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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9-10-17 10:14

一、引 言

生命意识, 即人对生命的存在状态、生长方式和终极价值的认知, 也是人对生命本质和人生意义的探寻。人们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始终贯穿在文学作品中, 成为永恒的主题。“五四”时期, 尼采、斯宾诺莎、柏格森等人的哲学影响广泛, 尤其是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引发了作家们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关注。陶晶孙在1927年之前创作的早期小说中, 传递了一系列对生命、死亡、爱情的理解。将小说主人公们的经历与作者的留学生活相对照, 我们能发觉主人公们多是漂泊的留日学生, 陶晶孙早期小说即是“以自己的留学生活为题材”[1], 属于自叙传小说。因此, 从“自我小说”的角度, 可发掘其早期小说隐含着社会现实和个人理想, “有一些明显的不满现实、反抗社会的作品”[1], 而并非郑伯奇最初认为的“他的初期的创作找不出个人的呻吟和对于社会的反抗”[2]。但陶晶孙因在抗战期间受潘汉年隐秘之托而蒙受多年政治冤屈, 加之常年客居日本, 故在现代文坛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早期小说也因其叙事语言的离散性, 在学界还有待深入研究。

因此, 笔者按照生命发展的过程, 即事物从诞生、生长到消逝的过程, 结合陶晶孙早期小说主题和人物的生活轨迹, 分析其中的生命意识, 归纳他在早期小说中体现的对生命的存在状态、成长方式以及终极意义的思考。并通过探寻以上生命意识的成因, 试图展现更为丰富的陶晶孙形象, 以唤起学界对其文学创作和个人贡献的更多关注。

二、生命的孤独存在与叛逆成长

陶晶孙在早期小说中, 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流浪型知识分子精神特质的主人公, 通过描写他们困窘的物质生活、迷茫的情感历程和漂泊辗转的孤独情怀, 表达对生命存在状态的思考:生命的存在状态是永恒的孤独, 人们常常面临着生活的辗转或精神的流浪。

物质生活上的困窘, 让小说中流浪的知识分子迫于生计而孤独辗转。《理学士》中刻画的无量君, 在生活的贫困、谋职的艰难和中日两国之间奔波的重压下, 内心始终有一种无处可归的隐忧。《特选留学生》则用压抑沉重的情感基调, 叙述了主人公无法负担交友费用的心酸, 以及作为弱国子民不得已接受日本官费资助的屈辱。《哈达门的咖啡店》写到:“他到此刻方感觉猛烈的旅愁了, 世界的哪里能够收容他呢?故乡么?故乡的‘没有一物’, 他也不会去了, 日本呢?……他方在这里感受Stranger的苦恼。”[3]125为谋求职位而回国的穷苦留学生, 在饥寒交迫中路过咖啡馆, 内心泛起漂泊旅人的孤独之感。

而情感选择的不安与迷茫, 让小说中流浪的知识分子疏离中心而走向诗意漂泊的边缘。《暑假》和《两姑娘》中的“晶孙”, 迷茫地周旋在两个女性身边, 饱受自由与伦理矛盾的折磨。《音乐会小曲》的《冬》中, 音乐教师是“走去走来到处都没有家庭的放浪人”[3]20。《两姑娘》中, 主人公在中国姑娘“丽叶”和无名的日本姑娘之间徘徊, 难以完成最终的情感取舍。该小说表面是浪子的爱情故事, 而穿过其神秘的叙述氛围探寻到深层, 我们可发觉它实质是一个象征主人公身份裂变的寓言。陶晶孙通过两难的情感选择的情节设置, 和结尾对非此即彼选择的回避, 传递对人生归属感的思考。没有结局的选择, 寓意着人生无法停止的情感漂泊, 表明生命的存在状态是永恒的精神流浪。这些主人公作为流浪型的知识分子, 在情感选择中, 常常离开中心而走向诗意漂泊的边际, 他们的诗意流浪也体现了与周遭特有的疏离感, 这类似萨义德所说的“边际人”。这种对自我的疏离与诗意的放逐实质是流浪者的精神坚守, 也是其生存方式所在。

