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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1-02 07:03

复译研究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 其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随着翻译研究重心由“翻译成品”和“翻译能力”转向“翻译过程”, 有关译者“声音” (又称译者主体性) 的研究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前, 复译和译者的声音研究多集中在文学翻译领域。一方面, 复译是文学作品“生命”延续的必要手段, 由于受文化、经济发展和人们认知的限制, 文学作品的初译本可能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 以初译本为基础, 重译本1能够做到更加忠实于原作。另一方面, 不同于法律、科技等文本, 文学作品的意义具有多重性, 知识水平、文化水平、专业技能不同的译者对于同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也会存在差异, 主要体现在译者翻译策略的选取、语言运用等方面, 这也被称为译者主体性, 即译者声音的体现。因此, 文学作品复译中译者的声音研究也就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点。

当代翻译研究中, 目前针对复译现象的理论研究和分析不足, 译者声音的理论研究仍有待加强。此外,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 将两者相结合进行研究实属罕见。同一时期和不同时期产生的重译本均为译者声音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重译本中的多重声音之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关系。一部重译本不仅体现了它与原作及其副文本的联系, 而且体现了它与现有译本及其副文本的密切联系。重译本中存在多种声音, 而这些不同的声音通常会受到重译本译者的影响, 通过译者的选择得以呈现。本文将对复译研究及复译中的多重声音研究进行梳理, 总结其研究优势与不足, 并做出展望。

一、文学作品复译研究

20世纪九十年代初, Bensimon、Coupaye[1]和Gambier[2]最早开始进行复译研究, 但直到最近几年, 复译研究才因重译本与初译本之间的充分可比性成为西方译界的一个研究热点, 并得到长足的发展, 研究日益深入。“复译”包含“翻译成品”和“翻译过程”两层含义:作为成品而言, 复译指一个源文本译入到同一目的语的第二个及之后的译本;作为过程而言, 复译一般指在不同时期产生的翻译现象, 有时也包括同一时期的翻译[3]。复译现象可以揭示一定的翻译规律和翻译研究趋势[4], 也可以“反映翻译活动的本质和特性”[5]。现有研究表明, 复译是一个复杂的翻译现象, 应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翻译准则、意识形态、译者主体性和文本的互文性相结合。

(一) 复译的动因

目前, 复译的动机或原因依旧是复译现象研究的焦点[6]17。老化说、“复译假说”是当前解释复译动机的主要理论。Berman首先指出原作会永远保持“年轻”, 而译作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老化”[7]。每隔三、四十年, 一部译作就会丧失其“生命力”, 失去了向当代读者传递信息的能力[8]31, 这是因为语言时刻处在不断发展、演变和完善的过程中, 而随着语言使用的变迁, 早期的译本有些已过时, 就需要重译[9]35, 因此, 重译本的产生是必然的。罗国林也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 语言的演变, 到了一定的年代, 作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世界名著, 原有的译本已经不适于读者阅读, 就必须有新的译本取而代之。”[10]Bensimon将初译本比作引导性文本, 认为初译本旨在提升源语文本在目的语中的接受度。Berman认为, 复译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初译本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 可能不完善或不完整或因使用了归化策略导致译作偏离原作。Bensimon和Berman的观点构成“复译假说”的理论基础。Chesterman对“复译假说”做了这样的解释和描述:“重译本比之前的译本更接近原作。”[11]换句话说, 初译本通常以目的语文化为导向, 采用归化策略以拉近源语和目的语文化上的距离;而重译本则通常以原作和源语文化为导向, 向读者呈现更加真实的原作和源语文化。事实上, 很多文学翻译作品确实遵循了这一理论假设。Paloposki对芬兰1809—1850年间的翻译研究恰好印证了“复译假说”[12]。该时期为外国文学作品译入芬兰的开端, 这些文学作品首次翻译成芬兰语, 或多或少都采用了归化策略。

老化说、“复译假说”等观点认为时间跨度和翻译老化是复译产生的主要原因, 但并不是复译产生的全部原因, 复译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复译不是源语文本内在价值的产物, 而是其所在的目的语语境的产物[9]27, 更确切地说是社会政治和文化语境的产物[13], 因为目的语历史、文化和语言环境的变化[14], 意识形态和翻译规范的变迁[15], 目标读者群体及其阅读品味、需求和对源语文化知识的掌握也在时刻改变 [16], 译者群体也在发展并适应新的语境[15]。任何一种影响因素发生变化时, 都会促使复译的产生。

