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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0-14 09:11

在民族文学的创作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值得关注的问题,它们不仅关涉着作家的创作思想与心态,也体现着民族文学的价值。在阿来的小说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并存不悖的。一方面,他的文学书写始终未曾偏离他自身的地域、族群文化背景,体现出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认同;另一方面,他的文学书写又包蕴着鲜明的现代国民意识与国家意识,表现出对“族与国”关系的理性认知及其对多民族国家这一命运共同体的认同,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尊崇。

一、阿来的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及其文学表达

作为一位藏族作家和“康巴歌者”[1],阿来长期进行着关于族群生存的在地性书写,向人们敞开着他自己所深刻体验的那个世界,但他却并不为地域与族别身份所囿制,鲜明的现代国民意识和国家意识使得他的小说创作超越了自身族属的视界与立场,传达出充裕的国家认同的思想义涵。

阿来的国民意识、国家意识首先体现在对官方语言———汉语的认同上,他一直使用官方的语言而非自己的母语来从事创作。汉语是汉族的共同语言,同时也是我国的国家通用语或共同语。阿来谙熟藏语,但他采用汉语写作并能熟练驾驭汉语。一方面,他从藏族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部族传说、人物故事和寓言中吸收营养;另一方面,他也通过汉语言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中吸取丰厚的养料,凝练成文学素材与文学形象,用汉语娴熟地表达与创造。对于自己的非母语创作方式,阿来从不讳言,他多次说到,“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人”“我使用汉语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2]。当有人将此视为是一种断离母语文字传统的“失语”症时,阿来曾站在国民的立场来为自己的“非母语写作”辩护,他说,“我们是多民族国家,汉语也不只是汉族的语言,它是一种大家共享的官方的语言。”[3]也就是说,汉语既然是官方语言和国家共同语言,每一个国民也就有使用它的权利,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国民———“大家”运用此语言来写作也就没有什么不对的。阿来不仅认同汉语写作,同时对汉语的写作水平也有较高要求,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不能因为汉语不是母语而降低自己的汉语写作水准,在汉语写作的问题上,少数民族作家应超越单一的民族认知而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去开展写作。显然,阿来不仅将运用汉语写作视为每个国民的权利,而且在创作上也极力追求“普遍意义”。阿来的“非母语写作”实际上从语言维度突破了民族特殊性,这既是一种追求普遍意义的实践,也体现了对官方主流文化 (汉语文化) 的认同,而这种认同实际上也是国家认同的一种表征。而从创作实践来看,阿来的非母语创作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汉语写作,也赋予阿来作品独特的魅力。正因阿来以民族文化为创作资源,使用汉语来传达其藏族生活体验,这使他的作品散发出一种“异质感”,同时并能“非常有效地扩大作品的意义与情感空间”[4]。

阿来对国家共同体的观念认识及其对藏族人的家国情感的描写也体现着他的国民意识与国家认同。在阿来看来,我国是相互融合的多民族的国家共同体,是“多元文化多民族构造的共和国”[5],而藏族则是国家这个比族群更大的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与此同时,国家政权是各民族生存、发展的保障,所以,国家认同对于民族的生存发展而言事关重大。在《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强于汪波土司之流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有明确的国家认同意识,并懂得寻求国家政权的庇护,正如傻子二少爷所说,“我们这样长久地存在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位置有正确的判断。而一心与我们为敌的汪波土司却一味只去拉萨朝佛进香,他手下的聪明人说,也该到汉人地方走走了。他却问,汪波大还是中国大?而忘了他的土司印信也是其祖先从北京讨来的。”正因如此,麦其土司能一次次化解危机,领地和人口日益壮大,而无视皇权庇护的汪波土司则处处受限,并在争战中归于失败。在《瞻对》中,阿来还进一步指明,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意识不仅关涉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稳定和团结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瞻对》中,“多民族国家认同”即是对中央统治的肯定和接受,《瞻对》写到了清朝政府对瞻对地区的抚与剿的历史,通过历次战乱,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说明,正因“中央和边疆共同存在的问题———多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淡薄甚至缺失”[6],才使得瞻对地区狭隘闭塞、变乱不止,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及其民族团结与和谐。在《瞻对》中,阿来从“完整的中国观”出发对清廷治边政策的失误进行了反思,并从藏族族群的历史出发表达了反对国家分裂的主旨,体现出与国家立场高度一致的思想意识。

