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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07 11:04

王晓路 (以下简称王) :就文学创作的国际奖项而言, 诺贝尔文学奖无疑是目前公认的国际大奖。诺贝尔文学奖自从1901年设立颁奖至今, 已经有一百多位世界各国的作家获此殊荣, 其中1914、 1918、 1935、 1940和1943年因两次世界大战无法进行评奖;同时在1904、 1907、 1966和1974年度都同时颁奖给两位作家。虽然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也是颇受争议的, 而且对世人公认的大家也多有遗漏, 如托尔斯泰、易卜生、斯特林堡以及乔伊斯等人, 但每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 除了新闻传媒、出版机构、报纸刊物和文学团体均会对获奖作家进行专门的追踪报道、采访和全方位的评论外, 都会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对获奖作家的热读、评论和翻译, 同时也会激发各国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对获奖作家的创作特质产生浓厚的兴趣。而这些作家的作品也自然成为畅销书和文学必读书系, 并进入大学课堂教学体系, 成为师生阅读、讨论和研究的对象。可以说, 诺贝尔文学奖影响较之其他的奖项, 如欧洲大陆的布克奖或龚古尔奖等等, 要广泛和深远得多。它无疑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事件。

作为一个影响深远的国际性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首先体现在它相对完整、严谨、持续性和规范的评选方式之中。瑞典文学院共十八名院士,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首先要从这十八名院士中选出五位组成评选委员会进行先期工作。第一项工作便是审议世界各处提出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名单由世界各地具有推荐资格的推荐人提出的, 其中也有少数人是上一届留下来的名字。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章程的规定, 以下四种人具有推荐资格: (一) 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 (二) 各国科学院院士或相当于院士资格的人; (三) 各国高等学府中的语言和文学教授; (四) 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和副主席 (不包括理事、会员) ;推荐必须提交正式推荐书并附被推荐者的原著或译本, 由个人签署, 不接受团体的推荐, 推荐书必须在每年2月1日午夜前送达瑞典文学院, 逾时则算作下一年度推荐。候选人名单一般每年从几十名到一百多名不等。委员会先对名单进行筛选, 减到15名而后再继续讨论和筛选, 到了5月底最后减缩到5名。从6月开始, 院士们便仔细阅读最后五名候选人的作品。9月院士们提交正式的书面报告。然后进入每周四晚的讨论、辩论、投票, 直到人选中有一名候选人获得9票以上。如果一直无人达到9票以上, 可考虑颁给两人或延期至下一年。

尽管在历年的评选中存在着问题, 如上所述的对一些大家的遗漏, 但首要原因是对于文学创作这种极具个人色彩的文学符码的解读, 不可能有统一、客观和一致的标准。其次, 由于各国文化传统、文字符号的指涉功能有异, 因此, 翻译质量、文本的符码转换、文字符号背后的跨文化理解等要素是难以进行等值迁移的。第三, 推荐人所选的作家也是推荐人个人主观的偏好。诸如此类的原因使得文学奖的评选困难重重。所以, 尽管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有着庞大的资金支持和严格的评选制度, 其评选却成为一项越来越艰巨的任务, 并且涉及到愈来愈多的社会要素。“过去没有任何研究课题面临这样多的材料, 一群博览群书、经常是最富有文采和情感的人物, 不断地讨论当代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 以便在使自身的感受及这种感受的局限性与捐赠者的意志 (但这种意志非常模糊) 、全世界的建议、期望协调一致的情况下, 指出当时最杰出的作品, 并给它们的作者金钱与荣誉。”[1] (P.7) 因而, 这样一种由专门委员会进行反复筛选、阅读、比较而推选出来的作家, 便自然进入了全球化的一种期待视野, 成为社会各界共享的一个兴奋点。但是在各种各样的诺奖情结背后还隐含了种种社会力量和意识形态的竞争, 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必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实际上, 各国学术界均对诺贝尔文学奖相当关注, 有关的文献材料也是汗牛充栋。早在1986年, 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成员谢尔·埃斯普马克就已经指出, “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献早已相当丰富, 还不包括有特殊格调的连篇累牍的新闻评论, 它们使用专门的语言和多次重复的修辞概念。”[1] (P.5-6) 时至今日, 诺贝尔文学奖的文献和评论更是与日俱增, 不胜枚举。

