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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0-09 10:59

文学期刊作为文学作品的载体, 其办刊方针、编辑理念和经营模式, 对创作队伍的构成、文学生产的流程、文学潮流的动向以及社团流派的孕育,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学期刊不断影响文学阅读的风尚、文学市场的趣味和文学传播的格局, 而外部的文学制度与文学生态往往会更加强势地制约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与运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视野中, 文学期刊在文学传媒中占有特殊地位。最为重要的是, 文学期刊是原创性文学作品快捷的传播平台, 第一时间呈现文学创作的最新动态。尽管随着影视和网络媒体的影响力的不断扩张, 期刊的传播空间受到挤压, 但是, 文学期刊的作用依然无可替代。在当代文学生产的流程中, 文学期刊是文学出版的前沿阵地, 是出版机构筛选作者和作品的资源库。新时期影视导演在选择文学作品进行影视改编时, 《收获》《小说月报》《当代》 《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成为重要的信息渠道。作为第一手文学史料的原创文学期刊, 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文学史的草稿, 以文学史的整体视野观照当代文学期刊, 也就具有了特殊的价值。

一、创刊、停刊和复刊

在现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 文学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很难绕开文学期刊。几乎所有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都会以简洁而精炼的文字, 从不同侧面探讨文学期刊与文学发展的深层关联。《人民文学》《文艺报》《收获》《当代》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文学史意义, 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难以回避的关键课题。

当代文学期刊的历史变迁与文学发展进程具有一致性。当代文学期刊的创刊有两个高峰时段, 即1949—1950 年和1978—1980 年, 这种分布规律反映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1949—1950年, 是当代文学期刊的创始期。1949 年5 月4 日, 作为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会刊的 《文艺报》 ( 试刊) 创刊,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主办, 7 月28 日出版十三期后停刊。这份周刊在某种意义上奠定了当代文学期刊机关刊物的雏形。9 月 《文艺报》正式创刊, 和10 月创刊的 《人民文学》一起, 作为国家级刊物对 “十七年”文学史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从文代会结束以后到1950 年, 全国各省市陆续成立了数十家地方文联或文联的筹备机构, 几乎每一家机构都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由此可见, 这些刊物与文艺组织机构共同生长, 是文艺组织机构的权威话语平台。1949 年创刊的有中原文协筹委会的 《长江文艺》 ( 6 月创刊于郑州, 9 月复刊于武汉, 改由华中区文联筹委会主办, 成为最早创办的大区文学刊物) 、河北省文联的 《河北文艺》等; 1950 年创刊的有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 《人民戏剧》、东北区文联的 《东北文艺》、西北区文联的 《西北文艺》、北京市文联的 《北京文艺》和 《说说唱唱》 ( 初为北京市大众文艺研究会会刊, 1951 年12 月四卷六期起改为北京市文联和北京市大众文艺研究会联办) 、山西省文学工作者协会的 《山西文艺》、内蒙古文联的 《内蒙古文艺》、黑龙江省文联主办的 《黑龙江文艺》、福建省文联的 《福建文艺》、江西省文联的 《江西文艺》、山东省文联筹委会的 《山东文艺》、河南省文联的 《河南文艺》、甘肃省文联的 《甘肃文学》, 等等。根据出版总署计划财务司1954 年7 月编印的 《1953 年出版事业统计资料》, 1953 年全国共有66 种文学艺术刊物①。百花时代的1957 年也不应忽略, 这一年创刊的期刊数量有限, 但 《收获》《诗刊》《星星》等都是重量级的文学刊物。“十七年”的文学期刊, 绝大多数为综合性文学期刊, 其办刊模式以 《人民文学》为模板, 单一性文体的期刊可谓凤毛麟角。

从1978 到1980 年间创办的刊物, 大型文学期刊为其核心主体, 这改变了当代文学期刊的总体格局, 也为80 年代中篇和长篇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媒体平台。不仅是文学期刊, 所有种类的期刊都在这一时期飞速增长。1976 年底全国有542 种期刊, 1978 年底增长到930 种。据国家出版局期刊处的官方信息, “从1978 年到1980 年, 期刊种数平均每年分别比上一年递增48. 1% 、58. 1% 、49% 左右。后来, 适当集中了创办新刊的审批权限, 期刊种数的增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②。大型文学期刊集群性的涌现, 构成一股新力量, 它们和陆续复刊的文学期刊一起, 共同塑造了当代文学期刊呼风唤雨的黄金岁月。1978 年创刊的 《十月》和1979 年创刊的 《当代》《钟山》《花城》《长江》 《清明》 《百花洲》 《春风》等大型文学期刊, 顺应思想解放的潮流, 以新的审美姿态冲击僵化的文学思维。1978 年创刊的 《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研究》, 1979 年创刊的 《译林》《外国文学》和1980 年创刊的 《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戏剧》《苏联文学》等文学期刊的联袂登场, 反映出文学界冲破禁锢放眼世界的思想氛围, 这些刊物打开了一扇扇窗口, 推动当代文学创作汲取外来资源并进行创造性转化, 用借来的火种点燃创新的激情。此外, 1979年创刊的 《随笔》《文艺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读书》 《故事会》和内部期刊 《文艺情况》等, 1980 年创刊的 《小说选刊》 《小说月报》 《散文》 《文汇月刊》 《名作欣赏》等, 如同绽放的春花, 丰富了文学期刊的园地, 也为文学创造与文学阅读的多样化提供了开阔空间。1985 年也常被文学史家所关注, 因为当年发表的韩少功的 《爸爸爸》、张承志的 《黄泥小屋》、莫言的 《透明的红萝卜》、刘索拉的 《你别无选择》等, 为文学带来了新气象。这一年创刊的《中国作家》《中国》《黄河》 《文学自由谈》 《名人传记》 《散文诗》等杂志, 意在开拓新的审美空间, 开展新的文体探索。文学期刊的蓬勃发展, 加剧了纸张供应的紧张, 为此胡乔木在1986 年1 月8 日和宋木文的谈话中说道: “中国人口多, 但文化没有那么高, 北京出七种大型文艺刊物, 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有些文艺刊物内容重复, 如语文刊物、综合性科技刊物。减掉一些刊物, 有些同志会不满意, 但对整个社会影响不大, 却可以节省一些纸张。”①