阿来的不少小说也写到藏族人的家国情感及其对国家共同体的维护。比如《宝刀》中写到,主人公“我”不管离开家乡有多远、有多久,故乡永远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尘埃落定》中傻子二少爷的叔叔虽然常年在英国、印度等地做生意,但他心中一直牵念着家园故国,还说他要死的时候一定会回到家乡,因为他想在祖国、故土的天空下“合上双眼”。作为多民族中国的国民,藏族人不仅热爱家乡、亲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也在努力为国家尽着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藏族人的国家归属感和对国家的认同与维护也必然会导向爱国主义等情感表现,比如在《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是拥戴政府的榜样”[7]32,傻子二少爷的叔叔更是一个爱国明义、甘愿为国家倾其所有的人,在抗战时期,他不仅“捐了一架飞机给国民政府,在天上和日本人打仗”,还向侄儿大量借钱用于国家的抗战,并不顾一切投身于战争,而这一切皆源于他自觉的国民意识和强烈的国家情感,他说,“中国的皇帝曾是我们的皇帝,现在,中国的政府也是我们的政府”[7]337,作为中国政府的子民,他不仅为国家尽责出力,最后还献出了生命。小说《孽缘》中,“我”的父亲雍宗与活佛也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雍宗当了兵参加了解放军在藏区的剿匪,在剿匪过程中他抓住了心爱女人的哥哥,却不徇私情而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色尔古村寺庙里的活佛积极捐款,“据说为战争募捐时,他献给政府的金条足够买下半架飞机”,这些均体现出藏族人维护国家共同体的思想意识和责任感。

在阿来的小说中,还频频出现藏族人进入国家机构当“干部”的叙述。比如《老房子》中的白玛末代土司不仅“进城”念书,而且作了新政权的干部;在《宝刀》中,平措铁匠的儿子因作了国家干部而不用再当铁匠了;《遥远的温泉》中,“我”儿时的朋友贤巴后来当上了副县长,成为“一个穿着黑色西服,领带打得整整齐齐的官员”;《空山》中达瑟的叔叔跟随铁匠走出机村,参加了解放军,立了战功,后来当上了领导干部;《蘑菇圈》中,斯烱的儿子胆巴先是“从州里的财贸学校毕业,当了县商业局的会计”,成了“官家的人”,后来又升任商业局副局长、副县长、县长乃至自治州的副州长,成了忙碌不已的政府官员。这些藏族干部分布于国家的党政军群的各级机构之中,对国家的建设与发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阿来小说中藏族人当干部的文学叙述不仅表征着藏族人以“干部”身份服务于国家、“当家作主”的人生新气象,也昭示着国家对藏族干部的培养重视与大力任用,以及新政权下藏族普通人的人生价值的充分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阿来对国家认同的一种独特表达。

二、藏、汉地域空间比照中的族与国的关系演绎

小说总是以时间、空间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和事件发生发展的载体,时间与空间也就成为小说的两个基本构成要件。时间、空间既造就小说的结构形式,也提供某种意义。这里着重谈的是阿来小说的地域空间,因为阿来小说的地域空间设置与描写对于展现阿来关于“族与国”的关系思考有着特别的意义。在阿来眼里,地域空间是“特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空间,置身其上的便是国与族的存在”,而“地域的书写往往与特定的国或族的意识相关。”[8]从阿来的小说创作来看,其地域空间的书写确实彰显着他的“国或族的意识”,关联着阿来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表达。在阿来的小说中,故乡嘉绒边地藏区和汉地两大空间特别醒目———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族群与国家的象征性符号,阿来常常通过嘉绒边地与汉地的空间比照去审视族群与国家的关系,去诉说他的“故乡之爱或国家之爱”。[5]

文学离不开地域,地域本身既是一个题材同时也是一个意义的空间。在阿来的小说中,一个标志性的地域空间就是嘉绒藏区,在阿来笔下,它具象化为一个个村庄或地名,有时它叫色尔古村,有时它叫机村或柯村,有时它叫交则村或隆村,有时它叫瞻对,但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些特定的地域空间都承载着阿来对世界的原初认识与记忆,是他的灵魂皈依之地,更是他三十多年来观照民族生存状态的聚焦点。在这个嘉绒藏族生存的空间里,不仅有山野、村落、僧俗、牛羊、官寨、驿道等元素构成的景观,也有古老的禁忌、复仇的传统、开放的爱情、狩猎与放牧或耕作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些构成川西北藏区空间的义涵性元素,在阿来的小说文本中不仅是“文学想象力的源泉,或者文学风俗画的远景”,而且可能是“价值世界的地理象征和认同的隐喻,具有精神地理的意义”,[9]这些带有独特地域色彩的原乡空间既是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更是民族文化空间和民族心理空间,它承载着阿来的族群记忆和强烈的民族情感。阿来小说对嘉绒边地藏区的空间建构和执着的言说铺陈,表达了阿来的民族自觉和建构民族形象的激情。当然,阿来的民族认同并不仅仅表现在对民族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存景观的描摹展示上,更表现在作者的情感立场上,“在‘文化认同’中,情感的皈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决定了文化主体对自己所关注的文化对象的认识态度与价值判断”[10],从阿来的《鱼》《灵魂之舞》《空山》《格萨尔王》《瞻对》《蘑菇圈》等小说中,可以看到他对族群文化的自尊与欣赏,对族群生活疾苦的悲悯,对族群历史的追忆与记录,以及对族群的关注与热爱,其民族认同情感是毋庸置疑的。