笔者认为, 诺贝尔文学奖对20世纪以来的文学乃至文学研究的重大影响之一在于:它使得文学彻底地事件化了。这种事件化首先在于, 按照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旨意, 会使人们关注获奖作家的文化区域、关注获奖作家笔下用文字符号的编码所表征的社会、历史、族群、形象、意境和文化事件等等。比如当年对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区域作出选择, 就使得这些地区的历史、社会和文化问题受到空前关注。其次, 该奖当然会引发世界各国的文学界对获奖作家的创作经历加以追溯和考察, 对其具体的创作手法和艺术特征加以系统的研究。但相比之下, 前一项的影响是社会性的, 它使得文学与社会之间产生了一种共振效应。而后一项则主要是圈内反响, 它使得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产生新的入口。而两种影响均不可忽视。因而, 我们可以说, 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极具外力的文学生产机制。在这样一种全球范围内的文学生产体制下, 文学阅读、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均受到了难以抵御的外力作用。而这种外力作用转而会持续性地进入文学生产环节, 生发出这一生产链中的不同的产品。这是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所设立的文学机制难以到达的效果。诺贝尔文学本身必须也必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其缘由也正在于此。可惜我们绝大多数当代文学史、文学社会学、文学研究史、翻译文学史等等都将这一大奖排斥在研究的视野之外。

需要指出的是, 文学被诺贝尔文学奖彻底事件化的源头正是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被事件化。作为一种事件, 文学事件化与文化娱乐化、文坛戏剧化一样, 是传媒时代消费主义的产物, 这并不是件新鲜的事情。正如法国作家波拉·贡斯当 (Paule Constant) 所言:“我们的时代促生事件。一切都在竞相制造着事件:大字标题和感叹号都是。因为文学生活更多地被记者们, 而不是被真正的作家所引导, 所以它不能摆脱这一现象。”[2]问题在于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初衷和评奖标准并不是娱乐性或消费性的, 而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却悖论性地成为了大众娱乐消费的初级制造品, 传媒和出版界一起把这项大奖转化为了一起可供消遣和消费的文学事件, 这就颇有令人深思之处。

越是司空见惯的东西, 人们越是对它缺乏思考。已经被事件化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是一种或多种文化表征, 关注这些表征就是关注生产和消费中各种不同文化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同时关注这些表征还意味着合乎逻辑地进入文化研究, 进而印证了当今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由于这一问题对于整个文学研究的重大影响, 下面我们将就此专门进行讨论。

一、消费导向的共谋性

王:在新时期, 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的旅行, 使得文学已不仅仅再是文学界的事, 而首先成为了传媒及众多领域的共同关注对象, 作为捕捉新作家的探照灯、出版风向标、网络广告词和新闻公告牌, 诺贝尔文学奖使得文学成为一个由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记者、评论家、出版商、翻译家、网络公司等各行人士共谋的一个文学事件, 通过电台、电视、电影、网络、杂志、报纸和书籍等各种大众传媒, 而使诺贝尔文学奖进入平民大众的日常生活视野中。当人们像观看奥运会闭幕式一样观看诺贝尔文学奖的盛大庆典仪式、像谈论体育彩票一样谈论诺贝尔文学奖的巨额奖金 (今年是1000万瑞典克郎, 约153万美元) 之时, 文学本身就已经被淡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获奖作家本身的个人魅力、作品特质、人生的理解和艺术的表述均被奖金额度、照片、颁奖晚会、闪光灯、标题等等符号所覆盖, 余下的只是一个空壳的诺奖作家, 一个被包装为新闻炒作焦点、出版界卖点和评论界热点的新闻人物。于是文学消费被置换为传媒符号的消费。

诺贝尔文学奖是伴随着二十世纪以来的年度文化事件。而中国文学自这个世纪以来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它反映在文学类型、文学语言、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等整体层面上。而其中翻译文学无论在量和质上均是空前的, 而文学的学科化也同时进入体制。二者均是我们讨论中国文学现代性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我们今天的中文学科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在开拓人们的时空视域的同时, 也隐含了或规定了我们以线性思路看待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应当说, 文学体制和文学奖项中的一个根本性的目的, 在于不断唤起人们对以文学形式探讨人类共同问题的有效性有所重视, 即对这一人类精神探索形式中最为重要的形式自身, 拥有更为透彻的理解。