(二) 文学作品的复译

复译研究在非文学翻译领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6]28, 如文学理论复译[17]、欧盟各类文件复译[18]、科技文本复译[19,20]等, 但是, 这种复译行为是一种无用的重复, 应当避免[18]。这是因为非文学文本大多属于以传递信息为主的信息型文本, 注重内容的客观性, 其“语言简洁、朴实”的特性决定了其文本解读的单一性。相比较而言, 复译主要集中在文学翻译领域, 事实上, 复译最多的依然是经典文学作品和戏剧[21]。文学领域的复译通常被视作一种积极的现象, 因为复译赋予了源语文本多样化的解读。

文学作品与复译现象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 可以说, 复译使文学作品成为经典, 而经典文学作品则会促进新的复译[22]。一部文学作品之所以被称之为经典, 因为其在源语或目的语文化中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然而, 由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初译本已不符合人们的阅读习惯, 同时, 由于早期的译本对于原作的理解不够充分, 可能存在误译、漏译等, 因此, 重译本的出现就成为一种必然, 即改正、修订原有译本中的错误, 传达原有不完整的译本未能传达的原作精神, 再现原作的风貌。复译是一部文学作品在译入语文化中不断完善、不断获得新的阐释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文学作品的流传时间得以延伸, 并发挥“桥接不同文化和时代的功能”[8]13。一部文学经典作品价值的体现, 是作者、译者和读者互动的结果, 译者的翻译必须立足于作者创作时的语境, 并兼顾不断变化的读者的语境, 因为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在复译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每个译本都是特定语境的产物。译者应当采用多元化视角, 运用语言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构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而这种多元化视角也恰恰正是“推动翻译研究深入发展的动力”[23]。

二、译本中的多重声音

“声音”常指译本所反映的译者主体性和译者对其翻译过程或译作的思考。在翻译研究中, 我们有必要对两类主要的声音进行区分, 即文本的声音和语境的声音。文本的声音是译本的一部分, 如叙事声音、人物角色的声音和文本所反映的译者声音等。语境的声音则与翻译过程的社会性相关, 也就是与那些创造、推介和评价译本的个体相关。语境的声音也是通过文本得以体现, 但不同的是这类声音出现在译本的语境中, 而非严格意义上讲的译本本身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这两类声音是相互关联的, 虽然通过译本难以将这两类声音区分开来, 但如有关于翻译过程的详细记录便能够实现[24]5。

(一) 文本的声音

译本中可能出现多种文本的声音。首先, 译本中存在一种或几种叙事的声音。其次, 一部文学作品, 尤其是文学叙事作品, 会有很多人物角色, 每个角色都有其独特的声音, 读者通过这些独特的声音可以了解人物的年龄、阶级、种族、社会和教育背景等基本情况。Assis Rosa通过对比分析原作和译作发现, 作品中人物角色独特的声音在翻译过程中通常被译者忽视, 因而在译作中未能得以再现[25], Taivalkoski-Shilov也认为, 声音的问题在翻译过程中通常被简单化[24]9。

一般来讲, 只需通过对比分析原作和译作及不同译本便能够十分容易地捕捉到叙事者和人物角色的声音。Taivalkoski-Shilov考察了小说《鲁滨孙漂流记》 (Robinson Crusoe 1719) 的六个芬兰语译本对Friday这个人物的声音所采用的处理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研究表明文学作品中人物角色的声音能够反映译者的声音和翻译目的。阅读和评价译作时, 很多读者、文学评论家和学者通常认为一部译作仅仅是由原作作者创作的。Folkart[26]51和Hermans[27]通过列举大量实例意图证明, 译作的用词 (如专有名词、文化专有项和文字游戏等) 并非是原作者原本使用的, 而是译者创造的。Alvstad[28]发现虽然译作中有很多地方都能说明该文本并非原作, 很多读者 (包括专业读者) 在阅读和评价某个译本时仍将其视为原作, 这很有可能是出版商和译者可能达成了某种“翻译约定”, 引导读者在阅读译作时将其视为原作。