可见, 在早期小说中, 陶晶孙用主人公物质生活中的困窘辗转、精神世界的不安感和情感选择时的迷茫, 刻画出流浪者的群像。同郁达夫笔下孤单而沉沦的“零余者”带有作家个人的气质一样, 陶晶孙笔下富有流浪精神特质的知识分子, 体现了他内在的生命意识, 展现了他对孤独的生命存在状态的理解。

在这样的孤独存在状态之下, 个体生命应该以何种方式艰难成长?以何种方式完成生命从诞生到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五四”新文学个性解放的浪潮下, 自由和自我意识盛行, 在早期小说中, 陶晶孙通过主人公与现实束缚的抗争而成长壮大的情节模式, 潜在传达出张扬个性与追求自由的成长诉求。

一方面, 小说借精神失常或带有病态心理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呼唤人性的复归。主人公在迷茫的探寻中, 把视线投向主体的内心世界, 逐渐意识到自我不是世界的附属物品, 从而勇敢表露心声和追逐自由。《木犀》无疑是对传统伦理的冲击, 陶晶孙用唯美而感伤的笔调, 叙述少年素威和女教师之间的纯真爱情悲剧。《剪春萝》中, 绿弟与叶弟的同性爱恋也因少年的落水死亡而悲剧收场。陶晶孙让笔下的人物饱受情感折磨, 用他们难以被世俗理解的病态行为, 传递对成长自由的勇敢追求, 对人性本质复归的深切呼唤。陶晶孙用传统道义所不齿的不伦爱恋, 冲破了旧道德的藩篱, 展现了生命成长中的自我觉醒。另一方面, 小说通过描绘主人公对爱情或爱欲的追求, 肯定了人的生命本能。按照弗洛伊德对“本能”的定义, 他认为本能是有机体生命中固有的一种恢复原初状态的冲动, 爱欲毫无疑问是生命的本能。由于陶晶孙的早期小说属于“自传体”小说, 大多取材于陶晶孙留学日本的生活经历, 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在面临成长抉择时诸多微妙的心理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陶晶孙对生命的理解, 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其中一系列名叫“晶孙”或“无量君”的男性们, 他们对纯洁爱情的追求, 对理想生活的憧憬与幻想, 甚至对爱欲享受的渴望, 都是他们出于生命本能的追求, 是潜在的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反抗。而小说中的女性们也勇敢追逐所爱, 例如《木犀》中的不惧年龄差距和身份阻碍, 勇敢与少年素威相恋的Toshiko女老师, 《暑假》中的爱丽和《两姑娘》中的丽叶。她们被陶晶孙摒除了旧式伦理道德审美影响下的保守、禁锢自我的形象, 具有超前的反抗精神和生长的活力。

三、生命的幻想与诗意升华

生命在诞生、成长过后终究会走向衰亡, 而生命的终极意义, 便是追寻生命的价值, 即完成生命的升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主张, 生命不是简单的机器, 不是物质碎片的简单拼凑, 而是一种能自我成长、修复的不停止的力量。生命的漂泊状态和成长中的抗争过程带来的挫折和苦闷, 引发了陶晶孙用梦幻的爱构筑起诗意的自我理想世界, 以完成生命的升华。这诗意世界, 是表达了作者主体情感的理想世界。陶晶孙在艺术上曾主张:“我想, 如小说, 如戏剧等就是一种幻想的谎语。”[3]197其小说中的人物常耽溺于个人幻想的世界里, 用诗意的方式宣泄了情感, 发挥了生命自我修复、成长、升华的力量。他还主张:“性不是人生的全体, 要爱才是人生的根本义。我们由纯洁的爱求个近于美、近于真, 便是人生的目的。”[3]100由此穿透小说中覆盖的零碎社会现实和大量幻想, 我们可以感知其内心深处对新浪漫主义的追求。

