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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0-29 10:36

20世纪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亚洲乃至世界的痛苦经历, 为了反省这场战争, 知识界对此做了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其中, 中国学界对于20世纪日本反战文学的研究也一直在持续。但时至今日, 这一领域仍然存在着悬而未决的论题, 甚至“日本是否存在反战文学”这一界定研究对象的基本问题都存在争论。本论文梳理了从20世纪初开始至今的研究史基本脉络, 分阶段对主要研究成果作了总结和评述, 并在此基础上指出, 日本反战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确实存在, 而且其与意识形态纠结而呈现出的复杂形态正是我们研究者应该深入挖掘和究明的。国内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上已经出现了很多成果, 但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欠缺和不足。

一、早期的国内研究

国内对于日本反战文学的关注其实从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此时踏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久的日本先后发动了日清战争 (1894) 、日露战争 (1904) , 侵略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尽管当时的日本知识界人士有相当一部分鼓吹和赞成战争, 但同时也有内田鉴三、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倡导“非战论”, 也有木下尚江的《火柱》、小杉未醒的《阵中诗篇》、与谢野晶子的《你不能死去》等著名的反战文学作品诞生, 而国内的评论界对此是有所关注的, 其中最为人所知的即为鲁迅、周作人对武者小路实笃《一个青年的梦》的译介。这部作品写于1916年, 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立场的反战色彩, 周作人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介绍了这部作品, 鲁迅则于1919年8月开始翻译此作, 并在《国民公报》和《新青年》上连载。周作人在介绍中明确提到:“《一个青年的梦》, 便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1] (P93)

1938年生活书店发行世界知识战时丛刊第六辑, 题为《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 著者宋裴如。此专辑共有七章, 分别是“从对华侵略到反战运动”、“日俄战争当时的反战运动”、“日本智识分子的反战运动”、“左翼阵营在反战中的统一化”、“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一般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殖民地民众的反战运动”。虽然此专辑并不厚重, 但是对反战文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都有提及。比如:日本早期的反战文学形态、左翼阵营在反战文学中的作用、日本军队文学中的反战作品、殖民地的反战文学形势[2] (P1) 。文中介绍了“平民社”的反战运动、日本作家田畑秀雄、西川、西村、金田的反战言论 (1) 、左翼人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绿川英子等的反战言行。

在当时的战争形势之下, 能找到并介绍侵略国的反战文学乃至评论, 其实起到的是鼓舞中国人民反侵略士气的重要作用。所以, 在《七月》、《烽火》、《人民之友》、《战地》、《诗创作》等杂志上都先后登载过鹿地亘、绿川英子 (原名长谷川照子) 、久能正一、坂本秀夫、最上二郎、池田幸子等人的作品。夏衍、胡风、郭沫若、冯乃超等知名文人皆翻译过日本反战作品。其中比较有名的鹿地亘的话剧《三兄弟》在桂林、重庆等地演出后, 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1940年夏衍将其译出, 并数次重版。当时的文化界还就《三兄弟》专门召开讨论会, 对其艺术价值做了充分肯定, 也指出了其不足之处。而另一位当时很活跃的日本作家绿川英子的反战作品也屡屡登载在中国的报纸杂志上, 茅盾在《现代翻译小说》序言中这样评论她:“日本一位作者为反战同志之在我大后方, 不妨说, 这可代表日本的‘流亡作家’, 日本国内文坛今年正气稍歇, 除仰军阀鼻息, 作侵略者号筒而外, 已无可观”。[3] (P29) 并提及石川达三“据说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艺术派作家”, 其作品《未死的兵》有“厌战情绪和淡淡的反战思想”。[3] (P29) 除了这些日本文学者, 日本战俘所创作的反战作品由于其能发挥的重要宣传作用, 也受到了当时文艺界的重视。比如谢冰莹主编的《黄河》杂志就刊登过多篇日本战俘的作品, 其中1941年5月专门出版了“日本反战同志文艺专号”, 刊登了16篇日本战俘的作品, 其中文艺作品13篇, 论文3篇。[4] (P650-688)