值得注意的是,阿来在对民族文化给予深切关注的同时也保持着理性认知,这使其民族认同的思想情感摆脱了民族文化自恋的弊病,而体现出一种文化反思的力量。比如《最新的和森林有关的复仇故事》《空山》等小说在呈现边地的淳朴宁静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嘉绒藏区旧的观念习俗、过去时代人们精神的蒙昧、“革命”时代和经济转型时代的异化等等。阿来十分看重这种理性反思的态度和能力,他曾经说,“当我们放弃了对故乡真实存在的理性观照与反思,久而久之,我们也就整体性地失去了对文化和历史,对当下现实的反思的能力”[11]。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带有理性反思性特点的民族认同,更加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的建设和丰富、发展,因为民族文化建设、丰富和发展这一文化理想追求的实现必然有赖于反思和剔除民族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而只有对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保持理智清醒的认识,才能在弃与留中重新出发,促使民族文化腾飞跃进。对嘉绒藏区的执着书写使阿来成为“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12],“通过对本土景致的生动描绘,阿来成功地将藏域故事与平原低地作了区别。”[13]这里的“本土”之说,实际上是指阿来站在本民族/族群的立场来表达他对嘉绒藏区的故事和传说的阐发和理解,这种阐发不是作“奇观化”描写,而是忠实的记录与表达。在《空山》中,阿来化身为离开机村的“我”,因不时“回想那个叫做机村的中国村庄”,进而去讲他熟知的机村故事、达瑟的故事,其满含严肃思考的机村故事无疑是对那种消费化、奇观化藏地的文学书写的反拨。

在阿来的小说中,异于边地藏区的另一空间则主要是汉地所代表的“外面的世界”,这个“外面的世界”实际上象征性地代表着“国家”这个更为广大的世界。“汉地”或“外面的世界”这一空间不仅象征着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或较为发达的地区,也代表着和边地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景观,比如与咖啡、音乐、电影、美食、时尚相联系的生活;或者与发达的物质文明相联系的高楼大厦、拥挤喧闹的城市、街道上纷繁的车流与人流等等,这一空间与嘉绒边地空间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代表着一种携裹着边地走向变化的宏大力量。

阿来小说对嘉绒边地与汉地空间的对照书写,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体现了作者对两种空间形态的认知与文化想象及审美判断,揭示了边地与中心之间的文化差异,还通过两种空间的叙事来映现族与国之间的从属关系与紧密联系。

从政治上看,嘉绒边地的藏族人是以清廷或汉地政权而不是西藏的僧俗政权为国家正统的。在土司时代,嘉绒边地的土司虽有族群主权,但其族群主权却从属于国家政权,土司对国家政权表示认同,并通过朝廷的册封获得权力。在《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虽然是自身领地的“王”,但同时也是清朝的子民,要臣服于汉族皇帝,并依附于国家政权,其权力则来自于朝廷的册封。进入民国以后,民国政府依然承认土司之权,麦其土司也处处依傍民国政府,所以当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出现领土和属民的争夺时,麦其土司便带上清朝皇帝颁发的官印与地图,“到中华民国四川省军政府告状去了”。《行刑人尔依》中也写到土司特权受到更高一级的皇权制约的情形:岗托土司受封于中原皇帝。土司时代刚刚开始时,为了稳固统治,除了对子民的镇压外,岗托土司也表现出对皇权/国家的依附,“第一代土司兼并了好几个部落,并被中原的皇室颁布了封号。”老土司临死的时候还嘱咐儿子在改朝换代的特殊时刻别忘了去向新的国家政权求取土司权力的合法性,他说,“岗托家做土司是从北京拿了执照的。以后他们换一回皇帝我们就要换一回执照。……他们换人了,你就去换这个东西 (执照) 。是这个东西叫我们是这片辽阔土地之王。”上述这些均体现了土司们对国家主权的承认与服从,而在尊奉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土司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区域自治的权力和国家政权的庇护。