陶晶孙在早期小说中, 通过描绘“充满着爱的幻想世界”[4]98完成了走向诗意的生命升华方式。他笔下构造的诗意幻想世界中, 陶晶孙对爱的书写为小说文本增添了特有的梦幻美, 而这爱的主体由亲情和爱情两部分构成。描绘亲情时, 作者的笔调真诚而温馨。《水葬》中刻画了无私而温情的母亲形象:母亲放心不下留学的儿子静成, 便带病陪他重返日本, 在船上发病去世时急切地叮嘱他保重自己, 最后在船行途中去世, 葬入大海。《特选留学生》中, 陶晶孙借用无量君的梦境, 穿插多年前父亲为担负子女学费而当剃头师傅的回忆, 刻画了节俭而温和的慈父形象。描绘爱情时, 作者的笔触轻柔而梦幻, 营造了小说甜蜜而暧昧的诗意情愫:《温泉》中已经分开的情侣竟在旅馆浪漫重逢, 《洋娃娃》细致描绘了女学生偷偷爱慕老师的害羞心理, 《木犀》借用花香作为连接现实与人物回忆的桥梁, 花香中蕴藏主人公年少时热烈唯美的欢爱。《木犀》最早是在创造社成立前由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等人创办的同人杂志《Green》上发表的, 一开始是用日语写成且原名是《相信运命》, 而后在《创造季刊》发表时陶晶孙才把它翻译成了中文。尽管用打字机打印的杂志《Green》只尝试了两期, 但杂志名“Green”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创造社同人对生命的理解、对青春的呼唤和创造如新鲜绿叶的新文学的渴望。陶晶孙在其中的创作尝试, 也传递了他对“那不自由的梦幻中, 我们能够选出一些灌流人性和人生的有风味的独创”[3]197的生命理解。例如《音乐会小曲》的节选《冬》中, 女性想要把蔷薇花放进男士的帽子里, 从而把蔷薇生命的诗意传递给爱人。

陶晶孙还通过对感伤情绪和日常环境的诗意书写, 使其早期小说覆盖了哀愁情调和唯美底色, 从而把生命的孤独存在转换为诗意的情绪升华。在感伤情绪的描绘上, 他不是采用人物语言来直抒胸臆, 而是在人物行动和叙述语调中使从前的温馨回忆和当前的失落现实形成呼应, 从而营造出感伤的诗意美。《洋娃娃》里, C姑娘对洋娃娃倾诉着对钢琴老师的想念时, 语调中蕴含淡淡感伤。《短篇三章》的《表》中, 陶晶孙用无奈而哀伤的笔调叙写了女主人公对旧日恋情的追忆, 对所嫁非良人的遗憾。而在小说的环境描写上, 陶晶孙发挥想象力, 采用比喻和多种意象组合的方法, 展现平凡生活的诗意, 使得人物的日常生活场景有了艺术的灵动气息。《两情景》中, 代表女性柔美的和服襟角, 和门口工艺精良的木屐, 还有面馆里精致的食物, 共同构成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意画面的意象。《海岸烦话》则用比喻渲染了爱情的诗意, 男主人公因爱恋了女主人公, 在主观情感的渲染下认为她的衣服像温室里的一朵玫瑰。《音乐会小曲》中, 陶晶孙用春天、秋天、冬天三个季节来连接小说, 用蒙太奇手法把三段从音乐会中生发的爱情故事拼接起来, 刻画出了主人公历经三场短暂感情后的心境转变。