进入90 年代以后, 受市场化潮流的影响, 文学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 文学期刊在新的媒体格局中的地位也逐渐下降, 新办的文学期刊寥寥可数。逆势而行的仅有1992 年创刊的 《美文》、1993 年创刊的 《中华散文》、1994 年创刊的 《大家》 和1998 年创刊的 《万象》 等刊物。在新世纪文学期刊的场域中, 最为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以青春文学和明星写手为招牌的 “杂志书”的创办, 自从2006 年11 月郭敬明主编的 《最小说》 ( 先以书代刊, 后获得刊号) 面世后, 一大批同类出版物接踵而至。郭敬明主编的 《岛》和 《最小说》、饶雪漫主编的 《最女生》、孙睿主编的《逗小说》、蔡骏主编的 《谜小说》、张悦然主编的 《鲤》、韩寒主编的 《独唱团》、安妮宝贝主编的 《大方》、笛安主编的 《文艺风赏》、落落主编的 《文艺风象》等, 都力图发挥主编的市场号召力, 吸引年轻的读者群体。这一波创刊潮的驱动力源于明确的商业目的, 在办刊模式上表现出跟风倾向。“以书代刊”的形式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因为申请新的刊号太过艰难。山东画报出版社的 《老照片》、张立宪主编的 《读库》等都是影响广泛的 “杂志书”。正是受制于 “刊号”的瓶颈, 《独唱团》 《大方》等都迅速走向终结。必须指出的是, 这类 “杂志书”往往缺乏长期规划, 在过高的商业预期的压迫下, 一旦遭遇市场挫败, 就会迅速关门大吉。

当代文学期刊的创刊潮集中出现在共和国初期和新时期初期, 文学环境相对宽松的1957 年和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也涌现出一批新刊物, 这表明文学期刊的生长与政治气候、思想氛围有密切关系。由各级文联、作协机构主办的具有官方色彩的文学期刊, 更是作为文学体制的组成部分, 其命运在总体上与文学发展的大趋势基本一致, 文学制度的转型和文学政策的调整对文学期刊的衰荣更会产生根本性影响。与创刊相比, 文学期刊的停刊模式主要包括两种类型, 一是受政治气候与文化环境的影响, 二是受经济条件和经营状况的影响, 前者集中发生在 “十七年”和“文革”期间, 后者集中发生在 “文革”结束以后的发展阶段。《文艺学习》在1957 年年底的停刊以及1966 年文学期刊的大面积停刊, 都属于第一种类型。“文革”爆发的1966 年, 因为出版机构被撤销, 编辑人员被大批下放到干校, 大多数文学刊物都在1966 年12 月之前停刊, 仅有《解放军文艺》一直坚持到1968 年11 月才停刊。“到1966 年底, 全国出版的期刊种数, 从 ‘文革’前1965 年的790 种, 骤降到191 种, 1967 年底又猛降到27 种。到1969 年, 只剩下 《红旗》、《新华月报》、 《人民画报》和外文版的 《人民中国》、 《北京周报》、 《中国文学》等20种。”②期刊年度总印数的谷底是1968 年, 仅有两千八百万册, 其中 《红旗》杂志就占了一半以上。在1968 年和1969 年, 中央级期刊之外的地方性刊物仅仅保留了三种。在新时期文学史上, 《当代文艺思潮》、《文汇月刊》分别于1987 年年底、1990 年7 月停刊, 也与当时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至于停刊的第二种类型, 最典型的应当是1998 年 《漓江》《昆仑》 《峨眉》 《小说》等文学期刊迫于经济压力的停刊现象。常常被忽略的是, 从1960 年到1961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受经济条件制约, 纸张供应十分紧张, 许多刊物被迫停刊, 继续出刊的刊物也被迫改换纸张或缩减页码。“1960 年, 我国期刊的总数从1959 年的851 种, 锐减为442 种, 几乎减少了一半。中央级期刊从394 种减为189 种, 地方期刊从457 种减为253 种。1961 年达到了这次低潮的谷底, 全国期刊总数减为410 种, 年总印数从1959 年的五亿二千八百万册锐减为二亿三千二百万册。”③就文艺期刊而言, 当时停办的大多为一些影响较小的专业刊物或地方性刊物, 譬如 《文学书籍评论丛刊》《长沙文艺》《长江戏剧》《长城文艺》《文艺哨兵》《文学青年》《文学新兵》《本溪文艺》 《东风文艺》 《布谷鸟》 《电影故事》 《百花园》 《江城文艺》 《安徽戏剧》 《芜湖文艺》《武汉文艺》《阜阳文艺》《陕西戏剧》《哈尔滨文艺》 《海鸥》 《绿洲》 《蜜蜂》 《赣江》, 等等。在这一波停刊潮中, 四川省作家协会的 《星星》和上海市作家协会的 《萌芽》停刊, 《收获》也在1960 年出到第三期后被迫因缺乏纸张宣布停刊。总体而言, 这一波停刊潮确实对文艺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但还没有伤筋动骨。正因如此, 在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的调整时期, 从1961 年到1963 年初, 文学发展迅速摆脱了经济困难时期的沉寂, 迎来了短暂的活跃期。

