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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4-07 08:20

一、前言

文学文体学是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新发展起来的一门交叉学科, 特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价值为目的的文体学派”[1]。换言之, 文学文体学采用语言学理论, 挖掘文学作品的语言特色, 阐释作品的主题概念, 探讨其美学意义, 为文学翻译研究从主观性向客观性转变搭建了桥梁[2]。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密不可分, 相互融合, 浑然一体, 共同传达了作品的美学价值。而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易于侧重译文内容与原文的一致, 忽略形式上的对等, 或仅达成“假象等值”, 即强调译文准确传达原文的内容, 而忽视形式传达的美学价值, 结果译文没有尽显原文语言特征及语篇结构, 从而弱化了其文学价值。弗朗西斯·培根 (1561-1626) 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散文家。其主要著作Essays历经三十年, 通过三次版本修改, 成为传世佳作。其内容涉及人生各个方面, 如伦理道德、处事哲学、美学欣赏等, 思想深邃、文风古朴、语言简洁, 哲理幽深。其中Of Studies结构严谨, 节奏鲜明, 举例恰当, 广受读者推崇, 在中国市场上译文版本超过十余种。笔者选取了水天同、王佐良、何新、曹明伦译文, 通过文学文体学的分析方法, 从语音、词汇、句法及篇章的角度进行对比研究, 进一步说明文学文体学方法在文学翻译和翻译批评中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二、文学文体学在Of Studies译本中的应用

语言学家Leech和Short曾指出, 进行文体分析的目的在于找出作者语言运用后面的艺术原则[3]。而散文翻译的主要原则是再现原文的美学价值。培根Of Studies一文阐述了阅读的目的及方法, 语言保留了许多中古英语的特点, 间或使用拉丁语, 文章古朴风雅, 大量简单句与省略句的使用使文章简洁精炼。同时作者使用大量修辞手段 (如排比、类比、比喻、首韵) , 读起来抑扬顿挫, 琅琅上口。四位译者的译文分别出版于不同时期, 反映了一定历史背景下译者对原文不同的解读与阐释, 下面分别从语音、词汇、句法与篇章四个层面探讨译者对原文文体风格的再现。

(一) 语音层面

语音是传达美学信息的基本语言手段之一。原文音节节奏感强, 同时采用首韵、尾韵修辞, 使文章读起来犹如歌曲一般, 沁人心脾, 优美动听。语义层层递进, 一气呵成。如:

原文: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

水译:读书为学底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

王译:读书足以怡情, 足以傅彩, 足以长才。

何译:读书可以作为消遣, 可以作为装饰, 也可以增长才干。

曹译:读书之用有三:一为怡神旷心, 二为增添雅趣, 三为长才益智。

原文共有九个词, 短小精炼, 开门见山指出读书的作用。起句连用两个/s/音, 构成首韵修辞, 接着依次滑至双音节 (delight) 、三音节 (ornament) , 最后到四音节 (ability) 。同时这三个词结尾/t/和/ti/压了尾韵, 语音节奏缓缓递进, 完美契合了语义表达内容, 即读书的好处由自我娱乐到与人交际再到社会价值。由于英语是表音文字而汉语是表意文字, 因此语音层面的对等很难实现, 译者往往会忽略原文语音特征。如首韵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修辞手段, 因此往往不译, 四个译文也都没有体现首韵。但是前三个译文中核心词语:“娱乐”“装饰”“怡情”“傅彩”“长才”“消遣”“装饰”“才干”“怡神旷心”“增添雅趣”“增长才干”都由平声与仄声组成, 抑扬顿挫, 掷地有声, 干净利落, 再现了原文的节奏美感。同时王佐良连续采用三个“足以”, 语音重复, 形似首韵, 构成连绵回荡之音, 语音特征的体现略胜一筹。

再如原文“For expert and execute”兼用首韵与尾韵, 体现了韵律美。而水天同将其巧妙地译为“因为富于经验的人善于实行”, 从汉语的音韵表达形式中寻找与英文表达功能上一致的词语。而该结构在其他译文中没有译出。