潘纯琳 (以下简称潘) :的确。身处消费文化之中, 诺贝尔文学奖, 尤其是二战之后, 却一直试图以对“纯文学”、“严肃文学”的奖掖来摆脱消费文化市场的强大控制。虽然在评选中, 由于当时当地、这样那样原因, 诺贝尔文学确实错失了许多大家, 但迄今为止的104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绝大部分都是名致实归、名不虚传。他们对整个20世纪以来文学、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也无庸赘述。诺贝尔文学奖日渐强化的独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也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认可。

但在消费文化、传媒文化、娱乐文化的合谋之下, 这样一种有着严肃和崇高目的——授予那些在过去一年中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五分之一授予在文学中创作了富有理想倾向的最优秀作品的人——的努力已被部分抵消。诺奖的年度评选结果 (新一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被消费文化作为原料纳入一个以传媒为主导的生产过程, 生产为一个文学事件 (新一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产生了) 。产品的消费价值就从文学价值转移到了娱乐价值。总之, 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使得自身被纽结到整个消费文化链条上, 还被演变为消费文化的助手, 成为了文学事件化复杂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事实上, 连诺贝尔奖本身都已经被演变为一个巨大的娱乐符号。影视界一直在不动声色地发掘和生产诺贝尔文学奖潜在的娱乐价值。早在1963年, 米高梅公司推出了据欧文·华莱士畅销小说改编、由马克·罗布森 (Mark Robson) 导演的影片《奖》 (The Prize) 。该片的主要故事场景就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音乐厅举行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当年那部风靡一时的著名影片《美丽心灵》也是以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数学家小约翰·福布斯·纳什 (Jr. John Forbes Nash) 为原型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更是电影改编最常用的数据库之一。

肖庆华 (以下简称肖) :是的。诺奖消息一发布, 国内外出版社就开始争夺获奖作家的作品版权, 各种学术刊物也竞相刊登相应的研究文章, 以迎合这样一个热点。这里不是单纯的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或文化产品的问题, 而是这一事件是由文化生产者、文化产品, 以及文化产品的需求者或消费者共同作用而完成的。这一共谋的事实再一次印证了文学艺术场的斗争的事实, 这是对传统审美文学研究的拷问, 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而言, 必须从一个空间结构和关系结构中去考察文学意义的生产。但是, 由于获奖作家作品的特殊性和文学性, 诺奖作品在我国图书销售市场上并不一定总是块金字招牌。

2007年的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 (Doris Lessing) 在英国知识界一直享有极高的地位, 但在国内并不为大众所熟悉, 学术界也未形成研究的热点。早在1999~2000年, 多丽丝·莱辛的两本经典作品《金色笔记》 (The Golden Notebook, 1962) 和《野草在歌唱》 (The Grass is Singing, 1949) 就被引进国内, 但销路一直不佳。在获得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后, 译林出版社曾以最快速度将她的两部经典作品《金色笔记》和《野草在歌唱》改换封面, 并重新再版3万册, 但并未出现去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图书销售那样的火爆局面, 莱辛图书销售不佳, 出现诺奖书遇冷。其实, 多丽丝·莱辛是一位对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兴趣的小说家, 作品多、风格变化大, 有时似乎很思辩, 有时似乎又很抽象。这样一个作家的作品自然较为难懂, 而帕慕克的作品带有一定的悬念性, 且笔法质朴, 读者比较容易获得共鸣。一般而言, 严肃文学作品的销售量靠的是细水长流, 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很少成为畅销书, 它们是长销书, 不是畅销书。

蒋欣欣 (以下简称蒋) :三位所言甚是。历经百年的诺奖评选及其引发的热潮可以说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背景里文学观点、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史实般的记录, 而当下被文化产品生产链上诸环节共谋打造的诺奖则沦落为消费文化时代“经济利益”的“副现象”。有论者曾在中国教育新闻网上一针见血地指出, 从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来看, 国人对诺奖的反应可分为三类, 其中之一就是“用”。持此种心态的人深谙市场之道, 在他们看来谁获奖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奖是一个能为他们带来滚滚财富的商机, 因而他们总是赶在第一时间包装、推出获奖者的作品, 以抢占市场的“制高点”。