在当代文学期刊的变迁过程中, 与停刊相对应的是复刊。在1960 至1961 年的停刊潮之后, 1960 年停刊的 《萌芽》 在1964 年复刊; 《星星》 1961 年4 月并入 《四川文学》, 直到 “文革”后的1979 年复刊; 《海鸥》在1977 年8 月复刊时改名为 《青岛文艺》; 《百花园》在1974 年复刊, 改名为 《郑州文艺》, 1981 年恢复原名; 《江城文艺》1979 年复刊; 《哈尔滨文艺》1978 年复刊。而1964 年出版的 《收获》是 《上海文学》改旗易帜的结果。1971 年2 月27 日, 周恩来亲自签发特急电报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派代表参加 “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 在从3 月15日到7 月22 日的会议期间, 他分别于4 月12 日、6 月24 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成员, 7 月29日接见了会议全体代表。会议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起草了 《关于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 经毛泽东批示后于8 月13 日以[1971] 43 号中央文件下达, 恢复和重建出版单位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山东文艺》《广东文艺》 《广西文艺》 《天津文艺》 《辽宁文艺》《安徽文艺》 《河北文艺》 《解放军文艺》 《湘江文艺》 ( 其前身为 《湖南文学》) 《吉林文艺》 ( 其前身为 《长春》) 等期刊在1972 年复刊或出版试刊, 而 《甘肃文艺》 《北京文艺》 《黑龙江文艺》《四川文艺》 《陕西文艺》 ( 其前身为 《延河》) 《湖北文艺》 ( 其前身为 《长江文艺》) 等期刊则在1973 年复刊或出版试刊。

在当代文学期刊的复刊环节, 牵扯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 《人民文学》在1976 年的复刊。早在1972 年夏, 在周恩来的提议和邓小平的支持下, 《人民文学》复刊工作开始启动, 在干校劳动的 《人民文学》原副主编李季被调回北京, 负责筹办工作, 但 “四人帮”拖延不批, 一年后班子解散, 复刊事宜不了了之。到了1975 年7 月25 日, 毛泽东提出 “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四人帮”感到压力, 即向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提出创办 《人民文学》, 但不准叫 “复刊”①。创办《人民文学》的请示报告于9 月6 日经文化部报送中央政治局, 9 月8 日张春桥批示 “拟原则同意”。 《人民文学》1977 年第8 期刊有署名为 “本刊编辑部”的 《〈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 其中谈到邓小平对 “四人帮”插手 《人民文学》复刊工作的警惕: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 在这份报告上作了针锋相对的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对于出版 《人民文学》批示:‘我赞成’。接着, 义正词严、一针见血地指出: ‘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 不容易。’”②复刊后的 《人民文学》改用毛泽东手迹作为封面刊名的字体, 由袁水拍任主编, 严文井、李希凡和施燕平出任副主编, 严文井、李希凡都属兼职挂名, 施燕平主持常务工作。施燕平回忆: “1977 年5 月, 也就是 ‘四人帮’被粉碎7 个月之后, 我因参编过上海的 《朝霞》杂志, 又是从 《朝霞》调来北京工作的, 再加上协助主编筹备 《人民文学》复刊至 ‘四人帮’被粉碎为止, 忠实执行了打着毛泽东革命文艺路线旗号实为 ‘四人帮’的一套文艺主张,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 随着主编袁水拍被审查批判, 以后进一步发展到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等靠边接受审查后, 出版局就派来一名军宣队干部宣布, 要我把主要精力放在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上。”③《人民文学》复刊过程中的波折, 折射出当代文学从拨乱反正到艰难复兴的复杂过程。