由于战时的政治局势, 我们很容易理解当时的评论界对于日本反战文学多为译介, 目的基本为宣传, 深度的客观研究还比较缺乏。但是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这些初期译介也有其独特的意义。首先, 因为生活在同一时代, 很多评论者和日本反战文学作者有直接的接触, 比如周氏兄弟和武者小路实笃的通信, 鹿地亘夫妇、绿川英子等和中国左翼文化界人士的交往。这不仅有助于评论者直观全面地了解反战文学产生的过程, 而且这些交往本身就成为了比较研究的很好课题。虽然关于此已经有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不过笔者认为还是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其次, 虽然当时深度的学术性研究几乎还没有出现, 但是如前述《日本人民的反战运动》一文, 对反战文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都已经提及。而其中, 日本甲午战争前后的早期反战文学、左翼在反战文学中的作用等问题时至今日也未必能说研究得很深入, 尤其是日本早期反战文学研究反而有被疏忽的倾向。

二、90年代前后的研究

文革之后,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对日本反战文学研究的成果开始大量涌现。当然由于时代不同, 研究对象不仅为战时的日本反战文学, 战后作家的反战文学也被纳入研究视野。90年代以前的论文属于作家个案研究的主要有王述坤的《试评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 (《外语研究》, 1986年第2期) 、黄俊英的《鹿地亘与中国抗战文学》 (《重庆师院学报社科版》, 1984年第1期) 、孙利人的《论〈活着的士兵〉》 (《日本研究》, 1985年第4期) 等。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废刊的《日本文学》杂志在1985年第3期专门编辑了一期“金子光晴特辑”, 孙利人在特辑后的评论《论金子光晴的抵抗诗》中认为金子光晴的抵抗诗不仅表明了他坚定的反战立场, 说明诗人认识到“战争的真实根源来自以天皇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联合的专制统治以及帝国主义政策”, 而且在艺术表现上也具有鲜明的风格。[5] (P34-36) 这时期出现了一篇关于反战文学的综述:黄俊英的《略论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反战文学运动》 (《日本研究》, 1987年第1、2期合刊) 。此篇提及了一些无产阶级团体及作家的反战言行及作品, 但不甚全面。

1990年前后吕元明先生就日本战俘的反战文学发表了多篇论文, 如《从战俘产生的反战文学》 (《社会科学战线》, 1989年第2期) 、《陕甘宁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文学》 (《社会科学战线》, 1990年第3期) 等, 后集结为《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3年) 一书出版。此书中对鹿地亘、池田幸子、长谷川照子及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战俘的反战文学做了详细的文献发掘和分析, 具有很大的学术价值 (2) 。作者在序说中有这样的发问:“冲绳为什么没有反战文学?日本本土为什么没有反战文学?在那些军国主义者的血红眼睛下, 反战文学是不能存在的。在中国, 日本反战文学能够存在, 是日本民族的一种幸运, 我想。反战文学能够存在和发展, 是因为背后有反对军国主义疯子的中国。中国是日本反战文学的岩壁, 是它的同盟者, 我想。”[6] (P3) 作者强调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的价值, 认为是日本昭和文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 呼吁日本文坛对此加以重视。在此之后, 日本在华战俘反战文学问题也成为中国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研究点。