1993年诺奖得主美国非裔女作家托尼·莫里森 (Toni Morrison) 在其获奖之前曾备受指责。然而, 一旦她问鼎世界文坛的消息传出, 主流评论界和出版界便陡然转变态度, 大量刊登和出版她的作品、书评和评论文章, 有的甚至前后矛盾地大加称赞她曾被谴责的不足, 其中要数《纽约时报书评》为最。随后, 莫里森的力作《宠儿》 (Beloved, 1987) 又于1998年由试金石影业 (Touchstone Pictures) 和哈帕电影公司 (Harpo Films, Inc.) 耗资2100万美元改编成电影, 其导演是曾获奥斯卡奖的、好莱坞最受尊敬的电影制片人之一的乔纳森·戴米 (Jonathan Demme) , 女主人公则由哈帕娱乐集团董事长、电视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 (Oprah Winfrey) 扮演。影片生产公司花费巨资制作、邀请美国娱乐界重量级人物加盟以及经销商频频推出宣传攻略 (前两位都曾在现场访谈节目中大力推荐该片) , 想必是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眼球, 但是, 影片《宠儿》却没达到预期的票房 (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此外, 莫里森的另一作品《乐园》 (Paradise, 1998) 也被改编成电视连续短剧, 多部作品被制作成盒式录音带。可见, 诺奖被视为有利可图的商机, 而获奖者及其文学作品一旦被抛入消费文化的浪潮, 暂且不论原作的纯文学性和语言魅力是否为了迎合消费者的趣味而有所改变, 他们都成了生产者和经营者共同制造的文化商品。

二、消费导向的消解性

王:文学事件本身意味着多重含义。这种含义除去对文学的影响和冲击之外, 还可能是对文学本身的装饰、加工、遮蔽、谋杀甚或是强奸。但是事件本身并不完全是负面的。其实中国进入新时期之后, 一直有一个为文学自身正名的启蒙任务, 即还文学的本来面目。文学主体性的讨论在当时是非常热的。而英美的新批评方式得以大规模地进入中国, 和中国国内文学界发上了几乎是全方位的对接, 也绝不是一种学术的偶然性。新批评 (其实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 看重文本本身, 而将文本环境的因素置于解释之外, 以某种技术性的、“科学”的方式解读文本等等做法, 在中国则是对计划经济时代以单一的、文本外部的社会和政治文化取代文学文化自身的一种反动。应当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 包括对文学本身的回归, 是中国知识界所认同、并承担的一种启蒙再现。而在九十年代, 市场化和商品化将传统的文学观念带入到了文学的转换生存之中。“玩儿”文学伴随文学的数码形式和新文类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新时期的文学景观。学界共同的启蒙内存被分割为无数的娱乐数据。这实际上说明文学的传统功能在发生着变化。

一般而言, 一个社会由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要素构成一平衡结构。如中国文革期间, 后两个要素均被第一要素所人为替代, 因而在经济上中国大陆到了边缘、而在文化层面上也只剩下了几个样板戏而已。由于中国文学的“载道”功能在长期的历史中被反复加强, 因而文学在新时期之前实际上被附加了某种神圣性, 作家也多被赋予了巨大的“革命使命”功能。而在新时期, 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逐步获得了拨乱反正, 还原其各要素的本来功能。文化也同其他领域一样, 处于“搞活”后而“规范”前的时期。其实各综合实力型的国家都发生过类似的过程。在这样一个时期, 市场化因素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样一种消费文化市场的作用下, 文学现实以各种形式被文学娱乐事件置换、被取消、甚至消解了。人们赌牌、赌马、赌球, 现在开始“赌奖”, 比如赌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历年来在欧洲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风向标”的英国博彩公司“立博”, 在2007年莱辛获奖前夕开出了获奖赔率。2006年, 该公司曾成功预测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为文学奖得主。2007年, “立博”把意大利小说家、随笔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列为大热, 更为他开出5:1的赔率, 而首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名单”的澳大利亚诗人莱斯·穆瑞和美国作家菲利浦·罗斯紧随其后。

潘:是的, 由于文学的主观性以及评选的难以量化性,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五项诺贝尔奖中最具争议的奖项。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和瑞典文学院也为此而屡遭指责。而以投入/产出盈利性的文化产业公司却一眼看中了这种争议性和无法预料性, 对其大加利用、甚至推波助澜, 把好端端的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硬生生搞成了一项新的娱乐和赌博。在这一事件中, 文学元素的重要性显然已经消失殆尽, 真正的兴奋点偏移到了文学之外。

世界杯和欧洲杯都是四年等一回, 而且在7月就已降下帷幕。奥斯卡奖是每年年初的娱乐焦点, 而从斯德哥尔摩传来的诺贝尔奖消息则是每年11月最有看点的娱乐事件。诺奖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全世界11月的各种媒体, 掀起每年度最后的娱乐热潮。不甘寂寞的文学界积极参与到其中, 却不无失落地发现文学仅仅作为这一热潮的背景性元素而存在。