(二) 语境的声音

从本质上讲, 翻译通常是一种合作行为, 而Jansen、Wegener根据Stillinger提出的“多重作者身份”[29]的概念, 创造性地提出“多重译者身份”这一概念, 意指与翻译活动相关的个体之间的复杂关系。Jansen和Wegener认为, 除译者之外, 参与翻译活动的个体还包括原作作者 (如原作作者参与译者的翻译工作) 、作者的经纪人、销售人员、编辑、校对及图文设计师等。这些个体都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最终产出的译本, 地道的译文不仅是译者个人的选择, 同时也受编辑、出版商和评论家的影响, 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都持有相同的观点, 因为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

“多重译者身份”包含三重概念, 即翻译过程中的“多重译者身份”、翻译成品中的“多重译者身份”和多重译者身份中的权威性。从翻译过程的角度来看, 多重译者身份强调翻译过程各个阶段主体间相互沟通、协商并争夺各自对译文的影响。翻译过程中的多重“声音”是指参与同一翻译项目的主体, 但其观点很可能并不统一。就翻译成品而言, “声音”指的是参与翻译工作的成员在译作中留下的个人痕迹。从多重译者身份中的权威性角度来看, “声音”与翻译过程中主体所承担的责任问题相关。就译作而言, 研究者很难从中找到不同参与者留下的痕迹。然而, 这些参与者可以通过副文本体现其存在感。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添加脚注、尾注, 有时还会参与前言或后记的撰写。参与翻译活动的个体及其行为, 以及行为发生原因的有关信息并不像译本那样随手可得。诚然, 我们可以通过简介、前言等内容来描述语境的声音, 但如果能够获得译者或编辑的通信稿件、原作作者的建议、对相关人员的采访和未出版的初译稿等材料, 并对这些材料加以考察, 研究便能够更加深入。

虽然译者主体性研究在近几年受到广泛关注, 但翻译工作的准备阶段、出版及译作接受过程中的其他主体 (如编辑、出版社和评论家) 还未得到学术界足够的关注。Susan Bassnett指出, 翻译过程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操控文本过程产生的复杂原因, 即如何选取翻译文本, 译者在这种选择中扮演何种角色, 编辑、出版商和赞助人又分别扮演何种角色, 译者选取翻译策略遵循哪些标准, 以及译作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接受程度等[26]23。

三、文学作品复译中的译者声音及其研究途径

文学作品的复译研究和译者声音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但是将二者结合的研究, 即复译作品中译者声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复译作品中的主体主要包括原作者、初译者、复译者、编辑、出版商等, 他们在复译本中彰显着各自的声音并影响复译本的最终形成。

(一) 文学作品复译中的译者声音

译著不只是译者对原作内容的简单复述[26]26, 同时也是体现译者声音的再创作。那么, “在阅读一部小说的译著时会听到哪些人声音?”[27]读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阅读译著时并非直接接触到原作作者的声音, 他们接触到的是译者的声音。谈到复译, 我们也应当思考这一问题:在阅读一部文学作品的重译本时我们会听到谁的声音?是原作作者的声音, 还是初译本译者的声音, 又或者是重译本译者的声音?或是三者的声音皆有?重译本译者的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初译本译者的影响, 但一直以来, 初译本译者和初译本在复译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研究者可以通过对译本及其读者接受情况进行分析, 借助译者在前言、后记、注释和访谈等副文本中对其翻译过程的描述研究文学作品复译过程中初译本译者的声音。

Koskinen 和Paloposki认为, 复译均以最早的译本为基础, 因为每位重译本译者都是在与初译本译者进行有益的对话[30]。她们的研究通过分析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的芬兰语译本, 分析几位重译本译者如何同著名的初译本译者Pentti Saarikoski进行对话, 探讨Saarikoski的声音以何种方式出现在重译本中, 以及重译本的哪些词句仍带有Saarikoski的声音。研究使用1973年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影响焦虑”这一文学理论分析重译本译者与初译本译者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尽管重译本译者有意识地尽可能避免初译本译者的影响, 然而, 在实际翻译过程中却难以实现。

Whitfield以Huber Aquin的政治小说Prochain épisode (1965) 为个案, 分析该小说的第一个英语译本与重译本相隔近三十年间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带来的影响。研究将原作、初译本和重译本置于一个复杂而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中, 在此基础上对文本内的声音和文本外的声音进行考察, 在一个特殊的后殖民语境中探讨重译本中存在的多种声音。

(二) 文学作品复译中译者的声音研究途径

复译作品中的译者声音应通过文本与语境进行研究, 其中, 文本研究是主要途径, 因为文本能充分反映复译者的语言特征, 及其与原作者和初译者之间的关系。语境研究则多指作为“多重译者身份”主体的编辑、出版商等在复译过程中对复译者及译本的影响。