此外, 1992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山田敬三和吕元明主编的《中日战争与文学》 (3) 一书, 收录了中日两国学者对抗日战争时期两国文学的研究论文, 有多篇深入涉及了反战主题。例如总论编中山田敬三的《文学与民族主义》一文, 以文学与民族关系为切入点,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 选取了火野苇平、石川达三、周作人、金剑啸等中日几位代表作家作为个案分析, 以此说明在十五年战争时期文学与民族主义不可分割的关联。在文中, 作者援引了鹤见俊铺“在这十五年战争期间, 日本知识分子没有人进行过抵抗”的原话, 认为“在当时的日本, 要寻找怀疑战争政策的错误的根源的知识分子, 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数极少例外的文学家, 竟是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这样沉醉于耽美主义、彻底背离政治的作家。这在文学史上也是令人啼笑皆非的事。”[7] (P29) 并认为, 谷崎润一郎和永井荷风之所以能怀疑当时日本民众普遍拥护的战争立场, 是因为他们“具有国际的眼光”。同时认为 (在当时的形势下) “作家作为个人, 采取保持沉默的态度, 其本身就要求有坚定的决断立场。”[7] (P30) 这一观点符合大部分日本评论者对当时反战文学的认识, 而且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也多认为谷崎润一郎和永井荷风的耽美立场是和战争保持了距离 (4) 。谷口岩在《战争时期的永井荷风》一文中, 则以永井的《断肠亭日乘》为文本分析对象, 认为其“从‘军国’日本的内部, 冷静地、轻妙地、时而飘逸般地、时而尖锐抨击性地、用其熟练的文言文体多彩地持续记录了日本不断地崩溃下去的形象。”[7] (P223) 除了正文以外, 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日战争与文学》一书中有长达45页的补释[7] (P476-520) , 为当时将文中涉及到的评论家以及作者均作了详细注释, 提示了很多与日本反战文学相关的信息, 可供参考。

三、围绕“日本是否有反战文学”问题的不同观点

从前两节的先行研究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作家的个案研究, 还是对战俘文学的重视, 总的来说,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是比较注重挖掘日本近代文学中的反战倾向的。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 研究界基本是保持这样的态度:即虽然战争中日本作家很多有拥护战争的行为, 但还是能够找到态度明确的反战作品。

1995年是中国抗战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 在此前夕, 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52卷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日本反战文学占了两卷。书中收录了小林多喜二《为党生活的人》、宫本百合子《时时刻刻》、《那一年》、野间宏《脸上的红月亮》、《真空地带》井伏鳟二《遥拜队长》、大冈升平《野火》、石川达三的《风中芦苇》、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安冈章太郎《逃脱》、长谷川四郎《鹤》、远藤周作《架着双拐的人》、石川达三《遗影》、金子光晴、壶井繁治、小熊秀雄、冈本润、中野重治等人的诗作。李芒先生为全书作序, 对日本的反战文学做了概括性的梳理。对藏原惟人、小林多喜二、宫本百合子等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者的反战文学、石川达三的反战作品以及其后的动摇及反省、野间宏、大冈升平等战后派作家、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唯美派作家与战争的疏离、金子光晴、中野重治等人的反战诗歌做了论述。认为日本反战文学尽管有左倾和不够彻底等问题, 但总的来说应该给予充分肯定。[8] (序言部分P1-13)

在1998年叶渭渠、唐月梅著的《20世纪日本文学史》中, 是将抵抗文学和转向放在一节加以论述。文中首先将转向文学者分为消极转向者和积极转向者两类, 前者代表者为中野重治、村山知义、藤森成吉等, 后者代表者为林芳雄等。接着论述了日本当时文坛对转向的评论。在此基础上论者指出, 与此同时, 日本仍然有无产阶级作家、进步的自由主义作家等用文学的形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文中列举的反战作家及作品基本与上文提到的《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日本卷》一书相同。[9] (P222-230)