与 《人民文学》的复刊相比, 《文艺报》的复刊似乎更为曲折。其复刊之所以滞后, 阎纲认为和 《文艺报》的历史密切相关: “《文艺报》, 文艺界的晴雨表, 是非之地, 毛泽东历次的文化整饬, 多从 《文艺报》寻找突破口从而发难成灾, 《文艺报》人称 ‘文艺 《红旗》’。”①1978 年1 月, 中宣部主持成立筹备小组, 其核心任务为: 负责筹备恢复文联和各个协会; 负责筹备全国性文艺理论刊物 《文艺报》的复刊工作; 负责筹备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会。在1978 年5 月召开的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 与会者就对召开第四次文代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议的决议中, 确认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文艺组织正式恢复工作, 《文艺报》立即复刊。《文艺报》于1978 年7 月复刊, 复刊后的 《文艺报》成为推动文艺界思想解放的重要力量, 清算 “文艺黑线专政论”, 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重新审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但是, 在乍暖还寒的思想气候里, 《文艺报》 有时也难免步履蹒跚。譬如在 《苦恋》 事件中, 《文艺报》也经受着考验, 庆幸的是, 偶尔来袭的冷气流毕竟已经无法改变春暖花开的大环境。

从 “文革”后期到新时期初期, 文学期刊的群体性复刊见证了文学创作从复苏、松绑到复兴的坎坷历程。在文学期刊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背景下, 文学期刊必然缺乏个性, 文学创作也难以形成独特的审美风格。伴随着文学期刊的复刊, 当代文学发展重新积蓄力量, 孕育新的生机与活力, 文学期刊在追随时代潮流的行程中, 也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反思, 努力摆脱成规的束缚, 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

二、从更名到改版

创刊、停刊和复刊的时间分布及其内在机制, 都是考察文学期刊历史变迁的核心问题。同样不应忽视的是, 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历程中, 群体性的更名也是一道独特的景观。名正言顺, 期刊的品牌建设需要长期的坚持和不断的创新, 刊名的频繁变迁显然不利于期刊的稳定与发展。文学期刊的第一波改名潮流发生在 “百花时代”。1956 年4 月28 日, 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 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 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②在5 月2 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 他再次强调 “双百”方针。同年11 月21 日到12 月1 日, 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 讨论如何在文学期刊工作中贯彻 “双百”方针。周扬在总结发言中强调: “刊物要有鲜明的主张, 要有民族的风格, 要有地方的特点, 然后才会有它自己真正的特点。”③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 文学期刊在1956 年下半年或1957 年初纷纷改名, 譬如 《江苏文艺》改为 《雨花》, 《河北文艺》 改为 《蜜蜂》, 《贵州文艺》 改为 《山花》, 《湖南文艺》改为 《新苗》, 《四川文艺》改为 《草地》, 《内蒙古文艺》改为 《草原》, 蒙文版的 《内蒙古文艺》改为 《花的原野》, 《山西文艺》改为 《火花》, 《广西文艺》改为 《漓江》, 《青海文艺》改为 《青海湖》, 《辽宁文艺》改为 《春蕾》, 《江西文艺》改为 《星火》, 《甘肃文艺》改为 《陇花》, 《西南文艺》改为 《红岩》, 《河南文艺》改为 《奔流》, 《郑州文艺》改为 《百草园》, 《山东文艺》改为 《前哨》, 福建文艺先后改为 《园地》 ( 1956 年7 月) 和 《热风》 ( 1957 年7 月) , 《安徽文艺》改为 《江淮文学》, 《浙江文艺》改为 《东海》, 《黑龙江文艺》改为 《北方》, 《吉林文艺》改为 《长春》, 前身为 《东北文艺》的 《文学月刊》改为《处女地》, 等等, 一时间, 文学期刊改名之风席卷全国。马紫笙认为 《河北文艺》之所以要改为 《蜜蜂》, 其目的是 “为了打破地域的局限性”④; 有研究者也认为 “名称的改变显示出期刊对越出地域面向全国发展的一种愿望”⑤, 但这仅仅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有一些期刊改名恰恰是要突出地方特色, 或者改变原来省市级文艺刊物同时发表文学和曲艺作品的混合路线, 转向较为纯粹的文学路线。刘金笙认为: “正因为 《火花》大量发表并评论了山西作家群的作品, 她的刊物风格和山西作家群的作品, 她的刊物风格和山西作家群的创作风格, 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和一致性, 所以在 ‘文革’前, 山西作家群就有人称为 《火花》派。”①《北方》的编者有言: “《北方》当然不像过去 《黑龙江文艺》那样, 以主要篇幅发表曲艺作品, 但也不是一篇不发, 比较优秀的作品, 我们仍然是欢迎的。”②《新苗》的编者又有另一种阐释: “我们之将 《湖南文艺》改为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文学月刊, 并将刊名改为 《新苗》, 这就意味着在发展文学创作和培养新生力量方面, 编辑部将担负起更重的责任。”③由此可见, 改名潮是政策调整所引发的集体行为, 但不同期刊的理解还是有所差异, 这种差异也带来了 “百花时代”文学期刊的个性和特色。值得注意的是, 大多数期刊都将更名的那期杂志定位为 “创刊号”, 这就有另起炉灶重新开始的含义,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和杂志自身传统的决裂。充满悲剧性意味的是, “反右”对 “百花时代”的终结, 也宣告了文学期刊短暂春天的消逝。