在早期小说中, 陶晶孙宣泄情感的方式较为含蓄, 不同于创造社同人的郭沫若的热情直接和为性与生而苦闷的郁达夫, 他婉转而诗意地勾勒出小说中片段式的浪漫情愫和神秘色彩, 从而构筑一个充满爱的幻想世界。因而其早期小说中, 人物并不完全是小说的中心, 而是一种抒发思绪的窗口, 人物形象因之也较为抽象化。同时, 小说部分情节也失去了传统的叙事意义, 叙事过程较为破碎化, 线索流动且故事走向多变, 或结尾戛然而止或模糊中带有多重指向意义。笔者认为, 在书写人物感伤情绪时, 陶晶孙像对待艺术品般细细品味其中的诗意, 这显示出了他创作时的文学本体意识的自觉, 也为当时创造社的创作路程开辟了与狂飙突进的号角风格不同的审美向度。他企图通过这种朦胧的诗意升华方式发散情绪, 使小说通向人的心灵深处。因此, 在展现人物心灵方面, 他的早期小说体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萌芽, 一定程度上顺应了20世纪世界文学由外部世界向个人内心转向的趋势, 与之后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中国现代新感觉派小说有着相似的特质。

四、生命意识的精神源流

陶晶孙在早期小说中, 通过书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生活的辗转与精神的流浪来思考生命的存在方式, 通过张扬个性与追求自由的方式来思考生命的成长样态, 通过描绘梦幻的爱、诗意书写感伤情绪与日常环境来达到生命的诗意升华。他是如何形成了从孤独存在走向诗意升华的生命意识的?考察其成长历程与所受文化影响, 笔者从他漂泊经历、淡泊气质、医学家身份对生命和病理的理解、受到创造社诗学主张以及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等方面出发, 探寻上述生命意识的成因。

1.漂泊经历与淡泊气质, 触发了陶晶孙对生命孤独存在状态的感怀

年少漂泊的经历, 让他饱尝流浪辗转的艰辛和感伤。他的祖父曾在太平天国担任过职位, 而父亲参加过早年的革命党同盟会。七八岁时, 父亲因革命被捉入狱的家庭变故让年幼的他提早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十岁随家人迁居日本, 因而相比郁达夫和郭沫若等成年才留学日本的创造社成员, 陶晶孙更早感受到生活辗转的艰辛和精神上天涯沦落人的孤独。漂泊历程让他体会到在故乡成为精神异乡人的无奈, 以及文化失根的痛楚, 因而他早期小说里的留学生, 常带有流浪型知识分子的感伤和置身于现实与理想错位的身份焦虑。除了外部环境的变动和历次漂泊经历, 自身的病弱体质与淡泊性格也影响了陶晶孙对生命孤独存在的思考。在《晶孙自传》中, 他自述幼年饱受遗传疾病折磨和体弱困扰, 性格纤弱, 感受力发达, 这也触发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加上他始终远离名利场, 在独自沉思时更常体验到生命存在的虚无与漂泊感。他曾在散文中提及对文艺远离政治的理解:“我又想到文艺原在时代之前, 它是新思想新精神的摇篮, 文艺不必一定要有政治的利用。”[5]356他还曾表达过未来远离文坛的想法:“安慰些青春, 总不敢走上文坛之旁, 发抖地坐在王座附近。文学和文坛不同, 不适应文坛之人应该早些退场。”[5]364他内心始终有着一种“在”而不属于任何场域的虚无漂泊感。

2.医学理性知识, 启发了陶晶孙对生命成长与演变的深刻思考

1923年, 他从九州帝大医学系毕业, 但不同于创造社其他成员的是, 他始终以医生为终生职业, 且是中国现代的预防医学与寄生虫研究的泰斗级专家。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算是他的“兼职”。而医学特有的科学思维, 促成了他对于生命哲学的深入思考。在其自传文章《学医的几个文人》中, 他认为医学和文学之间是可以相互联通的, 医学通过连接文学来参与人的主观生活:“有人从观察病症而入观察人性, 把所观察的人性, 以作文艺作品。”[5]231可见, 医学和文学共同启发了他对生命与文学的哲思。而医学的科学严谨思维, 促成了他对生命变化的客观认知。众所周知,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 通过描写狂人眼中的诡异月光, 真切刻画了精神病人的特有状态。陶晶孙在早期小说写作中, 凭着对病理的了解, 强调“病变一定携带着精神的症状”[5]232, 他通过准确分析人物精神和思维状态, 传达了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 以及对自由与理性的向往。同时, 陶晶孙曾自述, “原来我是一个极同情于病苦的医学生”[3]197, 医学经历促使他在小说创作中有着更为清醒的责任感和同情心, 因而对于生命有更多的珍惜和体察, 在人物塑造时也更加贴近人物的内在精神状态。