而从经济上看,嘉绒边地藏族人生存的经济条件的改善也有赖于“汉地”的带动和国家的助力。《尘埃落定》就展现了嘉绒边地对汉地物产的依赖,正如《尘埃落定》中的傻子所说的那样,汉地“是我们十分需要的丝绸、茶叶和盐的来源”,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更是着力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与建设,使那里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蘑菇圈》讲到,“1954年,山里通了公路,政府建立了供销社,汽车运来丰富的货物”,《欢乐的行程》中说,次多、格拉等山里藏族娃娃也能通过收音机和有线广播收听现代流行歌曲,这些极大地改变了嘉绒边地藏族人的生活。

阿来的小说也生动展现了嘉绒边地与汉地这两个世界从隔膜到对话,并最终融入的过程。在《尘埃落定》所写的土司时代,商贸往来和战争把嘉绒边地同汉地联系在一起,汉地的黄特派员带到麦其官寨的不仅有鸦片、新式枪炮,还有望远镜等新事物;而在《空山》所写的藏区解放后的新时代,报纸、公路、电话、电视等媒介、设施等更是将边地与“外面的世界”连为一体、息息相通。伴随着外来影响的渗入和交融的加强,藏族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他们逐渐由传统走向了现代,而且很多年轻人离开生身之地,走向“外面的世界”,就像《空山》中的“自愿被拐卖的卓玛”和其他盼望着离开机村的年轻人那样,他们被山外的远方诱惑着,最终离开了家乡,踏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三、族群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共振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历史相系,命运相连。有学者指出,“在一个多民族的主权国家范围内,各民族虽然族属不同,但由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高度一致,所以是一个政治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生存发展的命运共同体。”[14]阿来的思想认识与这种观点、认识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他说,“即便是少数民族,过的也不是另类人生”[15],“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16]。正因为有这种民族、国家观念,在阿来的小说中,他常常把 (少数) 民族与国家描绘成了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他的笔下,嘉绒藏区的既往历史和国家的风云变幻总是紧密相连,而藏族的生活现实则体现着中国的普遍现实,在国家版图上的嘉绒边地乡村的生存景观也就成为“中国故事”“中国经验”的一部分。

从阿来的小说中可以看到,嘉绒藏区藏族人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就拿建国后的历史时期来说,嘉绒藏区的藏族人与整个中国一同迈进了新时代,并一同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如《孽缘》写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的父亲雍宗当了兵并参加了解放军在藏区的剿匪;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色尔古村附近寺庙里的活佛积极捐款;《空山》《环山的雪光》写到,当合作化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机村、色尔古村也经历了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合作化过程,其后又是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时期;而在《空山》《蘑菇圈》等作中,我们看到,机村也经历了工作组进村、“四清”的“革命”岁月和“文革”时期的迷乱;在改革开放后,机村人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阿来还着重描写了“族与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性”命运。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时代的巨变改变着中国,也在改变着边地藏族人的生活,阿来的不少小说写到了藏地与现代化相遇的情景,“或许与阿来藏族作家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有关,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在或隐或显地关注思考着藏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遭际问题”[17],比如《空山》写到,在机村等藏族村落,马车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汽车、电灯、拖拉机、脱粒机、电话等新生事物走入这里,藏民族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机村的年轻人拉加泽里办起了乡村酒吧。