颇有戏剧性的是, 这些在 “百花时代”经过改名的文学期刊, 基本上都在1966 年停刊。在1972 年或1973 年复刊时, 又恢复了 《 × × 文艺》 的刊名, 在办刊路线上重回工农兵文艺和群众文艺的老路, 快板、鼓词、唱词、秧歌剧、歌剧、相声、地方剧、大字报等内容占据主导地位, 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反而成了点缀。更为有趣的是, 在文学风尚万象更新的1978 年前后, 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又掀起一股正名潮流, 大多数期刊恢复了 “百花时代”启用的刊名, 或者由 《× × 文艺》更名为 《× × 文学》, 例外的仅有少数刊物, 如 《长江文艺》 和 《边疆文艺》等。正名的时间非常集中, 逻辑高度一致, 即再度回归纯文学路线, 为新时期文学的复兴提供了强大的媒体支持。《陕西文艺》在1977 年7 月更名为 《延河》, 《辽宁文艺》 《内蒙古文艺》 《黑龙江文艺》《浙江文艺》 《江苏文艺》 《湖北文艺》 《广东文艺》 《云南文艺》 《吉林文艺》在1978 年分别更名为 《鸭绿江》《草原》 《北方文学》 《东海》 《雨花》 《长江文艺》 《作品》 《边疆文艺》《长春》, 《安徽文艺》 《江西文艺》 《河南文艺》 《青海文艺》 《贵州文艺》在1979 年分别改名为 《安徽文学》《星火》《奔流》《青海湖》 《山花》, 《山东文艺》 《海南文艺》 《广西文艺》《四川文艺》《宁夏文艺》 《新疆文艺》在1980 年分别改名为 《山东文学》 《天涯》 《广西文学》《四川文学》 《朔方》 《新疆文学》, 《福建文艺》 《甘肃文艺》在1981 年分别改名为《飞天》《福建文学》, 《湘江文艺》在1982 年改名为 《湘江文学》, 1976 年10 月创刊的 《西藏文艺》在1984 年1 月改名为 《西藏文学》。从详细的正名资料中, 不难感受到作为作家协会和文联机关刊物的文学刊物, 已经被纳入到统一的制度性调控体系之中, 一旦政策有所改变, 就会形成从上到下、从中心到边缘的联动反应。文学期刊兜圈子一样的反复改名, 也非常形象地折射出当代文学期刊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在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中, 牵一发而动全身, 文学期刊和文学创作都被整合到统一的发展框架中, 其优势为共同进退, 反应迅速, 其局限为整齐划一的主潮淹没了自由发挥的个性, 文学期刊的特色和个性缺乏必要的生长空间。

上世纪80 年代是文学发展的黄金岁月, 也是文学期刊的鼎盛时期。随着竞争的加剧, 不同文学期刊的崛起与衰落在80 年代中后期交替发生, 文学期刊力量对比的新变化, 使得期刊版图处于不断调整的漂移状态。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 再到改革文学, 文学期刊的办刊策略基本一致, 尽管不断有锐意进取的编辑在探索个性化的办刊路线, 但在太过强大的潮流的裹挟之下, 悄然滋长的期刊个性还是显得混沌而暧昧。在1983 年以后, 不少文学期刊寻求改变,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长春》在1983 年7 月改名为 《作家》。在1984 年11 月推出 “北京青年作家小说专辑”时, 编者有这样的感慨: “改了一个刊名就失去了地方性吗? 就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谮越和有意的冒充吗? 难道一省之界就如国界那样俨乎其然———特别是在文学上? 时间进入了改革之风劲吹的一九八四年, 编者尽管驽钝, 也学得一个新词: 开放。”①在寻根文学潮流中, 《作家》发表了阿城和郑万隆等人的作品, 又在 “《作家》论坛”栏目重点推出韩少功的 《文学的根》、李杭育的 《理一理我们的 “根”》和郑万隆的 《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从植根于 “文化岩层”说起》, 这些举措对于提升 《作家》的影响力,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从上世纪80 年代中期开始, 伴随着文学创作的多样化, 文学期刊也走向分化。1985 年常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发展极为关键的一年, 一方面, 在文学创作上, 寻根文学正是热火朝天, 以刘索拉和徐星为代表的 “伪现代派”横空出世, 先锋文学也正破土而出, 文学发展充满内在的活力; 另一方面, 市场化步伐的加速, 既给文学带来新的可能性, 也带来了商业压力。1984 年12月29 日, 国务院发出 《关于对期刊出版实行自负盈亏的通知》, 通知规定: “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 中央一级各文学、艺术门类可各有一个作为创作园地的期刊, 中国作家协会可有两个大型文学期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有一、两个作为文艺创作园地的期刊, 这些期刊也应做到保本经营, 在未做到之前, 可仍由主办单位给予定额补贴。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的行署、市、县办的文艺期刊, 一律不准用行政事业费给予补贴。”②尽管这一通知保留了较大回旋余地, 但 “狼来了”的喊声也迫使文学期刊的编者居安思危。在1985 年之后, 文学创作呈现出多样化态势, 文学读者也出现分化, 从港台涌入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和从日本舶来的侦探小说吸引了众多读者的视线。在纯文学的轰动效应难以为继的背景下, 文学期刊也开始寻求突破, 尝试以特色取胜, 用品牌效应来稳定市场。作为寻根文学的推手, 《上海文学》和 《作家》也借机积累象征资本; 对 “新潮小说”的集中展示, 为 《收获》带来蓬勃的青春气息, 也建立了一支崭新、稳定的作者队伍, 在随后的期刊竞争中抢得先机; 《当代》和 《十月》发挥其置身于京师的地理优势, 坚持其现实主义的品格, 以不变应万变, 稳中求胜; 《钟山》通过 “新写实小说大联展”, 并发掘江苏作家群的创作优势, 独辟蹊径; 《花城》的办刊实践体现出广州这座城市兼容并包的气度, 敢于接纳那些具有锋芒和锐气的文学作品, 并支持各式各样的形式探索, 树立起独特的形象。大多数在平庸中维持的文学期刊, 逐渐失去了作者和读者的支持, 千刊一面, 可有可无。

