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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0-05-11 11:30

今年,是中俄建交70周年。

上个世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送来了崭新的苏维埃文学。鲁迅在《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宣称:“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正是“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怀里”的苏联文学,使中国人民“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第一个把肖洛霍夫作品译介到中国

鲁迅所赞扬的,是当年进步文化界对俄苏文学的译介和传布。这里,我想谈谈周立波对肖洛霍夫作品的译介,也可称之为他们之间的“文字之交”吧!

肖洛霍夫(1905-1984)是享有巨大声誉的苏联文学家,其长篇杰作《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曾分别获得斯大林奖金和列宁奖金,他还荣膺列宁勋章和诺贝尔文学奖。

周立波被誉为“中国的肖洛霍夫”,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也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他参与拍摄的中苏合拍的文献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任文学顾问)同时获得斯大林文艺奖。尽管这两位文学家当年并没有当面交往过,但“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正是通过文学这个心灵的纽带和桥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早在上世纪30年代,第一个把肖洛霍夫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并给予很高评价的,就是青年周立波。

上世纪30年代肖洛霍夫写作《静静的顿河》时,正值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高潮时期,他毅然中断《静静的顿河》的写作,转而创作《被开垦的处女地》,于1932年写出第一卷,到1960年才完成第二卷。这部小说生动描绘了顿河一个哥萨克村庄格内米雅其向社会主义经济组织集体农庄过渡的艰难复杂历程,塑造了农业集体化领导者达维多夫等典型人物形象。周立波1936年转译的是此书的第一卷,与第二卷比,更充满疾风暴雨般的紧张气氛,洋溢着革命的激情。

历时四个多月的艰难译校

立波在《被开垦的处女地》“译者后记”中,交代了翻译这部小说的经过。

他盛赞这部作品“增高了苏联文学不少的声望,预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威力”。早在1935年,尽管时局“极为沉闷”,出版不容易,但许多青年朋友都鼓励他翻译这本书,准备大家出钱自己印。令人遗憾的是,他“为了左联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只译了3万多字就停了下来。后来,他找到此书的4种英译和日译版本,可以互相参照进行翻译,并得到“世界文库”的资助,下定决心重译。当时,热烈的国防文学论战(即“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在进行,他有几个月未能参加,每天从早到晚废寝忘食,“前后共费了有时只睡三四个钟头的差不多四个多月的时日”,才译校完全书。期间他得到周扬、杨骚和林淙的许多帮助,周扬还把全书从头到尾校阅了一遍,才交给上海生活书店,于1936年11月出版。

当立波翻译这部小说时,郭沫若也在翻译此书。当他看到立波的译本后不禁夸赞说:“比我的译得好!”放弃了自己的译作。据立波的孙女儿仰之回忆,30余年后的“文革”中,她爷爷在湖南“五七干校”时对她谈起这件往事“还很有些得意洋洋”。仰之点评说:“此事除了说明郭沫若有大家风范之外,也说明年轻的立波确有文才。”

《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卷)当年在上海出版后,大受读者欢迎。上世纪40至50年代,此书在延安、大连、北京连续再版发行,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

见证历史的两个“后记”

今天重读立波译作《被开垦的处女地》“译者后记”,最令人动情的是下面这段文字:

“读这本书的时候,翻译它的时候,常常感到它有一种温味的和谐的微笑。显然,俄国文学的传统的‘含泪的微笑’,传到这本书,已经变了质,微笑是一种尽心尽力的生活的欢愉,不再是无可奈何的强笑了,而眼泪只是属于过去。十月革命前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是悲惨的,这本书每一个重要人物,差不多都有一段悲惨的过去的插话。但是现在,他们都开始欢喜他们的生活了,而且还在尽力的开拓着人类的将来,他们能够笑,能够像达维多夫一样,胜利地,很有自信地说着:‘一切都属于我们,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但是我们不能够,我们还生活在他们的‘含泪’的‘过去’。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像他们一样的欢愉的笑?”

这段文字,写于1936年9月的上海。我之所以全文照录,是因为它写得实在太好了,从头到尾,围绕“笑”和“泪”做文章,情真意切,含意深远。研究周立波的青年学者邹理如此评论:“这最后的感叹包含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和译者强烈的情感信息,体现了国土沦丧在他心中激起的屈辱和悲愤。”因此,立波“对祖国命运的焦虑成为他接受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精神土壤”。我要说,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18年后的1954年8月,周立波在北戴河度假时,又对照一种英译本再次译校了《被开垦的处女地》,改正了一些地方,并写了一个“重译后记”:

“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中国还在蒋匪统治的黑暗时代里,重校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缔造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五年,我们生活在苏联一样的幸福的环境里。1936年,我在译者附记里说的‘我们还生活在他们的‘含泪’的‘过去’这句话,如今也成了过去。”

前后两个“后记”,成了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一个生动有力的注脚,也成了中国现当代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

正是出于对肖洛霍夫的热爱,周立波在《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一文中,3次提到肖氏及其主要作品,认为他同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等,都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名字,肯定他们的作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重大的革命影响”。

至于肖洛霍夫及其作品对周立波本身文学创作(包括《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的影响,那是读者和文学界所公认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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