李芒、叶渭渠、唐月梅均为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界的老一辈代表研究者, 他们对日本反战文学的观点代表了上世纪研究界的主流态度。不过, 在上世纪末王向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及专著, 提出了日本并不存在真正的反战文学这一观点。其代表论文为《日本有“反战文学”吗?》 (《外国文学评论》, 1999年第1期) 。文中通过对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以及“艺术派”作家的战时作品及言行的分析, 认为日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战文学”、“抵抗文学”或“反法西斯文学”, 只有鹿地亘等流亡到中国的作家以及日本战俘发表了一些反战作品, 但日本战俘的反战文学文学水平不高, “更多的是一些反战的宣传品”。[10] (P11) 作者将反战文学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战争时期, 所以“1935年以前”出现的一些反战文学因为作者在战争时期往往改变了立场、而战后一些作家发表的标明写于战争时期的作品因为没有确切证据都被作者摈弃。由此作者对以往的研究提出了比较激烈的批评, 认为“由深受日本侵略战争祸害的我们中国人之后, 轻易地把‘反法西斯’、‘反战’、‘抵抗’之类的桂冠戴到不该戴的人的头上, 对我们读者制造日本有‘反法西斯’、‘反战’或‘抵抗’文学的假象”, 这样既有碍于日本人对战争的反省, 也有碍于我国读者“真实、全面、深刻地认识日本发动那场侵略战争的深层根源, 以及日本文化人、文学家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10] (P11) 文中对本论文前节提到的重庆出版社的《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文学书系·日本卷》也提出了批评, 认为所选作品大部分是战后作品, 小部分是战前作品, 也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战时的反战文学, 而编者在序言中“没有把这一点向读者交代清楚, 很容易给我们读者造成不必要的错觉。”[10] (P12)

除此以外, 王向远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日本战争文学的文章, 包括《法西斯主义与日本现代文学》 (《社会科学战线》, 1996年第2期) 、《日本的“笔部队”与其侵华文学》 (《北京社会科学》, 1998年第2期) 、《“七七事变”前日本的对华侵略与日本文学》 (《日本学刊》, 1998年第6期) 、《日本的“军队作家”及其侵华文学》 (《北京社会科学》, 1999年第1期) 、《战后日本文坛对侵华战争及战争责任的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99年第3期) 、《真实与谎言, “笔祸”与罪责———对石川达三及其侵华文学的剖析与批判》 (1999年第4期) 等。这些文章基本都为揭露战争前后日本文坛对战争的拥护与吹捧, 大部分收录在2005年昆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从书”之三《“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中。

在王向远提出日本不存在真正的反战文学观点之后, 陆续有学者在此影响之下, 对日本反战文学提出质疑。比如曲阜师范大学刘炳范2000年以后发表一系列论文, 主要对大冈升平、椎名麟三、野间宏等日本战后派作家的作品中的反战倾向进行了分析, 认为以往的研究过于美化, 没有看清其中错误、暧昧的战争观 (5) 。不过, 刘炳范在博士论文《战后日本文学的战争与和平观研究中》 (2008吉林大学) 中对反战文学的概念采用了比较折中的看法, 在提及王向远的观点之后, 选择赞同其导师靳丛林的意见, 认为“反对‘给人民带来伤害的战争’, 也属于‘反战文学’。从这个角度上说, 战后日本文学中反战文学是存在的”, “导师的理解更符合战后日本文学的思想实质”。但仍然认为“日本主流作家”不存在“战时反战行为”。[11] (P15)

除此以外, 2014年时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的日本人平田桂子发表题为《〈细雪〉与战争———中日〈细雪〉研究管窥》的论文, 从研究史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研究者有意无意忽视日本研究史中对《细雪》中反战倾向的质疑, 并分析了这种“选择性失明”的原因, 认为出于对作品社会政治主题的重视、赢得更多读者的意图以及未全面了解原文以及日本研究史的失误, 导致“将《细雪》视为具有反战倾向的作品, 将谷崎润一郎视为反战作家, 造成中国对《细雪》的研究出现以讹传讹, ‘误读’肆意蔓延的状况。”[12] (P153) 2011年王新新发表《当文学遭遇战争———对战争期间川端康成的一点考察》, 文中认为川端的战时随笔显现出了其对“满洲国”、“满洲文学”的巨大热情和对战争的接受和肯定态度, 这不仅因为当时的拥战风潮, 川端潜在的殖民思想才是本源。可以看出, 对那些传统上认为是坚持了审美立场从而和战争保持了距离的日本作家, 中国的研究界也已经有了怀疑的眼光。[13] (P39-44)