进入90 年代以后, 在市场化改革的潮涌中, 财政拨款的断奶使得文学期刊面临最为严峻的考验。在文学边缘化的大背景下, 为了救亡图存, 期刊策划成为最后的撒手锏。一时之间, 文学口号漫天飞舞。1994 年, 《钟山》和 《文艺争鸣》联手推出 “新状态小说”, 《北京文学》推出“新体验小说”, 《青年文学》设立 “60 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栏目。《上海文学》在1994 年、1996 年分别举起 “新市民小说” 和 “现实主义冲击波” 的旗帜。1995 年3 月, 《作家》 《钟山》《大家》《山花》共同开设 “联网四重奏”栏目, 在同一个月份共同发表同一个作家的作品, 意在推出文学新人。《小说界》《芙蓉》《山花》分别在1996、1997、1998 年开设 “70 年代以后”、“70 年代人”、“70 年代出生作家”栏目, 《作家》更是在1998 年第8 期推出了 “70 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1999 年, 《时代文学》 《作家》 《青年文学》联袂举办 “后先锋小说联展”。你方唱罢我登场, 急功近利的期刊策划无法将文学探索引向深入, 而只是在传播一种浮躁心态。

在90 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格局中, 最为值得注意的改变是一些边缘文学期刊的崛起。其中的代表是 《山花》《天涯》和 《大家》。《大家》创办于1994 年, 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黑白肖像作为封面图案, 其办刊风格有较为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对雅俗共赏的追求, 使其办刊定位显得暧昧不明。善变是 《大家》的优势, 也是其局限所在。进入新世纪以后, 《大家》渐趋平庸, 至于其背后的根源, 一为编辑团队缺乏稳定性, 二为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2012 年6 月26 日, 《大家》因其 “理论版”一号多刊收取版面费, 被云南省新闻出版局责令停刊整顿。不同于 《大家》注重包装和宣传的办刊路线, 《山花》和 《天涯》都是通过改版实现蜕变。1994 年第5 期开始改版的 《山花》通过精心设计的栏目, 以 “开放、兼容、前卫”的情怀, 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作者和读者, 在和山外世界的对话和交流中既激活本地的文学创作, 也对中心地区的文学期刊形成一定的冲击作用, 使期刊格局变得更为丰富而合理。1996 年改版的 《天涯》由韩家英设计的采用牛皮纸装裱的封面, 图案多为毛笔勾勒出的汉字和字母, 具有浓郁的本土文化内涵, 以独特的视觉形象提升了期刊的品牌识别度, 但为该刊赢得尊重和认同的, 还是其独具一格的“作家立场”、“民间语文”等栏目。边缘期刊崛起的成功经验, 也表明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已经告别了步调一致的统一规则, 真正进入一个多样化的时代。尽管那些样板性刊物的探索实践, 总会吸引趋之若鹜的模仿者, 就像在 《最小说》之后创办的 《独唱团》 《最女生》 《逗小说》 《谜小说》 《鲤》等, 但是, 重复性办刊缺乏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迟早被淘汰是跟风者的必然命运。在90 年代以来文学期刊的改版潮流中, 改为 《母语》的 《湖南文学》, 改为 《中外烟酒茶》的《漓江》, 改为 《鸭嘴兽》的 《西湖》, 改为 《青春阅读》 的 《天津文学》, 改为 《海峡钓鱼》的 《海峡》, 要么停刊; 要么改回原名, 重回纯文学路线; 要么成为一个纯粹的商业杂志。当改版成为文学期刊的常态, 多数杂志在每年都推出新栏目或新概念, 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焦虑反应。越来越大的市场压力, 图书出版对期刊市场的蚕食, 影视和网络媒体对纸面媒体的挤压, 为文学期刊的从业者带来一种紧迫感。在紧迫感的驱使下, 频繁的改版属于一种过激反应, 缺少必要的理性评估与深入反思。从文学趋向与媒体环境来看, 纯文学期刊的数量必然走向萎缩, 除了个别占有特殊位置的文学期刊, 能够得天独厚地获取体制内资源的支持, 其余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文学期刊应当具备独步天下的看家本领, 并且能够因应时代变化, 以自主创新开拓发展空间。