不仅物质生活有了改变,藏族人的生活方式与习俗传统、思想观念也都在发生变化,比如《狩猎》《红狐》写到,动物保护法的颁行使狩猎遭禁,传统的狩猎习俗渐行渐远;《槐花》中的老猎人谢拉班则改弦更张,成了城里停车场的守夜人;《奥达的马队》告诉我们,公路和卡车的出现使藏族人的马帮生活方式式微或消失;《宝刀》中则讲,“用好刀杀人是浪漫的古代。现在,好刀就是收藏,就是一笔好价钱。”在过去的时代,宝刀配英雄,藏族人身携宝刀快意人生,但在现代社会,宝刀受到法律管制,成了收藏品;而在“再没有一个年轻人想当铁匠”的时代,铁匠行业成为一个“正在消亡的行业”,村子里打制刀具的平措铁匠则成了“最后的铁匠”;在《格萨尔王》中,说唱人晋美得知,每年一次去盐海采盐和运盐的藏族牧人的传统生存方式也将改变,因为飞机和汽车从更远的地方运来了更精细的盐,人们越来越不需要牧人所驮去的质粗味涩的湖盐了,牧人以盐易物的贸易形式也宣告终结。阿来所讲述的这些故事“使我们明白,那被现代性的滚滚车轮所碾碎的,岂止是汉族传统生活方式,自然也有藏族的,实际上是多民族的”[18]。嘉绒藏族由此成为一个存在的隐喻体,它不止是嘉绒藏族这个族群,更是其时的中国其他族群的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现代化所带来的时代巨变,阿来不是抵制和抗拒,对于藏族人的新生活和出现在藏族人生活中的新事物,他大多持肯定态度,他的一些小说就写到了新制度的出现与来自内地的新思想、新文化的灌输对藏族人的重塑及其人生的改变,比如《空山》中的藏族人不仅开始接受新社会的制度与法令,也开始认同并接受现代国家的理念,包括接受“‘国家’成了他们祖祖辈辈依傍着的森林与山野的主人”这一事实;《蘑菇圈》写新时代的藏族人懂得了对蘑菇分门别类和作为美食的观念及其不同的食用方法,知道了蘑菇的“种子”就是那种叫“孢子”的东西;《群峰飞舞》写桑木旦“在首都获得博士学位”,还要到遥远的外国去“教授东方神秘哲学”……而对于藏族人浪漫时代的终结和种种传统的消失,阿来则站在顺应时势的立场上表达了哀悼与叹惋。正如他在《奥达的马队》中所说,“事情本身悄悄显现,带着一种毫不容情的力量。……我们只能为自由生活的丧失而哀悼而痛苦。”

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也同样出现在嘉绒藏区,进入商品经济时代以后,嘉绒藏区也同样可以看到拜金主义、物欲膨胀、人性堕落等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空山》中的机村,出现了对金钱的追逐,以及为追求经济发展和富裕而对自然的破坏,比如村民为了金钱而枪杀猴子、盗伐林木等等;《鱼》《奥达的马队》《最新的和森林有关的复仇故事》等小说都写到滥砍滥伐乃至公路的开发所造成的森林的消失和自然环境的恶化;《遥远的温泉》中,天然的温泉被变成了观光饭店;《蘑菇圈》中,蘑菇或者说松茸的升值极大地刺激了包括机村人在内的人们的贪欲,他们为松茸而疯狂,不仅因金钱而人性迷失,也失去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心理,一直试图守护蘑菇圈的阿妈斯烱最终还是失去了她的蘑菇圈。从阿来对种种异化现象的反思性书写中,可看到其面对族群现实人生变异之时的“感时忧国”之情。

在这些作品中,阿来将嘉绒边地藏民族的历史文化放到中国的格局中去观察、研究,他用现代文化意识和当代文明的观念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命运与传统文化,理性自剖民族文化的异化。阿来小说的这些描写体现了当今时代少数民族作家的可贵的共性特征,正如有研究者所说,“关注国家现代化发展,忧思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同情父老乡亲疾苦,已成为当今四川乃至全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人生要义,成为他们创作的指导思想”[19],这些特征在阿来、乌热尔图等作家的创作中已有所表现。事实证明,阿来等作家正努力将民族的喜怒哀乐与国家相沟通,这显示了他们观照世界的宽阔视野,也隐含着他们对国家发展、民族繁荣的关注和期盼。

阿来笔下嘉绒藏区所出现的现代性表征是和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共振的,民族与国家所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决定了族群发展与国家发展的荣辱与共,由此,也可看到阿来对族群发展与中国现实的双重忧思和关注。人们常常提到阿来小说的“跨族别”特征和追求“普遍的意义”“普遍的历史感”的“超越性”义涵,其实这种特征也表现在他对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同构性的书写上。在他的上述小说中,嘉绒藏区的社会变迁不仅仅是嘉绒部族的历史,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变迁史中的组成部分。就这样,阿来以边地的“个别”写出中国的“一般”,或者说,他在承认族别差异的同时发现了“某种差异中的普遍性”,写出了族群命运与中国命运的“共同性”,这也许是阿来既明确认同自己的藏族身份,同时又不愿意别人把他和他的作品仅仅视为“藏族作家”和“藏族文学”的根本原因。

四、结语

民族作家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记忆使其作品天然地带有民族性特征,但不少作家的创作已摆脱民族的囿制,走向更加开阔的世界,阿来的小说就是如此。阿来的小说无论是观念意识、题材内容,还是小说中的地域空间书写、叙事主题的表达,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族群文化的认同和对国家的认同。阿来小说的国家认同义涵不仅体现了民族文学的价值立场,也有助于培养和强化中国各民族的整体国家观,对于抵御外来文化渗透、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些也许是阿来小说在审美魅力之外更具意义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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