值得注意的是, 对日本反战文学的质疑已经不仅仅限于学术界, 王向远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的后记中就提及, 自己应报社编辑之邀, 在1998年7月20日的《北京日报》上发表《‘笔部队’———日寇侵华的一支特殊部队》一文, 发表后陆续收到不同阶级读者的来信, 表示赞同。并且, 新书出版, 也得到了很多大众媒体的关注。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2015年, 8月28日《文艺报》发表《日本“反战文学”:以受害者面目出现, 模糊侵略战争性质》一文, 同样对日本反战文学中存在的暧昧性进行了质疑, “期待日本作家能从战争加害者的角度, 从整体的文化背景上, 探讨和剖析二战的内在原因, 对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给予批判, 倘若如此, 这必将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福音。”[14]同年《海内与海外》杂志重新刊发十年前王向远发表的质疑日本反战文学的“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系列论文。这些现象充分说明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大众媒体, 都已经对日本反战文学有了质疑的态度。

四、新世纪的反战文学研究趋势

即使中国研究界对日本是否有真正的“反战文学”存在争议, 但值得欣慰的是, 到了新世纪, 仍然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关于“反战文学”的研究成果。这里面既有比较深入的作家个案研究, 也有比较文学角度的研究, 还有以满洲等区域为核心的殖民地反战文学研究, 以往研究中的战俘反战文学等课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学者们开始从更深的学理层面探究反战文学的原貌与内涵, 成果质量有了实质性提高。

在反战文学作家个案研究中, 华东师范大学日语系李俄宪教授以及硕士生们对左翼作家等的反战倾向研究比较集中。李俄宪的《从“火柱”到“忏悔”———木下尚江小说创作的价值研究》一文虽然不是专门探讨反战, 但是涉及到“反战”背后的核心理论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火柱》是木下尚江的著名反战作品, 是一部社会主义小说, 但就在次年, 他又发表《忏悔》一作, 对自己的社会主义立场表示忏悔。论文从作家论的角度认为木下尚江“政治性人物的人格构造中不具备完整而稳定的艺术个人因素”, [15] (P156) 这直接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动机, 导致《火柱》中具有过于直白的政治主题, 从而损伤了其艺术价值, 而被向来认为文学应摈弃政治因素的日本文学评论界所诟病。论者认为, 这种特征为明治时期幸德秋水等左翼作家及作品所共有。虽然论者在论文中没有明确说明, 但我们可以从此文的逻辑中推断出如下结论:一旦作家的这种政治性人物的人格构造被突如而来的事件所打破 (如木下尚江母亲去世) , 那么他们就很容易转变自己的政治立场, 他们的作品中的反战主张也就很容易走向反面。尽管此文实际上也有意无意地沿袭了日本文学研究界的文学与政治相分离的传统思想模式, 但已经开始深入挖掘反战作家的思想轨迹变化原因, 并提供了探讨日本反战文学作家前后思想矛盾原因的一个思路。文中所说的日本作家往往将个人动机盲目提高到政治公共层面的现象对于我们剖析日本左翼作家反战思想的根源有一定启发。