三、文学期刊与文学变迁

从 “十七年”和 “文革”时期文学为政治服务到90 年代以来文学向消费文化靠拢, 文学创作和文学期刊的独立性不断地经受考验, 其中不乏推波助澜、随波逐流的迎合, 这种办刊宗旨往往只能催生速效而速朽的文学泡沫。但是, 那些坚守独立艺术信念的作家、批评家与期刊编辑特立独行的精神探索, 不断突破腐朽的文学观念的束缚, 为中国文学带来新的可能性。文学期刊作为发表原创作品的主要阵地, 不仅是展示文学发展最新动向的文化窗口, 而且是培养新作家、孕育新思维的精神土壤。文学期刊的编辑理念、策划运作在当代文学思潮演进过程中, 发挥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然, 其影响既有正面的促进, 也有负面的阻碍。像 《文艺报》在 “十七年”文学思潮变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火花》是 “山药蛋派”逐渐成型的重要推手, 《朝霞》顽固地维护 “文革”公开文学僵化的写作法则, 《人民文学》推动了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的思想解放进程, 《时代的报告》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坛刮起了一股冷风, 《钟山》为新写实小说开辟了成长的沃土, “联网四重奏”为新生代小说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平台, 这些案例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文学期刊引导或抑制文学发展的作用机制。

当代文学期刊的总体格局对当代文学生产具有深刻影响。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的审美观念、文体规范的深层互动, 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文学创作的主题选择、语言风格与价值立场, 也必然对作者的构成和读者的趣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 作为载体的文学期刊的编辑策略, 对特定文体形式的发展演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譬如新时期初年大型文学双月刊的创刊潮就为80年代中篇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丰饶的园地; 另一方面, 文学期刊谬误的价值标准与故步自封的文学趣味也必然会限制文学文体的内在活力, 使之陷入八股化的怪圈, 譬如 《朝霞》就是 “帮八股”的助推器。在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格局中, 以文体取向为依据, 主要可以划分为综合性文学期刊和专门性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和大多数省级文学期刊选择了综合路线, 包容了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 偶尔也会发表话剧、文学评论。而专门性文学期刊只关注一种文体, 像 《小说月报》《小说界》 《散文》 《随笔》 《诗刊》 《星星》 《文学评论》都深耕不辍, 专门挖掘单一文体的审美深度, 并拓展其文体边界。文学期刊的文体策略为当代文学文体的发展与成熟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像 “百花时代” 《人民文学》所倡导的 “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与 “特写”文体、《今天》等民间诗刊追求文体解放的自由诗风, 《收获》在80 年代中期苦心经营的 “新潮小说”, 都以敏锐把握时代脉搏的期刊立场, 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文学的文体创新。

在文学期刊的文体选择方面, 除了刊发诗歌、散文、戏剧创作和文学评论的专门刊物, 综合性文学刊物都对小说情有独钟, 这种审美趣味加剧了文体发展的不平衡。在 “十七年”和新时期初期, 综合性文学期刊都将短篇小说作为利器, 发挥其敏锐把握时代脉动的 “轻骑兵”的作用。在上世纪80 年代初期, 随着一批大型文学期刊的陆续创办, 期刊容量的扩充为随后的中篇小说热提供了历史契机。从90 年代以来, 在市场化潮流的冲刷之下, 长篇小说一如疯长的灌木, 既充满生机, 又显得混乱而芜杂。进入新世纪以后, 《收获》《钟山》《十月》 《当代》等大型文学期刊, 都陆续出版长篇小说专号或长篇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在 “十七年”时期就以连载形式选发长篇小说, 在2007 年后开始刊发原创长篇小说, 作为其压阵之作, 譬如2007 年麦家的《风声》、2008 年毕飞宇的 《推拿》、2009 年刘震云的 《一句顶一万句———出延津记》。至于文学评论, 随着学院批评的崛起, 从90 年代以来, 评论期刊越来越重视编辑规范, 对表述、格式、注释乃至篇幅都提出了特别的要求。这种倾向使得文学批评的学院气息日益浓厚, 但也带来一些负面效应, 譬如批评文体的八股化, 缺乏艺术个性和创造活力, 刻板的文体框架抑制了灵动的感悟和自由的表达。

在公开出版的文学期刊中, 根据其主办机构的性质, 可以区分为两种核心类型, 即由文联、作家协会的各级组织主办的机关刊物, 以及由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这两类期刊的界限也不是壁垒分明, 像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也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 《收获》也曾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相对而言, 文联和作家协会主办的期刊更加重视组织功能, 在组织来稿时贯彻文艺政策, 团结作家队伍, 引领文学风尚; 而出版社主办的期刊往往更加贴近读者, 表现出更为敏锐的市场感觉。机关刊物的等级结构极为鲜明, 各省市的机关刊物以 《人民文学》为样板, 文体的覆盖范围较为全面, 追求多种样式的平衡发展。编者对于文学政策的调整与文学风尚的变化, 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能够迅捷地作出反应与改变。为了全面呈现各种文学力量的发展状态, 机关刊物在作者构成上也往往执行老中青结合的调和路线。在文学期刊失去自主性的特殊时期, 作者队伍的单一化现象也极为突出, 譬如从1964 年到1966 年, 年轻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就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类期刊追求面面俱到, 也导致了重点不够突出、特色不够鲜明的局限性。在等级思维的影响下, 省市级文学期刊的办刊视野较为狭小, 向本土作者倾斜, 偏好本土题材, 成为封闭的园地, 缺乏开放性与创新性。栏目设置大同小异, 四平八稳的平庸之作充斥版面, 同质化是省市级文学期刊亟待突破的瓶颈。