肖:其实文学事件中的消解性, 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文化结构无法避免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高度开放性、流动性和组织化, 已消解了传统社会的差异和距离。这就为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同质化和普泛化提供了一个基础, 而正是这一基础, 成为现代大众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以前许多的禁忌正在或已经瓦解, 新的游戏规则正在或已经取而代之。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 文化或文学成为一种动态的活动, 参与者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文学事件中的消解性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 在文学艺术场之中, 参与者围绕着各自不同的话语而进行争夺, 其结果是不同的参与者进来, 以便谋得某种有利的地位。传统的文化产品的流通和接受中所特有那些边界和限制在消失。

蒋:这一点在国内的“诺奖情结”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每年诺奖得主发布之前, 国内各种刊物、网络上都会出现“今年诺奖花落谁家”等类似的醒目字符, 之后呢, 又会相应地刊登一些“酸溜溜”的“说法”、“诺奖之我见”。不知这些“评论者”们真正关心的是文学本身, 还是诺奖事件呢?而那些梦寐以求跃出“龙门”的作家们, 并不是把诺奖的获得或者提名视为一种表彰文学成就的终身荣誉, 而是谋求权利和金钱的资本。于是, 中国的“诺奖情结”从以往为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产物又日趋演变为政治化、经济化的双头蠕虫, 在某些国人的头脑里作怪。

三、消费导向的时尚性

王:是有一些情绪化和简单化的现象。但我们必须看到, 中国新时期以来许多迎合市场的“身体”写作, 其所谓“先锋性”却并不被国际笔会的文学人士所看好, 其原因是不证自明的。但是还有另一种倾向, 即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 将诺贝尔奖一律简单地冠以“霸权”“中心”, 而缺乏对文学作品本身、对获奖作家本身深入、理性的观察和分析。诺贝尔奖肯定是意识形态的反映, 问题是对这种意识形态产品的分析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分析。情绪化并不能解决理论的定位。

此外, 作为事件化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成为时尚消费和间接消费的对象。每年推出年度得主的诺贝尔文学奖, 就如每年的奥斯卡影帝或葛莱美音乐奖得主一样, 代表了当年的流行和时尚。获奖作家一夕获奖, 便迅速走红, 成为流行偶像和阅读时尚。而当下一年的得主出现的时候, 去年的获奖作家又会被人们所淡忘。英文中就有“Super stars are stars in the sky, but will be forgotten tomorrow. (巨星犹如天际的繁星, 但转瞬即逝) 。不过真正的文学家, 如诺贝尔文学中的许多获奖作家, 都以自己特殊的艺术编码方式对诸多人类共同的问题进行探索。如族群、性别、阶级、环境等等。这些作家如同哲学家、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一样, 以其文学思想洞悉人类的苦难和生活的意义。这样的作家成为某一时期的时尚就不完全是一种坏事儿。只是这些作家和作品在市场消费的一味导向下, 其真正值得推崇的精神价值就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深入的讨论, 由此这种价值就极有可能被遗忘。

潘:目前许多读者在选择读物时首先考虑的是时尚性, 只选流行的, 不考虑经典的。“地球人都知道”成为新的阅读标准, 诺贝尔文学奖因其全球性影响和权威而成为效果惊人的促销广告, 诺奖成为畅销的同义词。出版社开始密切关注诺奖的惊人促销力, 围绕诺奖的版权争夺战开始如火如荼地越演越烈, 诺贝尔文学奖越来越成为出版界的指挥棒和点金指。

当年奈保尔获诺奖之前, 国内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奈保尔的译作是花城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米格尔大街》 (Miguel Street) , 该书仅印了5000册, 但直到奈保尔2000年获奖之日, 花城的库房里还有存书。诺奖之后, 国内各大出版社相继出版了《河湾》 (A Bend in the River) 等8部译著, 并很快再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又于2007年12月推出奈保尔的系列作品, 包括他的处女作《灵异推拿师》 (The Mystic Masseur) 及其封笔长篇《魔种》 (Magic Seeds) , 均为首次译介。这套作品还将推出《自由国度》 (In a Free State) 和《半生》 (Half a Life) 的中译本。同一作家, 前冷后热, 诺奖把奈保尔变成了图书市场上的一个畅销符号。由此可见, 人们消费的其实更多地是诺奖这一概念而非诺奖作品本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诺奖光环对于书籍的包装效应成为了值得我们深究的一个研究课题。