1.文本声音的研究

根据译者在复译过程中使用参考文本的数量和种类, 可将复译分为两类:单一型语际复译和复合型语际复译。

第一类复译仅以原作为翻译依据, 译本中存在的主要声音是原作作者的声音和译者的声音。此类译本主要受译者的知识背景和所处时代背景的限制。若重译本与初译本在同一时期完成, 译者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同, 研究重点应当为不同译本在翻译策略上的异同及重译本译者如何通过其使用的翻译策略展现其独特的声音。若重译本与初译本具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不同的时代需求和意识形态必然通过译者的声音在译本中得以体现。同时, 重译本中也必然体现着不同于初译本的遣词造句和文体风格。重译本与初译本的对比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梳理不同历史阶段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的流变[31], 促进翻译研究发展。

第二类复译以原作为主要依据, 以一本或多本已有译本为参考依据, 重译本中不仅存在着原作作者和重译本译者的声音, 同时, 由于重译本译者以已有译本作为参考, 就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影响, 使新的译本带有其他译者的声音。这是因为, 旧译虽然可能存在不足之处, 但译者不同的时代背景、知识背景和阅历会使其对原作的理解有着独到之处, 翻译也因此必然存在妙处。这样的重译本中杂糅着多种声音, 应当成为研究的重心所在。我们可以通过对比该重译本与译者参考借鉴的已有译本, 探究新的译本哪些地方展现出译者独特的声音、哪些地方夹杂着已有译本译者的声音。译者独特的翻译是源于译者的知识背景、时代背景赋予文本的新的解读还是意识形态的变迁?同时, 这种译本是原作作者的声音还是其他译本译者的声音占主要地位取决于其在复译过程中的地位, 即重译本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是主要依靠原作还是依靠已有的译本。译者使用已有译本的频繁程度也影响着新译本中存在的声音, 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只是偶尔借助于已有的译本, 那么已有译本译者的声音则不强, 反之亦然。文本中除含有叙述者、人物角色、隐含作者的声音之外, 还包含转述、典故及引语等, 这些都是译作中声音的体现, 也是研究的重点。

2.语境声音的研究

除译者之外, 还有一系列个体 (如编辑、校对、图文设计师等) 也从不同角度影响着译本的形成。这些个体也是译者的声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个体的研究有助于“译者声音”理论的构建。这些个体在译本中的存在感极弱, 因此他们显露的痕迹只能通过语境材料, 即副文本, 进行研究, 如一部作品的前言、后记, 同出版商、编辑和译者的访谈及往来书信等。副文本是研究重译本中这些个体声音的主要方式。通过前言、后记, 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译者从事复译的动机, 还可以了解到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体现其声音, 即译者是采用与已有译本不同、甚至相反的翻译策略, 还是采用相同的翻译策略, 但在语言层面与已有译本有所区别。出版商在重译本中的声音集中体现在前言、封面简介和插图等方面;这些副文本元素彰显着出版重译本的意图, 如抢占读者市场等。书信、访谈是研究重译本中编辑的声音的重要途径, 因为无论是译本还是前言或后记都无法直接体现出编辑在整个过程中的声音。编辑同时还承担着校对工作, 需阅读原作以保证译作忠实于原作, 避免因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误读。编辑在编校过程中会就修改意见等与译者进行沟通, 这是编辑在整个过程中的声音及其对译本最终形态影响的集中体现。出版商、编辑等个体在翻译中展现的声音对促进多重译者身份理论具有积极作用, 因此, 副文本是重译本声音研究的一种重要研究方式。

四、结 语

复译中译者声音的研究逐渐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因此, 本文首先梳理了文学作品复译产生的动机, 进一步分析当前复译作品中译者声音的研究现状, 指出现有研究理论的建设不足,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复译作品中译者声音研究的两个途径:文本研究和语境研究途径。研究者可以以文本为基础, 借助一部作品的多个重译本构成一个语料库, 分析该作品复译的语境成因, 如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层面上的、文学层面上的, 及翻译准则层面上的动因;还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和沟通与情景相关联的具体动因, 如译者主体性、客户偏好、编辑策略、评论、修改、读者群体等。目前, 文学复译作品中译者声音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者应借助文本和语境研究途径, 充分探索复译作品中译者声音的体现方式、途径, 构建复译作品译者声音研究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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