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在办刊策略上更强调特色, 不片面追求综合性。《读者》《青年文摘》向读者提供 “心灵鸡汤”, 萃选的文章有较强的文学性, 可以视为泛文学刊物或准文学刊物。文学选刊 《小说月报》和通俗文学刊物 《故事会》也以多年的探索, 形成了人无我有的品牌效应。社办文学刊物在文体策略上往往选择 “专门”路线, 譬如 《小说界》 《小说月报》 《散文》 《随笔》《名人传记》《名作欣赏》 《微型小说选刊》等, 都是单一文体刊物, 《当代》 《十月》 《花城》等大型文学刊物也一直把小说作为重中之重, 即使给诗歌、评论留出了一些空间, 也只是一种点缀与补白。另一方面, 不少出版社主办的文学与文化期刊都发挥主营领域的特长, 譬如中国青年出版社主办的 《青年文学》、译林出版社主办的 《译林》、北京三联书店主办的 《读书》、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的 《儿童文学》杂志等, 都独树一帜, 办出了专业水准。

同人期刊的命运, 非常典型地反映出当代文学自由空间的伸缩。在共和国初期, 胡风同人的《起点》、司马文森主编的 《文艺生活》、靳以编辑的 《小说月刊》、沙鸥和王亚平主编的 《大众诗歌》等同人杂志的短暂存在, 是建国前同人杂志传统的余波。胡风在 “三十万言书”中保留同人期刊的提议的幻灭, 以及 “百花时代”江苏 《探求者》、四川 《星星》的遭遇, 宣告了同人期刊成为一种文化禁忌。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 “文革”结束。新时期初期, 《今天》 《沃土》《秋实》等同人期刊的涌现, 在突破 “文革”阴影的潮流中, 推开了文学表达的另一扇精神窗口。到了上世纪80 年代中期, 第三代诗歌和以在校大学生为主体的校园诗歌的崛起, 催生了以《非非》《他们》《莽汉》等一大批同人期刊为平台的诗歌群体, 1986 年10 月, 由 《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主办的 “中国诗坛1986 现代诗群体大展”, 见证了民间诗歌和同人诗刊蓬勃生长的繁茂季节。到了90 年代中后期,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风起云涌, 诗歌的创作和接受都渐趋冷清, 同人期刊也走向萎缩。在中国大陆的互联网时代开启之后, “诗江湖”、“诗生活”、“灵石岛”等诗歌网站陆续建立, 越来越多的诗人借助网站、博客等网络传播形式来传播自己的诗作, 并与同道展开交流, 网络空间的扩张, 进一步挤压了同人期刊的生存空间。同人期刊在新时期诗歌发展的流程中功不可没, 为独立的个体表达保留了一个狭小却必要的空间, 保护了诗歌文体的多样性与审美价值的丰富性。但是, 由于传播范围的局限性, 同人期刊对于小说、散文等更加大众化的文体, 影响甚微。

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发展与变迁, 无法脱离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大背景。外部环境的变化不仅影响当代文学期刊的数量、结构与办刊定位, 还更为深入地改变当代文学期刊在当代文学制度建设中扮演的角色类型, 重新塑造文学期刊的文化功能、历史命运和传播方式。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复杂多样, 文学期刊的行政归属 ( 机关刊物、社办刊物与民间刊物) 和等级结构 ( 国家级、省市级、地区级) , 文学期刊的历史变迁 ( 创刊、停刊、复刊、改版) , 文学期刊的功能定位 ( 原创期刊或选刊、综合型或专志型、纯文学期刊或通俗文学期刊) , 文学期刊与其他媒介形态 ( 文学出版、文学副刊、影视改编、网络传播等) 的关系, 编者、作者、读者的三边互动, 文学期刊的各个侧面都有其独特的运行机制, 不是像一些研究者所描述的那样, 是静态的、封闭的、形式单一的存在。因此, 只有在系统考察代表性文学期刊的基础上, 将个案分析与整体研究进行有机结合, 对当代文学期刊的历史发展进行过程性研究, 注意不同期刊之间的差异性, 在多元视野中进行交叉互动的立体透视, 才能够深入考察当代文学体制对于文学期刊的生存、发展的规约, 描述文学期刊在 “十七年”、“文革”、“新时期”的生存环境与基本格局, 揭示文学期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生产本位到消费本位的时空转换与艰难选择。通过审视文学期刊的复杂结构与动态进程, 文学期刊与文学变迁之间的互动模式也就逐渐浮现出来。

总体而言, 当代文学期刊与当代文学发展之间相互依存, 表现出一种同步性特征, 即文学期刊繁荣的阶段也往往是文学创作的兴盛时期, 而文学期刊凋零的阶段也是文学创作的萧条时期。当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网络文学的普及, 这种同步结构可能逐渐被打破, 文学期刊在文学生产和文学传播中的重要性也将被不断削弱。但是, 只要印刷文化不会衰亡, 以语言为媒介的文学就无法摆脱文学期刊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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