李俄宪的另一篇论文《二战时期日本左翼作家文学转向问题研究》则以日本左翼作家的战争文学作品为文本分析对象, 结合“转向”这一日本历史上的独特社会现象, 对其创作机制、艺术方法选择及行程进行了探讨。论文没有简单地止步于将某部作品划分为反战或拥战文学, 而是首先指出当时日本左翼文学领导者的问题在于过于强调文学须具有明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革命目的, 并在此视角上关照被认为是反战作品的小林多喜二的《党生活者》, 由此发现其反战主题很大一部分被私小说式的描述所遮蔽。而被认为是拥战文学的火野苇平的《小麦和士兵》, 由于作者无法坚持无产阶级立场, 而又不想放弃对文学的喜爱, 便只能选择记录体和报告体的写作方式, 其左翼文学青年的经历使得其作品反而有着真实刻画战争的一面。但之后由于受到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制约, 火野苇平也失去了和士兵相通的对战争的亲身感受, 作品文学价值也随着下降。[16] (P63-71) 笔者认为, 对于日本反战文学研究, 这篇论文其实给我们提示了这样一种逻辑:日本的反战文学之所以暧昧含混是因为没有处理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无论这种政治是无产阶级政治还是帝国主义政治。 (当然, 众所周知这是日本文坛的痼疾。)

除了上面两篇论文以外, 李俄宪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日语系硕士研究生们分别对黑岛传治、堀田善卫、壶井荣、林芙美子、芥川龙之介、井伏鳟二、小林多喜二、石川达三、德永直、中野重治、武田泰淳、林京子、坂口安吾等作家的战争文学做了分析。这些硕士论文基本都采用从作家论到作品论的传统写作模式, 针对一个作家做专题解读。虽然一些论文在理论水平等方面有所欠缺, 但引用文献均为原文, 注释规范, 条理清晰, 不仅在文献方面填补了国内日本反战文学研究的一些空白, 而且有些学术论点虽稍显幼稚, 但不无启发。

国内另外一个比较集中地进行日本反战文学研究的团队是四川大学及重庆师范大学靳明全教授和其指导的研究生们。他们的研究视角为中日比较文学和区域文学, 论题集中在留日中国作家抗日作品中的日本关照 (包括作品中的日本形象和日本因素) 、中日作家 (主要是左翼作家) 反战思想的比较、中国作家对日本反战作品的译介等。比较直接地涉及日本反战文学为第二点和第三点, 代表论文有《二战时期重庆抗日抗战文学与日本反战文学的比较研究》 (2006, 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抗战时期夏衍译介日本反战作品研究》 (2014, 重庆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冯乃超译介鹿地亘抗战文学》[17] (P249-259) 等。虽然这一系列论文有些论点过于笼统, 但其研究的比较视野值得肯定。

此外, 关于日本战俘的反战文学出现了比较集中的几篇论文:《帝国的流亡记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战俘的战争反思》 (《东北亚外语研究》, 2015/3) 、《日本战犯中国体验书写下的中国观》 (《东疆学刊》, 2016/1) 、《日本战俘和日本八路的延安记忆》 (《外国问题研究》, 2015/3) 、《侵华日本战犯的证词———与右翼史观的对峙》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5/4) 、《日本战犯文学叙事中的侵华战争》 (《日本侵华史研究》, 2016/1) , 作者均为张焕香, 时为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这些论文对战时以及战后日本战俘的文学书写做了分析, 对战俘的反战文学产生的原因、变化、以及局限性做了梳理。其刚刚完成的博士论文《“日本八路”的中国体验与写作》也属于这方面的研究。

除了以上提及的较为集中的关于反战文学论题的研究之外, 很多单篇论文对于作家的个案研究也开始走向深入, 研究视角多样化。值得注意的是, 在非专门论及日本反战文学的综合研究中, 我们反而能得到涉及作家反战思想的独特启发。比如在关于伪满洲文学的研究中, 单援朝提到《满洲浪漫》的核心人物北村谦次郎等人其实对露骨的“新京意识形态”表示了反感, 反对将文学绝对政治化。[18] (P338) 这些研究会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那个时代的文学者对战争的复杂态度, 进而厘清“反战”的真正内涵和意义。