这是因为, 消费文化已经把商品世界塑造成一个整体性的符号象征体系, 消费不仅是对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 而更多成为人们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的主要形式。这种情境下, 人们消费的只是某种概念和符号。而这种符号象征体系的真正制造权掌握在各种跨国公司、商业广告和大众传媒手中。他们合谋的结果是把各具个性的诺奖作家一一符号化为按年度编号的消费品。如“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一命名就在无形之中取消了V.S.奈保尔的独特性, 而将其置换为系列化的商品符号之一。

肖:的确如此。在消费社会,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想象力和时尚的结盟, 即从生产英雄转向消费偶像。因为时尚是人为的、刻意的, 它可以借助于想象力, 通过某种符号的表征, 借助于一种强制性, 对人施以影响。获奖作家所创造的来自于艺术创造内在逻辑的风格却被这种时尚性所遮掩。在这热闹非凡的时尚中, 真正的人文精神也随着时尚的生产、时尚的流通和时尚的接受而流失殆尽。诺贝尔文学奖也无法逃脱消费意识形态的桎梏, 作家的作品借助于文化上的权威性的、强制性的命名, 对大众施加影响, 进而实现市场价值。当然, 这种时尚性也得依赖一批真正的流行时尚的追随者和主要消费者。因为在一个大量文化复制社会里, 有大批具有较好的文化教养和生活条件, 有一定的读写能力, 对大众传媒诱导很依赖的接受者。

在多丽丝·莱辛的众多作品中, 性别空间的书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因如此, 许多出版社在此点上大做文章。如国内有的出版社将她的代表作《金色笔记》改名为《一个女性的危机》, 或者将其作品的封面设计成畅销书的样子, 以此期望引起读者的关注。其实, 在莱辛的性别书写中, 有一种更深切地对人性的理解, 那是成熟后的练达, 洞悉世事后的悲悯。所以, 她的作品不拘泥于一般的性别问题的小说, 也不同于一些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 而是超越了性别的立场, 看到的是人性。对于一个只关注性别编码作品的读者来讲, 无疑会丧失莱辛作品中最精华的部分, 那就是对人性的深深理解和同情。作为一个严肃作家, 面对这个分裂的文明世界, 莱辛也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阅读的重要、人文精神和传统的重要。所以,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瑞典皇家科学院对莱辛的选择是对文学史的忠诚与尊重。

蒋:或许可以说, 诺奖成就了一时的经典, 但不排除文学大师们创造的真正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的永恒经典。这里的“一时的经典”主要是指那些以热门的诺奖得主及其作品为其所用的研究者和出版商生产的诺奖副产品。比如, 1993年诺奖之后, 托尼·莫里森研究不仅成为美国国内评论界的热门, 而且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学者纷纷翻译莫里森的作品、撰写莫里森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尽管世界范围内的莫里森研究涉及种族、性属、比较研究和文学的“普遍”范式等诸多领域, 一致的是, 各个国家、各种派别的有意者都是从各自的视角和目的出发, 把莫里森建造成自身的代言人。于是, 众多面目不一的“莫里森”就出现了。为此, 莫里森曾在访谈中抱怨某些评论家忽略了她心里想说的东西, 并希望他们能够明白她的意思。经典不应是转瞬即逝的时尚, 而是经久不衰的人类智慧的结晶。

四、消费导向的猎奇性

王:一旦诺贝尔获奖作家成为了被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对象, 他们所有的一切也都会进入市场, 被这只无形的市场之手所提取, 使其成为生产环节中的产品。就如追星族和粉丝们热爱明星的八卦一样, 历届诺奖得主的生平逸事也是被传媒大肆宣扬、津津乐道的。作家们的生活经历、个人习性和偏好、尤其是情感经历和个人隐私被会被无孔不入的媒体暴露无遗, 成为市井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文学课堂上的奇闻轶事。

潘:每次诺奖的消息发布之后, 通过报刊杂志、电视电台和网络报道, 我们可以了解到作家们各种各样的逸闻趣事: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对于所获巨额奖金的反应 (我可以为自己买来自由, 金钱意味着自由, 能够休息一年是非常美妙的事) ;2006年得主帕慕克曾被判侮辱土耳其国格罪;2006年得主莱辛曾经离过两次婚等等。总之, 出版和传媒一直在致力于公众的兴趣点的转移。