而音乐才能又为陶晶孙的创作打开了诗意的窗口。在大学期间, 陶晶孙掌握了钢琴、大提琴等乐器和谱曲的乐理知识, 1923年, 他担任了东北帝国大学交响乐团的指挥。他还曾在物理系学习过音响生理学, 为郭沫若的诗剧《湘累》中的六首诗《湘累的歌六曲·赠郭夫人安娜》写过五线乐谱。在早期小说中, 陶晶孙多次安排了音乐会场景和人物的音乐家身份, 他或者把专业的乐理知识融入其中, 或者让人物的语言富有乐曲的节奏感, 使得小说有玲珑精致的诗意美感。例如《音乐会小曲》采用的叙述语流轻盈, 韵律充满音乐节奏感, 与小说中的钢琴演奏家人物身份交相辉映, 这使得小说既呈现出音乐的结构, 又带有内在故事联系的散文诗般的诗性结构。

3.生命哲学的“破坏与创造”引导了陶晶孙对叛逆成长方式的认同

“五四”时期, 尼采、斯宾诺莎、柏格森等人的哲学涌入中国,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当时曾受到诸多关注。在柏格森的生命创造进化论影响下, 作家们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性, 更加重视发扬“人的文学”。陶晶孙和所属的创造社成员一起, 用青春的创作激情完成了对原有秩序的破坏和对理想世界的创造。

在“破坏”方面, 获得生命冲动的人是绝对自由的, 他超脱了善恶的限制。柏格森强调的生命直觉启发了陶晶孙用艺术冲动与破坏表现对生命成长的思考。因而他的早期小说中, 一部分男性情绪失常、行为冲动甚至不受控制, 其他人物们也常在漂泊异国时呈现出反理性的倾向。根据弗洛伊德的分析, 人拥有两种生命本能, 一种向生另一种向死, 人很容易在生活中体验到充满活力的向生能量, 但死的本能常常转换成对于自身或者他人的破坏, 这种破坏本质上是一种生命思考的延伸。事物新生或壮大的代价常常以某类旧物的摧毁甚至是死灭为代价, 大树最有生命力的时刻并不是在微风中静止, 恰恰是暴风雨造就的部分树枝损毁证实了其生命力的强大。陶晶孙久居日本, 日本文学特有的“物哀”审美意识也影响了他对生命的理解。日本审美中的“物哀”不是感情施舍, 而是人与外界平等的情感互动, 包括赞赏、怜爱、共鸣、哀伤、悲悯等情感。从地理条件上看, 日本虽然被浩瀚的海洋包围, 充满浪漫生机, 但岛国的地形狭长, 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等频繁发生, 美好的事物常在瞬间被毁灭。因而日本民族的审美中, 珍视的是一种稍纵即逝的美。而佛教和禅宗所传达的生命的虚无和无常, 也加速了日本民族的“物哀”审美意识的形成, 让他们更坚定地认为美好事物是短暂的, 生命意志常常需要用向死而生的方式来呈现。陶晶孙的散文常折射出向死而生的生命意志:“死神在嗤笑”“人多活最可耻, 假如年轻自傲, 能像许多自知美丽的女子……可是年老就不是, 他们要吞气, 忍耐留心, 耐心受年轻人一句‘老头儿’。”[5]362这种渴望通过死亡留住樱花般短暂绚烂的生命的想法, 体现了日本物哀审美对他的影响。