(二) 词汇层面

Of Studies完成于17世纪早期, 语言为中古英语, 如“proyn”。文中还有部分拉丁语, 如“Abeunt studia in morse”, 单数第三人称用“-th”, 如“maketh”“doth”, 凸显形式的古典、内容的庄重。培根的语言对当今的英国读者而言, 算是半文半白了。所以, 水天同、王佐良与曹明伦译文再现了原作的语言风格, 译文中也采用部分文言文, 如:“底”“盖”“顶好”“那末”“然”“乃”“皆”“则”“之”“者”“其……也”等, 保留原文古朴的风格。同时水天同采用直译的方式, 词义基本与原文一致, 是四个译文中与原文在内容与形式上最为接近的一个。何新译文采用现代汉语表达方式, 语言形象生动, 通俗易懂, 但却失去了原文典雅的风格。

此外, 水天同、王佐良、何新、曹明伦四位译者分别将散文题目Of Studies译为“论学问”“论学习”“论求知”“谈读书”。Study字面意思是“学习;研究;学问”, 可见前三位译者采用直译方式, 使用概括之意, 而且在文本中均将studies译为“读书”, 似乎要与题目区别开来。曹明伦结合studies在文中的意思, 将题目译为“读书”, 前后呼应, 衔接紧密, 阅读更加顺畅。因此词义的选择不能拘泥于字面意思, 需根据语境、上下文力求选取最能够表达文体特征的词语。

(三) 句法层面

译者一般就原文句子的偏离现象, 会重新组织语言, 更换为正常表达。这样语言通顺流畅, 不会产生晦涩难懂的障碍。但是往往这种偏离现象是作者突出主题的一种手段, 具有一定的文体价值与美学意义, 因此翻译时应尽量保留。同时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内容更加形象、生动、具体, 译者需要忠实而优雅地传达句法层面的语言特征, 供读者细细品味。

如在阐释语音层面时的第一个例子中, 原文采用了省略与排比的句法特征。后面两句省略动词“serve”, 语言简洁利落, 语义明确突出。三个“for…”结构构成排比, 开门见山强调读书的益处。水天同与曹明伦译文将动词“serve”转译为名词“用途”与“用”, 并且与原文一致, 后面省略了该词。但水天同译文没有体现排比修辞, 而曹明伦译文使用排比与四字结构, 译文气势如虹, 语言凝练, 符合原文文体特征, 但字数超出原文近两倍, 略显冗赘。王佐良与何新译文, 按照汉语表达习惯, 将省略的动词补充出来, 何新译文读起来略为啰嗦, 没有体现原文简洁的风格。而王佐良译文虽对省略部分做了补充处理, 但译者洞察到原文精炼古朴的风格, 采用高度凝练的语言, 使用三个“足以”平行结构加以强调, 完美再现原文风格。再如:

原文:…for natural abilities are like natural plants, that need proyning by study…

水译:盖人底天赋有如野生的花草, 他们需要学问的修剪。

王译:盖天生才干犹如自然花草, 读书然后知如何修剪移接。

何译: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 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