只有当公众的兴趣被成功地从作品移开而投注到作家身上, 从文学本身转移到文学事件的当事人, 诺奖作家作品的新闻性、娱乐性才能充分彰现, 而商机也才能够被人为制造出来。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莱辛获奖之后, 我国几家大型的购书网站都作了专题促销:如卓越网专题 (http://www.amazon.cn/static/gl_071015_bk_laixin.asp?source=langlangmaster) 在推出了莱辛的6部作品外, 还连带推出了“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回顾”, 一共链接了71部作品;而当当网专题 (http://www.dangdang.com/zhuanti2006/8025.shtml2007) 除了莱辛3部作品和“新世纪的诺贝尔的大师们” (包括06年的帕慕克、04年的耶利内克、03年的库切和2000年的奈保尔) 外, 还连带推出了2007年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物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 的5部作品。这种连环促销效应所形成的消费动力正是商家们利用人们的猎奇心理一手炮制出来的。

肖:因为在一个大众消费的社会里, 整个社会的审美趣味也在发生转变, 即从雅趣向俗趣的渐变。一些曾经被不屑一顾的东西, 如媚俗的、猎奇的、性感的等却成为受欢迎的东西。这种猎奇性一方面加速了整个社会对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观念的接受, 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主体与客体, 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但另一方面, 猎奇性也说明受众对陌生感的追求。因为一个新的文学巨星的东西, 总是以“他者”的面目出现, 陌生的事物最终被体制化和熟悉化后, 而却失了原有的功能, 受众对边缘非文学的追捧,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对传统文学和体制的颠覆和挑战。同时, 正是在市场猎奇性的怂恿下, 国内一些作家也试图赶时髦, 玩概念。民生关注, 公共关怀, 离文学越来越远。其实, 中国作家不要忘记:出色的文学作品都能浮现出作者对当代社会处境的深入反省,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委员是很看重这种素质的。

蒋:猎奇确实具有两面性, 而诺奖引发的猎奇心理则在消费文化的多个向度上对受众发挥着引导作用。比如, 关注作家的生平或许会导向对隐私的挖掘, 同时, 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方面的积极效果, 也就是, 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家的个人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再如, 对具有特殊身份的作家的兴趣有可能会被引导为对其身后的特殊民族、地域和文化的注意。诺奖近年来的评选结果揭示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即对弱势文化、弱势民族的倾斜和强势与弱势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的推进。这正好体现了诺奖作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文学最高奖项的价值之所在, 即全球区域化的文学不仅能够适应大势所趋的全球化规模, 而且能够发扬区域本土的文学独特性。对诺奖猎奇心理的正确引导可以让我们摆脱对表面琐事的纠缠, 而认真对待所谓的“奇”, 这不正是对诺奖消费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些许纠正吗?

小结

诺奖的确引发了林林总总的事件和论争, 但其实这也说明, 文学家依然是有社会地位的, 经过诺贝尔评选委员会的筛选, 更是加强了这种地位。我们就此应当感谢诺贝尔当年那份目光远大的遗嘱, 明确地把文学列入其中, 与物理学、化学、医学和和平相并置。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的时代, 文学影响力正日渐消退、文学价值也日益失落的今天, 诺贝尔文学奖始终坚持以如此慎重、如此严谨的方式来对待文学, 这本身就是文学的一大幸事。如果说, 诺贝尔文学奖对我们还有什么启示的话, 那就是:文学是需要一辈子投入和守望的事业, 它与浮躁、炒作绝对无缘。其实消费文化的市场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将诺贝尔文学将连带其文学通俗化和卡通化, 其结果也是两面的。

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举世闻名的世界顶级奖项已经走过了百年的路程, 它不可避免地、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的文学和文学研究的进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 世界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迁, 已经引起知识界的极大关注,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这些问题, 并试图作出各种解释。我们今天只是对一些现象略加讨论, 如若我们以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的事件化作为个案切入口, 则可以追根溯源, 把握诺奖世界百余年的历史脉络和内在根源, 解开历史变迁中让人费解的谜, 通过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研究来加强中国文学研究在新时期与世界文学的互动。与此同时, 我们还需通过诺贝尔文学奖对文学的事件化, 来反思传统的文学审美研究, 探讨文化和社会的复杂关系, 进而为当代中国文化转变研究提供所需的整合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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