光”使他无法顺利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他可以通过小说来追忆父亲, 但又该如何才能实现与“光”的代际传承, 这个问题正是《水死》的写作目的之一。思考得越深刻, 他的头绪越多, 这也正是“水死”的多重意象的呈现原因。

阅读大江健三郎的小说 《水死》, 仅仅是文化层面的思考, 就足以看出他思想的缜密。在大江健三郎的笔下, “水死”的多重建构, 正是日本当代文化多元、复杂与丰富的一个体现, 也证实了他的文学作品具有通于祥和、致于化境的品性。他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语言表达了作者突破性的进取与超越性的化解。

三、虚实相间的玉成

日本的传统私小说以“真实”为审美追求, 这样的文学观曾经导致日本文学作品严重地、普遍地缺乏思想性和艺术性。栾栋认为:“虚实相间的创作手法为文学作品赢得了天地精神与终极关怀的交相涵养。”[4]30

日本在二战后, 核创伤的苦难让大江健三郎无法平静地安坐书房, 他写了一系列核问题的作品。20世纪60—70年代, 日本资本主义高速发展, 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作为一位有思想的作家, 他的作品原型有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也有历史上记载的事件, 还有书籍中记录的神话与传说。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中时常将真实与虚构有机结合, 他的创作是在真实性和虚构性两者中寻找平衡。也就是说,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有真实的个人经历, 也有他的想象。韩静在《大江健三郎〈水死〉的虚构与真实》一文中认为:“《水死》小说依然延续了大江健三郎的虚构与真实结合的特点, 将真实与虚构的故事逐步展开。作为一名作家, 大江健三郎在真实性和虚构性两者中寻找平衡。”[5]

(一) 虚构与真实的结合

概括地讲, 虚构与真实的结合是大江健三郎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 他能够在二者之间寻找到平衡。大江健三郎在他的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里融战争、暴力、解放、救赎、逃离与回归等等于一体, 小说里有真实的经历, 也有他的想象。正如日本社会存在的许多政治问题、社会问题, 日本人对历史、战争的集体记忆与每个人的个别问题 (创伤) , 在千差万别的生存困境的现象背后, 其实质是日本人民应该如何面对与解决。在小说中出现的离奇故事, 比如, 蜜三郎的朋友怪异的死亡以及弟弟鹰四强奸了自己的智障妹妹, 导致妹妹自杀, 鹰四无法接受自己的罪恶, 选择自杀来逃避现实。 这一系列看似荒诞的故事, 含射了日本现代社会人们的孤独、茫然与无措。大江健三郎提出了人要走出心灵的泥潭, 关注自己的同时, 努力地去寻找问题真正的症结所在。

在日本文学界, 有的小说家, 尤其是私小说作者往往追求文学作品的真实性。而大江健三郎的文学创作特点是虚实相间。他作品的人物有些在现实中是有原形的, 但这和忠实描述生活不同, 他的文学创作没有原样照搬现实, 而是来源于现实, 又有别于现实。尽管大江健三郎反对纯粹的私小说, 但他并不主张小说完全脱离现实。研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 我们会有一个印象, 那就是他对个人经历的描述, 这个特点会让读者产生一个概念, 这就是日本的私小说。但是,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不是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私事上, 他追求的是日本社会病症的解决。

(二) 乌托邦世界的塑造

在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里, 他塑造过许多远离都市喧闹的“乌托邦”。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 (1960) , 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他将创作的焦点聚焦于日本阿伊努族这个少数民族, 这是一个关于逐渐消亡的民族的神话传说, 整部小说的叙事以及风土民俗的讲述都发生在“荒若岛”这个独特的地理空间。