五、问题及展望

以上对中国的日本反战文学研究史做了基本梳理, 纵观整个研究史, 有成果, 也有欠缺。而首先, 我们要搞清楚日本是否存在“反战文学”这一关键问题。其实, 这个问题的争论是有时代原因的。战时中国学界挖掘日本的反战文学很大原因在于战时宣传的需要, 能够挖掘出侵略国的反战呼声, 就是对抗日的精神支持。解放后较早期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者们倾向于褒奖日本文学者的反战倾向, 这主要还是出于研究者对文学揭露人性丑恶面这一重要功能的理解和赞同, 当然也不排除1972年中日建交后两国关系趋暖, 日本文学被大量译介的背景下对读者市场的考虑。自然, 随着中日关系渐渐复杂化, 重新认识日本文学, 尤其是其中和中国有关的内容势在必然。在上世纪90年代王向远对日本反战文学的全面否定中, 我们可以发现, 论者屡屡提到, 以往的研究是在对“读者”“制造假象”, 会妨碍“中国读者”对日本文学的准确认知。也就是说, 论者的“读者意识”同样是很强烈的, 本文前节提到大众媒体对这个论题的关注也说明了此点。当然, 仅仅就学术研究来说, 这个问题的提起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反驳提醒我们:作为研究者, 不应该有“敝帚自珍”、也即不自觉地美化研究对象的倾向, 真实客观的学术态度是必须的。不过, 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止步于提出反论, 尤其是“反战文学”这个论题, 它绝对不是单纯寻找到某个作家反战或者拥战证据, 然后给其盖个“反战作家”或者“非反战作家”的印戳就万事大吉的。笔者的观点是:第一, 即使某个作家在有反战作品的同时有拥战言论, 我们也不能否认他 (她) 反战作品的事实和价值。第二, 作家的文学和思想是个连续的发展的过程, 只限定“战时”这一特定时期不甚全面, 其文学的复杂形态和变化原因才正是学术研究应该探索的地方。总而言之, 笔者的观点是:“反战文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是确实存在的, 对于反战文学是否存在的争论有历史意义, 但今天的学术研究不应再停留于是与否的价值判断层面, 究明其复杂形态的内涵与原因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

解决了研究对象的问题之后, 针对“日本反战文学”这一具体课题, 结合以往的研究史, 笔者认为从总体上说, 日本反战文学的实质, 或者说理论核心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是需要从综合的文化研究层面进行审视的复杂课题。近代日本的侵略战争是国家行为, 反战还是拥战体现的是文学者如何处理文学与民族-国家的态度。强大的意识形态和塑造民族-国家的集体想象纠结在一起, 即使文学者想要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 也无法摆脱所谓的“国民”立场。如本论文前面所提到的,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痼疾, 因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不仅日本的文学者与研究者长期以来有将文学与政治割裂看待的倾向, 中国的部分日本文学研究者也受此影响, 不愿意直面于此。但事实上, 不对这个问题有深层的理论认知, 就无法探究日本反战文学的内涵。为什么日本共产党提出了鲜明的反战政策, 却最终出现大规模的转向, 反战文学也随之不了了之?日本无产阶级反战文学的意义及局限性是什么?日本无产阶级的反战主张和宗教倾向的人道主义反战主张的区别和联系在哪里?日本反战文学究竟是出于人性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人性多大程度上能摆脱意识形态的桎梏?人性本身是纯洁无暇的吗?作为近代化产物的民族-国家与暴力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文学与文学者究竟应该如何处理与意识形态的关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的研究视野就不能仅仅局限在日本, 中国、朝鲜、韩国等被侵略的东亚国家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情形能够与此形成强烈的对照, 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待反战的实质。

从具体研究课题来说, 日本早期的反战文学、日本无产阶级反战文学、战争时期日本具有反战倾向的作家与中国文艺界的交往、大众文学作家的反战倾向以及当时文坛主流作家的对战争的复杂态度等均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笔者也将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对此课题的理解。总的来说, 研究日本反战文学既不能局限在“日本”, 也不能局限在“反战”, 只有在宏观的东亚文化视野上, 以战争与文学的关系为基本理论思考点才能更好地把握这一课题的内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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