在“创造”方面,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认为, 真正的自由是自我纯粹的创造。陶晶孙开始创作时, 正是创造社初期, 其中标榜的创造精神便是在创作中完成生命的修复的精神。相比于同时期大胆描绘东洋女性的妖娆肉体风姿来抒发性的苦闷和爱的缺失的郁达夫, 陶晶孙的表达是含蓄而梦幻的。他的创造力度较为柔和, 他在小说中通过设置无疾而终的纯真爱恋来表达情感选择的迷茫, 人物的感情并未涉及太多欲望和外界纷扰, 而是落实在细微真切的爱恋过程中。同时, 陶晶孙对东洋女性的描绘, 很少从女性身体切入, 而是细腻描绘了许多性格善解人意、气质清新自然和对未来生活怀抱热切希望的温柔东洋女性。

而浪漫主义文学宗旨的影响, 加剧了陶晶孙通过创造幻想世界来走向生命诗意升华的决心。他自述受到雪莱与拜伦的影响, “因为从中学读德文”, “偏着日耳曼文学”[6], “我们崇拜美和爱”“把自己放在很大的欢喜之中了, 那就是真正的纯洁, 青年和美”[5]339, 其弟陶乃煌也证实“我们会谈到歌德、席勒和海涅诗歌的异同”[4]9。引领创造社初期活动的浪漫主义, 以不安与萌动的主情幻想席卷着陶晶孙的内心, 并与他内敛的性格、现实的漂泊和苦闷相结合, 因而他不是通过郁达夫那样狂飙突进的破坏方式达到个性与自我的复归, 而是通过营造对美好事物的幻想来塑造生命理想。陶晶孙在小说中采用温和的梦境方式, 用爱和幻想塑造理想的青春世界, 这传达了他对生命哲学的理解, 对生命成长向自由复归的肯定。

4.陶晶孙身处的文化氛围, 也为他营造诗意的幻想空间提供了潜在素材

文化对于叙事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根据罗兰巴特的叙事学理论对三个叙述层的分析, 功能层包含文本主题, 而行动层指向作为行动主体的人物。由于主题、人物的人格都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含义, “文化背景的变迁为叙事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历史条件”[7]。在叙事空间上, 传统儒家文化、故乡江苏的水乡风光, 以及日本的摩登都市, 为他塑造爱与幻想的梦境提供了或温柔或梦幻的空间素材。而在人物的个性气质上, 采用意识流塑造人物内心的手法, 也体现出陶晶孙对外界的回避和退守到内心世界的趋向。正如柏格森所理解的, 每个人脑海中均有不间断涌动的意识流, 只有暂时性的注意力可以使其中的意识凸显。因而, 陶晶孙通过把笔触深入人物怯弱内心和空间幻想以抒发他自身压抑的生命情绪, 尽管这种幻想有超越俗世的诗意之美, 但因情绪不连贯且较为个人化, 缺乏小说连贯的生命意志和活生生的细节。因此陶晶孙对理想世界的创造, 在与同时期创造社他人对比之下, 和他的早期小说一样, 充满幻想但纤弱如空中楼阁, 缺乏稳固的现实基石, 局限性也显而易见。

五、结 语

总之, 陶晶孙的早期小说, 在生命意识的表达上, 魅力与局限性并存。一方面, 他把小说创作和生命的孤独存在状态、叛逆成长方式和诗意升华方式互相联结, 从而与创造社同人构筑起了“生命的文学”的理念。而这生命意识的形成, 则与陶晶孙漂泊的人生历程、疏离淡泊的气质、医学家身份对生命和病理的理解、受到的创造社诗学主张以及文化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陶晶孙在早期小说中, 完成了自身对生命从孤独存在到诗意升华的哲思, 也呈现了所属创造社对生命与文学的理解:“生命与文学不是判然两物, 生命是文学的本质, 文学是生命的反映。”[8]这为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思想血液, 但另一方面, 陶晶孙早期小说的生命意识也因小说狭窄的留学生活题材、较为离散的叙事语言和空中楼阁式的理想世界营造而显得意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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