曹译:因为天生资质犹如自然花木, 需要用学识对其加以修剪。

原文中“for”一词与前一句因果关系承接, 解释读书能够改善天资的原因, 同时运用比喻“like”将深奥的道理通俗化, 便于理解。除何译文外, 因果关系通过“盖”“因为”都得以体现。四个译文都将比喻译出, 同时进行了语序的调整, 将“study”置前, 将原文的被动句改为主动句, 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否则译文翻译腔较重。Of Studies使用被动句较多, 强调客观事实, 这也是英文较多使用的句型结构, 而汉语相对使用较少, 因此往往采用增译法翻译, 增加“把”“需”“为”“让”等词。此外原文“that”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 这在现代英语中已经消失, 翻译时可以通过词语的选择表现古朴风格, 如“盖”“底”“有如”等。显然, 句型结构无法达到的对等可以通过词汇弥补。这里“that”指代“natural abilities”, 与前一结构主语一致, 四个译文采用不同处理方式。水译文采用还原法, 用代词“他们”避免重复“天赋”一词, 遵循原文语法结构特征。王译文重组句子结构, “study”做主语, 省译“that”, 增加逻辑关系词“然后”, 疑问词“如何”, 语义鲜明, 可见译者语言功底之深。何译文同样省译“that”, 增译比喻词“好比”, 与前一结构形成平行关系, 与原文出入较大。曹译文将“that”译为“其”, 词性一致, 均为代词, 意义相同, 选词极为巧妙。此外两个四字结构“天生资质”“自然花木”与原文短语结构一致, 富于韵律, 是其他译文所不及的。

再如就“…be read, but not curiously…”一句而言, 读者一般会直接理解为“casually”, 意思是正确的, 但是细想一下, 为什么作者会用“but not”, 显然这也是一个强调结构。因为我们通常认为读书就应该从头至尾逐词逐句认真细心阅读, 而作者告诫读者这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读书方法, 同时引起读者兴趣, 想要知道如何正确读书, 自然而然会从后文寻找答案。这就是“but not”产生的文体效果。该词在水译文中为“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 尽显原文语言特征。而“but not”相应的译为“只需大体涉猎” (王译文) , “只需知其中梗概” (何译文) 与“可大致浏览” (曹译文) , 都将否定句变为肯定句, 尽失警醒的作用。

纵观全文, 译者都能够将原文的修辞展现出来 (如排比、比喻、类比等) 体现原文的语言美;省略的动词大多做补充处理, 形成排比, 使译文语言如行云流水般流畅。只是在语序、句子成分转换以及强调句的处理上, 译者采用的处理方式不同, 译文的质量也会受影响。

(四) 篇章层面

就篇章而言, 文体分析集中于语篇衔接手段的运用。Halliday和Hasan认为, 结构上的衔接是构成语篇不可或缺的要素, 也是语篇分析的重点[4]。衔接手段包括照应、替代、词汇衔接、逻辑联系等, 使得篇章中心意思明确, 主题突出。译者需正确分析原文衔接关系, 用目的语准确表达作者的真实意图。如原文的前两句中, 作者重复两次使用“delight”“ornament”与“ability”, 概括了读书的作用以及在生活中的具体表现, 衔接得当, 结构紧凑。除水译文外, 其他译者前后文采用同一词义, 前后照应, 重点突出。而在水译文中, “ability”分别译为“才识”与“长才”, 前后衔接关系不紧密, 弱化了主题概念。接着第四句作者阐述在生活中表现时需适度, 如“too much”, “wholly”表现出过犹不及的语意及作者不赞成的态度。这里作者再次使用“ornament”与“judgement”与第二句读书作用的表现遥相呼应。作为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与文学家, 培根擅长运用多样化的词汇表达主题, 这里作者没有使用同义词或近义词而是重复同一词汇, 体现环扣主题, 重点突出的文体特征。在第二句与第四句中, 水天同将“ornament”均译为“装饰”, “judgement”分别译为“判断 (事物) ”与“断事”, 基本与原文一致。而其余三个译文都运用了同义词表达, 削弱了环扣主题的功能。如王佐良将“ornament”分别译为“傅彩”与“文采藻饰”, “judgement”分别译为“判事”与“断事”;何新将“ornament”分别译为“装饰”与“装璜”, “judgement”分别译为“行事”与“办事”, 且词义与原文有出入;曹明伦将“ornament”分别译为“增添雅趣”与“寻章摘句”, “judgement”分别译为“处事”与“断事”。