故事矛盾的推进有荒若岛自身的气候、资源、地理位置等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风俗、传说等人文因素共同决定了小说中主要矛盾冲突的产生与发展。如果人们思考问题仅仅局限于自然地理因素, 而不深究人的思维意识问题, 是不明智的选择。荒若岛的问题就是日本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 它的意义就在于日本人应该抓住问题的核心, 而不是停留在表面的问题上。“乌托邦”的建构不仅仅是一个荒若岛, 还有其他诸多问题。这部小说的个案问题是人人都要面对的问题, 所反映的正是大江健三郎对日本民族和国家的思考。[6]

(三) 个体经验的改造制作

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 他不可能无视日本民族问题的现实存在, 也可以说, 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 即使是他的个体经验, 也会将其重新熔铸, 创造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隐喻体系。许多学者都曾认为法国思想家萨特对大江健三郎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甚至有学者认为大江健三郎是“东方存在主义”的作家。对于这样的评价, 应该说只对了一部分。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与“存在主义”的关系是许多学者已经陈述过的问题, 本文在此不做赘述。他的写作的的确确有“个人的体验”的痕迹。笔者认为, 大江健三郎的创作是从“个人”出发, 思考民族问题、日本社会问题, 这才是对他文学特点比较准确的把握。大江健三郎的写作如同鲁迅的写作一样都是为了解决各自国家、民族的社会问题。所以说,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是具有日本本土化气息的。

大江健三郎的名作《个人的体验》 (1964) , 解决的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 而是人在面临突发事件时所应该采取的处理方式。概括地讲, 那就是“逃避看似简单, 之后的麻烦会更大, 尤其是良心上的谴责是逃不掉的”。 小说《个人的体验》的主人公“鸟”的妻子生下一个脑袋长瘤的婴儿, 初为人父的“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给孩子做手术还是放任其死亡。医生预言孩子即使手术成功, 最好的结果也是变成一个植物人。主人公“鸟”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先天患疾的婴儿, 便在女友帮助下策划瞒着妻子杀死婴儿的行动。但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 婴儿却一直顽强地保持着生命体征。同时, “鸟”也经受着自己内心的折磨。他在彷徨、无助之际采取酗酒、偷情等一系列逃避现实的方法, 但这都不能让他得到丝毫的解脱, 无法摆脱良心的谴责, 内心深处的罪恶感就像空气一样纠缠着“鸟”。就在“鸟”即将成功杀死自己孩子的时候, 故事出现了反转, 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决定面对现实, 将孩子抚养长大。读者揪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通过小说《个人的体验》, 我们看到了一位年轻的父亲在面对艰难选择时的纠结与痛苦, 这个过程是虐心的, 所幸, 结局是光明的。

这部小说的意义, 从写作目的的角度讲是大江健三郎个体经验的改造制作。从日本社会问题的角度讲, 是日本民族在面对战争失败和核爆灾难时所应该采取的方式。就如同小说的主人公“鸟”排斥患有先天性脑疾的儿子是人面对突发事件的第一反应, 可是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日本民众对核爆灾难的事实也同样经历了抵触、逃避的阶段, 但最终逐渐走向接受。

个体的问题往往就是社会问题的缩影。一个日本人的态度, 折射出日本民众的出路。小说的主题得到升华, 从个人“存在主义”上升到了民族“存在主义”的高度。[7]小说《个人的体验》让我们看到了大江健三郎的创作通过对象化的预设和实践性的践履, 包括语言与思维本身的践履, 实现了他对日本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答。

四、结语

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艰涩, 是因为他在自己作品中化用了大量的世界各国文学理论以及文学作品。具体而言, 就是成功地运用了“陌生化”的后果, 他是带着自己的思想在创作。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是通透的, 因为他在化裁各种人文成果与思想智慧, 他在寻找解决战后日本社会的各类问题的思路。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是虚实相间的, 他的个人体验让他在放弃与守望的矛盾中, 直面惨淡的人生,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理解他的读者, 热爱、追捧他的作品, 而热衷于娱乐的读者是比较难长久阅读他的作品, 因为沉重的思考、无奈的现实都是令人痛苦而无法轻易撼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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