因此, 我们要清楚词汇复现绝不是无意义的重复赘述, 而是有目的地使用一些关键词语来实现连接语篇的目的。词汇复现属于语篇中词汇衔接的一种手段, 起着强调核心概念, 突出主题思想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需准确识别复现衔接关系, 以此来确定译文选词。此外词汇链同现也是词汇衔接的一种手段, 是指一套词汇的倾向性。例如在“Bowling is good for the stone and reins;shooting for the lungs and breast;gentle walking for the stomach;riding for the head;and the like”一句中, 培根使用了类比, 阐述一个人心智上的各种障碍可以通过读不同内容的书得以解决, 正如身体百病可以通过适宜的运动加以调养。该句包含两个词汇链, 一个是运动项目:“bowling”“shooting”“walking”“riding”;另一个是身体器官:“stone”“reins”“lungs”“breast”“stomach”“head”。就第一个词汇链来看, 水译为“地球”“射箭”“缓步”“骑马”;王译为“滚球”“射箭”“漫步”“骑术”;何译为“打球”“射箭”“散步”“骑术”;曹译为“滚球”“射箭”“散步”“骑马”。原文采用动名词, 强调动作, 因此译文采用动词翻译是恰当的。四个译文大多采用动词, 但是有个别词汇是名词, 选词不够恰当, 如:“地球”“骑术”。此外保龄球也可以称为滚地球, 因此“打球”语义较泛, 不如“滚球”恰当。至于第二个词汇链, 水译为“结石”“肾脏”“胸肺”“胃”“头脑”;王译为“睾肾”“胸肺”“肠胃”“头脑”;何译为“腰背”“胸”“肺”“消化”“反应敏捷”;曹译为“膀胱”“肾脏”“肺部”“胸腔”“肠胃”“大脑”。“stone”的翻译是一个难点, 不能凭字面意思翻译, 在上下文中, 它应属身体器官, 因此“结石”一词是不恰当的, 同时“腰”指身体部位而非器官, 略逊色一些。“消化”“反应敏捷”与原文词义、类别均不一致, 原文美感尽失。比较起来, 曹明伦译文在词汇衔接上的处理最佳。

此外逻辑联系作为一种衔接手段, 不仅起连接句子与句子, 段落与段落的作用, 而且还显现了句子间或段落间语义层面与逻辑层面的联系。逻辑关系一般分为添加、转折、因果和时间四类。如在“Some books are to be tasted, others to be swallowed, and some few to be chewed and digested”一句中, “and”表并列添加关系, 一般译为“和, 又, 并且, 而且, 况且”。但经仔细分析, “taste”与“swallow”表示粗浅浏览书籍, 而“chew”与“digest”指细细研读, 前后呈对立转折关系。水天同、王佐良、何新均省略不译, 虽然符合汉语语义隐形连接的表达习惯, 但没有再现添加关系;曹明伦用“但”连接了各分句, 准确地展现了前后句子的逻辑关系。

英语是形合语言而汉语是意合语言, 即英语连词使用较多, 各成分间的关系一目了然, 而汉语中句子间或段落间的逻辑关系是通过语句的先后顺序、语义、上下文等间接地表现出来。因此,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不能对连接词的翻译生搬硬套, 需根据语义关系选择恰当的逻辑关系词。

三、结语

通过对Of Studies四个汉译本的对比分析, 我们了解到四位译者身处不同历史时期, 个人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等各不相同, 面对不同的读者需求产生不同的译文。水天同基本采用直译, 译文字数最多, 力求达到与原文语言与结构的对等;王佐良语言凝练, 警句迭出, 体现原文简洁凝练的文体特征;何新采用较多意译, 语言通俗易懂, 迎合了现代普通读者的需求;曹明伦翻译实践经验丰富, 采用大量四字结构, 语言优美, 尽现美学效果。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文学文体学在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重要性, 它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以及科学的理论基础, 强调了语言形式的重要性。译者需要充分了解原文的语言及结构上的文体特征, 在准确传达原文语言内容的基础上, 还要努力再现原文的文体特征及美学效果, 最终实现原文的文学价值及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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